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惭愧，小时候我不是个好战士。
1945年秋天，我在敌工部门当通信员。首长对人严厉，我很受拘束。举例来说，我跟首长住里外屋，他住里间炕上，我在外间用门板搭铺，他睡得晚，每天都叫我先睡。有天我躺下后还没睡着，他出来把我脱下的军装拿起。我翘起头往里间屋一看，他竟在灯下帮我抓虱子。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猛地一拍桌子叫了起来：“别睡了，起来洗衣裳去！军装穿这么脏，虱子滚成蛋了，你是抗日军人还是地主羔子？真给我丢人！”我满心感激变成一肚子委屈，尽管困得两眼发直，还是蹶着嘴起来洗衣裳。
首长是单位里惟一结了婚的人，爱人姓张，在地方上当区妇救会主任，厚道温和。她一来我就得到了解放，不仅可以搬到文书、干事们屋里住，晚上跟他们玩扑克“吹牛”，白天的杂活也少了许多。除去传达命令跟打饭，别的事不用我再动手，刷碗，扫地、烤烟叶她全包了，她洗衣服时连我的军装一块给洗，比我自己洗得干净。
阴历七月初七，牛郎会织女的日子她来了。首长说：“后勤部通知咱们去领鞋，下午你跑一趟。”我如同接到了放假令，连蹦带跳就离开了驻地。后勤部离我们村十里路，中间隔着两个村庄，两村各有我一个朋友。一个村里是修械所，有个工人跟我一同在日本当过华工，回国后逃出虎口参加革命，分配在修械所工作。他在日本给“旋盘工”打过下手，多少懂点技术，到了这儿竟被视作技术工人，正常供给之外还发他一份技术津贴。跟我相比他就成了老财。有机会我也就毫不客气地找他打牙祭。另外一个村驻着警卫连，相距不到两里，早晨我常出来看号兵们拨号，跟号兵小吴成了朋友，中午人家午睡，我俩就弄根木杆缠上点蛛网到树上粘吉鸟，下河摸鱼。不幸偷老乡萝卜时，被人发现，回来挨了顿狠批，近日断了往来。我决定先公后私，先去领鞋，回来时顺路看这两个朋友。
我到后勤部时已经下午两三点钟，正碰上领导干部们急急往司令部走。我找到管理员，他指着我的鼻子说：“别的单位都领完了，你怎么才来？再晚一会你就不用领了。”我说：“你也就是吹吹，敢扣我们的鞋？连首长的一块扣？”他说：“首长们去开紧急会，八成有任务。一打包装驮了，你上那儿领去？”屋里有一堆鞋，他叫我自己挑。都是大号，首长好办，可挑不出我能穿的。管理员不耐烦，扔给我一双说：“找房东大娘大嫂的给你后边缝上一道，前边再塞点棉花不就完了吗。红军光着脚还过草地呢！”
管理员是老资格，跟他没价钱讲，只好拿了鞋到修械所去。
我不知别处有没有这样的修械所！一没有电，二没有蒸汽机，机器转动全靠一匹骡子。院子里挖了个坑，坑口子装个铁轮盘，骡子像推磨那样拉着轮盘绕圈子，屋里的天轴就跟着转。天轴上的皮带又带动全屋的车床转起来。我相信这是我们中国的又一大发明。进院时那骡子正站在原地打瞌睡。我捡根树枝朝他屁股上捅了一下，他用甩尾巴迈开步了，就听到屋里喊道：“谁这么讨人嫌？”随声就跳出一个人来，正是我那位朋友。他见是我，摇摇头说：“这也是闹着玩的吗？不招呼一声就发动，出了事故怎么办？”
我看他千了一阵活，下班后他照例去小店买来酒跟驴肉，招呼两个工友一块吃饭。边吃边聊，他们说刚接到通知，要在某村附近修飞机场，要他们厂帮助制造什么机器。我不喝酒，但趁他们说话的工夫吃了一肚子驴肉。吃得一半，厂部通知听紧急报告。我只好告别，这时太阳已经落山。
走到警卫营村外，正打算去找那小号兵，忽听村里吹起了进军号。不是一只号，好像全连的号兵在合奏。接着又响起了锣鼓，再一会可就听见歌声了：“八路军来独立营，谁来参军谁光荣，骑着马来披着红，光荣光荣真光荣……”
