张闻天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所公认的。可是，他的伟大之处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他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作出了哪些历史性的贡献，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清楚的。因此，在纪念张闻天90周年诞辰之际，历史地初步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第一，五四运动期间，张闻天与李大钊遥相呼应，在中国南方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传播马克思主义是这个伟大开端的最重要的内容。1919年8月19日至21日，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连续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旗帜鲜明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章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观察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他说：“要进窥中华民国的社会之先，不可不晓社会的变迁”，“按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吾们可以晓得：社会问题经了四大变动”。他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现在最紧要的是铲除士大夫阶级”，也就是“革命的目标”。当然，“这大约是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不过起革命的要是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民)”。因此，他把“实行普通选举”和政治民主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而将由“劳动者把资本家推翻，由劳动(者)自己组织一切”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二步”。这就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最初表述。不仅如此，他在《社会问题》一文的最后，全面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提出这十条纲领适用于很进化的国家。因此，《社会问题》一文的发表，是张闻天站在时代的前列，在中国南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文献之一。
《社会问题》一文的重大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发表的时间与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发表)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9月开始发表)两篇重要论文发表的时间，几乎是同时的。这样南北遥相呼应，起了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社会问题的积极作用。这是19岁的张闻天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第一个重要贡献。
第二，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关头，张闻天促成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标志着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伟大的开始。通过张闻天的鲜明立场和积极行动，实现了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1943年，张闻天在整风笔记中曾经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共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② 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1版，79、5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后来，毛泽东在1945年3月10日的一次讲话中也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②这就说明，张闻天在促成胜利召开遵义会议上是起了大作用的。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即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最后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二三月间，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也写着：“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会议最后决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②这正是对张闻天这一伟大功绩的历史记录，也是对他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关头能作出的重要贡献的充分肯定。
第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张闻天始终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5年6月至1938年3月，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一场最严重、最尖锐的路线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身负党中央总责的张闻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35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的有利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是，张国焘却与中央的正确方针背道而驰，他不仅不主张攻打松潘，而且要向川康边退却。6月24日，张闻天在撰写的《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中，就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从战略的高度不指名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接着，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的会议，坚决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上，张闻天作了总结发言，并起草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8月3日21时，张闻天署名下达了“万万火急”的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国焘、昌浩、向前：请准于明4日10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5日，会议在通过的决议中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9月，张国焘违背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拒绝北上。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擅自指挥红军南下，反对北上的分裂反党活动。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指出，同张国焘“右倾军阀主义”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从退出通南巴起，已经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中央争取他，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会后党中央决定：关于国焘问题的决议的起草问题，“由洛甫负责”。1936年1月13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指出他同党中央的争论是政治原则上的争论，提出他成立的临时中央，必须自动取消。1937年3月31日，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张国焘错误的主要内容，分析了错误发生、发展和破产的历史过程，指出这一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恶果以及全党取得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胜利的原因等。扩大会议根据张闻天的总结，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938年4月，张国焘逃出边区，6月7日张闻天撰文详尽而深刻地批驳了《张国焘败告国人书》。②《张闻天选集》，1版，186—20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总之，大量事实证明，张闻天在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制定者。
九一八事变后，张闻天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新的认识。1933年初，中共中央发布了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的宣言。11月21日，张闻天在《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中，根据列宁要获得大量同盟者的教导以及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的抗日反蒋事变，就曾尖锐地指出：“我们要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者，这种关门主义者不知道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动摇，来取得我们自己的利益。”②1935年11月17日，张闻天撰文明确指出党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策略进行抗日反蒋。接着，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关于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专门作了报告，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意见，包括反对关门主义。在此过程中，张闻天还将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写信给在前线的毛泽东。毛泽东于12月1日复电张闻天，表示完全同意。也正在这一天，张闻天在发表的《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教育我们的同志，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或‘左’的消极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关门主义成了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② ③《张闻天选集》，62、85、264页。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讨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博古发表了不同意毛泽东关于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见后，张闻天针对争议的问题，作了与毛泽东“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发言。最后，张闻天在总结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为会议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6年3月20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报告，指出：“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②4月20日，他撰文写了《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强调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核心。1938年10月15日，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1939年8月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的讲话。1940年8月10日，他还撰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一文，指出：“抗战正在最困难的关头，全国人民正仰望着中国共产党拿出办法来，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与否，对于以后时局将起决定的影响。”他继续强调：“为了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们必须开展反对党内关于这一政策的两种倾向的斗争，即反对关于这一政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③
总之，在这个时间里，张闻天为倡导和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并且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实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
第五，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解决西安事变提出了正确的基本方针。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我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国内重大政治事件的标志之一，它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在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就发表了“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一独到见解，明确提出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根本方针。在对待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张闻天同毛泽东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他表示：要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要派代表去西安。12月16日，中共中央即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参加谈判。12月19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进一步对事变发展的前途、党的根本立场、和平调解的策略，以及党对失败前途的准备等，作了论证和说明，并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以此统一全党的认识。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张学良被扣的紧急时刻，他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现场共商大计。当时，张闻天极其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们有确定的方针，而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与动摇。”