我正往村里跑想看热闹，村里人却潮水般拥向河边打麦场来了。一群青年敲着锣鼓，跟着是识字班姑娘和儿童团扭秧歌。民兵排着队，随后是抱着孩子的大嫂，背着粪筐的老大爷，一边纳鞋底一边走路的老大娘……我站到场边看热闹，一个大嫂推了我一把，说：“看啥咧，哟，队伍上的人还害臊呀？扭吧！”我问她：“你村有啥喜事呀？”身边一个民兵奇怪地问我：“啥喜事？鬼子降服了！你不知道？俺们都知道了，队伍上没传达？”这时有人领着喊起口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我不由地跟着喊起来，随后也就跟着扭了一阵秧歌，可一边扭一边觉得这事来得突然。难保不是误传。昨天学习时，大家发言一致认为狼死还要蹬三脚，日本鬼子垂死挣扎，要提高警惕，防备他对根据地疯狂突袭！我决定赶快回去问一下真相，要是真的日本投降，我更不能在外瞎游荡。
我风风火火地往回跑。进了村子，碰到老乡正拿小凳，提着蒲垫往村边会场上走。
赶回驻地，还没进院就听到里边又说又笑，还有人鼓掌。进了门只见当院摆了张八仙桌，桌上放着烟叶和卷烟纸，大小茶缸，看样子是刚散会，干部们站在院里聚成堆说笑，协理员跟司务长把胳膊伸在桌上掰腕子，卫生员和文书在墙根比赛拿大顶，首长催促说：“行了，行了，赶紧参加村里的群众大会去，别等着人家来请。司务长马上派人去打听哪村杀猪了，割几斤肉来，今晚上怕要干通宵，夜餐吃没了……”
人们陆续走出院子，首长看见我站在门口，走了过来。我很为迟到后悔，做好准备诚心诚意地接受批评。他却问我：“你回来晚了，刚才传达了日本天皇今天在广播中宣布投降的消息和上级的有关指示厂。
我说：“我已经在外村听到消息了，没敢信。”
他说：“我猛一听也不敢信，可细一想咱们已经打了八年了，死了多少人呀！行了，有话以后再说，拿你领的鞋来，咱穿上新鞋参加群众大会去！”
我这才发现两手空空。不知什么时候把鞋丢了！大概是丢在参加扭秧歌的地方。
首长脾气从来没有这么好过，见我发愣，摸着我的脑袋笑笑说：“鬼子都投降了，你也该长大点了，还总当通信员哪！”
在会场上听到区干部传达日本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事，才知道七月初七这天，按阳历说是8月15日！
新四军文工团和陈家白庄
1945年9月日本投降，陈毅同志北上以新四军代军长兼任山东军区司令，率军部进驻到省府所在地临沂。这时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没从大后方调出来，全国人民要和平要民主的呼声高涨，蒋介石作和平姿态，国共谈判，签订停战协议，召开政协会议，一片和平景象。军文工团(正式名称是“新四军、山东军区文工团”)这一时也忙于接待以马歇尔打头的“军调执行小组”。
进入1946年，蒋介石调兵遣将就绪，丢开政协决议，筹备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局势紧张起来，住在临沂城里的机关、部队开始向四乡疏散。文工团先迁到城北俄庄，不久又转移到临沂城南陈家白庄。因为新四军领导机关都驻扎在罗庄一带。