张培森：《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载198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由此可见，张闻天在中共中央完成从国内战争转入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战略转变过程中，又一次地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第六，张闻天为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坚决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曾明确指出：“在抗战初期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同志完全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他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并在全会作了组织报告。”《邓小平同志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词》，见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报》。这个“完全”，可以说是张闻天一生中所作出的第六个重要贡献。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一开始，王明于1937年11月就急急忙忙地要回国。当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一下子看出了他的企图，并当众严肃地告诫他：“你是共产国际书记之一，但不要以共产国际书记身份出现，要尊重国内同志，尤其要尊重毛泽东同志。”高军：《伟大的战士任弼时》，1版，10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又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1979年12月27日载《人民日报》。可是，王明回国后，竟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12月9日至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的报告中，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批评洛川会设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此，当时就遭到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抵制。会后，他在长江局竟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同党的路线、方针相对立的宣言和主张。1938年2月28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王明的错误主张指出：“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并且强调指出：我们就是要“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张闻天选集》，158—159页。
1938年9月28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华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担负着关系全党和全国人民命运的历史任务。会前，即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三)毛泽东作政治报告。11月6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错误，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决定撤销长江局，从而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所以，毛泽东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张闻天为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再次立了新功。
第七，在中国革命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张闻天编著出版了第一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从1940年的鸦片战争写到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对每次革命运动(包括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的经验教训都作了深刻的总结。关于这部著作的重要历史意义，胡华同志在《读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文中高度评价说：洛甫同志编著出版的这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教本，范文澜等许多同志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方面的书，都是参考了洛甫的这本书的。直到解放前，解放区各种干部学校都以这本书作为课本。因此可以说，洛甫同志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方面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位开山祖。胡华：《读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文，载1988年8月25日《人民日报》。
第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张闻天最早提出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内容。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张闻天在文化政策和发展文化运动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尤其最早地提出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内容。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中，第一次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内容，作了系统地科学地阐述。之后，即1941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中，对张闻天的这一独创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讲道：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呢？洛甫同志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1版，(1938—1965年)，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这完全可以说，是张闻天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第八个重要贡献。
第九，张闻天较早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成分，科学地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
张闻天的经济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他在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和政策方面，曾经提出过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成分的理论。1948年9月15日，张闻天在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一份题为《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明确指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张闻天选集》，306、406、407页。在中国共产党内，张闻天提出和阐述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成分的思想，为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的“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份提纲中，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和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就是张闻天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实行和平改造的卓越思想。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形式，在东北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以后还会发展，特别显著的类型如下：(一)出租制……(二)加工制……(三)定货制……(四)代卖制……现在东北加工制的形式比较发展，其余的形式还在开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或交换的一定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些条件，从生产与交换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依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承认‘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范畴，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和组织。”《张闻天选集》，306、406、407页。张闻天在东北经济实践中的这一独到之见，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总之，张闻天起草的这个提纲，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曾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处理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第十，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诚恳地批评了党的工作在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
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指导思想上端正党的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7月21日，张闻天在长达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中，完全支持彭德怀，指出他的意见书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更为重要的是，张闻天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大跃进”以来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的看法。他实事求是地历数了“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紧张和很大损失，明确指出：骄傲自满、主观主义、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产生错误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在经济建设上，政治挂帅不能离开经济规律，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在所有制问题上，集体所有制现在是如何巩固和稳定的问题，不是强调要改变的问题；在分配问题上，按劳分配坚决贯彻，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这些见解，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些批评，在当时也的确是比较尖锐的。但是，这些正确的见解和诚恳的批评，当时并没有被毛泽东所理解、所接受。后来，即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了由于毛泽东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就历史地肯定了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仅就笔者所列举的这十个历史性的贡献来看，张闻天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面，还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新方面，还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方面，他都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张闻天的伟大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张闻天是作出杰出贡献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华民族史上，张闻天是闪光的优秀人物之一。
张闻天之所以能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这些重要贡献，除了客观条件之外，从主观上来讲，我认为，就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他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革命家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理想，而且还因为他们始终能够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张闻天选集》，166页。张闻天是这样说的，一生中也是这样做的，而且是不论在任何困难之下都坚持这样做的。
当然，对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仅仅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具有革命家和理论家的独创精神，真正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他曾经非常谦虚地说过：“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了一下中国的实际。不容讳言，因为我是开始学着射箭，所以我觉得我的箭术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着上次总觉得要熟练些。求得射箭术的进步，除实际练习外，是没有其他方法的。一次两次是射不好的，必须几百次、几千次的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练些，射得更加正确些，所以，我并不惭愧，因为我原是一个初学射箭的人。我也并不着慌，因为我还准备长期的从容不迫的射下去。”《张闻天选集》，341页。这就是张闻天一生能够不断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许多重要贡献的根本原因。他对马列主义的这种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写于1989年12月15日
作者附记
关于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召开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耿飚同志在1990年8月29日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的发言中，曾回忆说：当红军进军到贵州黄平这个地方的时候，时间大约是阴历十一月中旬，按公历算也就是1934年12月下旬的时候，张闻天同志身体不大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同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一个橘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次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来指挥。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所以认真想起来，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详见《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