陈家白庄的老乡对文工团热情欢迎。队伍还没到，各家房东就把房子腾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部队到达时村干部们把铺草都给预备好了。全村群众都到村前夹道欢迎。我们班住在村中间偏西一个夹道北头，有三间正房、三间东屋、两相西屋。房东大娘和他儿子住正房，我们全班住两间西屋，东屋住的是两位刚从滨海调到我团写剧本的老同志。其中一位就是后来成了上影著名导演的傅超武，房东只有老大娘和儿子两人，大娘年岁已大，重劳动活都是儿子一人干，院子里原来比较脏乱。我们住进后，按传统把挑水扫院子的零活全包了下来。正房檐下挂着木箱，养了不少鸽子，原来正房窗台上下鸽子粪成堆，我们来后每天给扫得干干净净，还把鸽子粪给堆到一块替房东积肥。大娘高兴得合不上嘴，赶上星期天，我们改善生活，领回面、肉来包饺子，她都抢着为我们帮忙。平时我们在院中活动，老大娘就坐到门槛上看。
军文工团可算是山东根据地最高文艺团体之一，其成员既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也有来自上海、北京、济南的专家名人。原团长陆万美曾担任过“抗演六队”队长，后来接替他的张望同志是老新四军。著名的作曲家李淦(水金)是我们的教导员，副团长黄灿出身于元老级话剧团体“南国社”。下边的人也不弱，以戏剧股来说，股长白文原是上海苦干剧团的台柱之一，和石挥、张伐是老搭档；丁世贤(就是建国后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的丁峤)演雷雨中的鲁贵，红遍苏中、苏北根据地；郑重是40年代红遍南北的电影明星，布加里是闻名鲁中鲁南根据地的革命艺术家……在他们指导、带动下，一批年轻同志经过努力学习和工作中的锻炼，已显露出艺术才能。其中不少人在建国后成了各自领域的名家。如画家彭彬，诗人顾工，音乐界名指挥胡德风，女高音歌唱家马旋，书法家姜东舒，电影女导演董克娜，电影演员铁牛、李玲君、孙永平……
文工团在陈家白庄这段时期，做了几件令人难忘的工作：
一是到城东相公庄迎接东江纵队。1946年夏季，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执行国共两党和平协议，把在广东敌后抗战八年的东江纵队调遣到山东来。山东军民做了充分的欢迎准备。文工团在陈家白庄排演了《最后的命令》、《抗属真光荣》。东江纵队由美国军舰送到烟台后，由胶东又转移到临沂来。文工团奉命在东江纵队的必经之路城东相公庄守候，舞台就搭在大路边，连续几天为经过那里的东江纵队演出。东江部队成员都是广东人，骤然离开家乡，来到生活习惯不同，连语言都不通的北方，本来有种背井离乡的苦恼感，没料到行军受到这样亲切热情的欢迎，他们极受鼓舞，坚定了跟山东人民并肩战斗的决心。
二是在陈家白庄排演了不少优秀节目，为满足部队文艺生活做了贡献。如多幕秧歌剧《改邪归正》，多幕话剧《气壮山河》、《占鸡岗》，独幕话剧《最后的命令》、《志愿兵》。已经演出过又重新复排的戏有《抗属真光荣》、《夫妻识字》、《兄妹开荒》……我们是在这里初次接到从延安传来的《白毛女》剧本，已经准备排演，可是解放战争打响了，文工团一部分人开往了前线，一时没有演大型戏剧的条件了，这才停止了排演。
三是在和平气氛还较强的时期，文工团为减轻人民负担，改善生活，开展了生产运动。有两种生产方式。一是用小车到罗庄附近小煤矿装煤往城里送，两个人推一车，推一车煤可挣几元钱北海票；二是从有关商店领来毛线，替他们打成毛袜子，打一双几毛钱。我当时年纪小，推煤人家不用我，只好打毛线。打了半个月，才打了两双。因为我打出的袜子一只长一只短，人家勉强收下，却要少给工钱，所以只挣了不到两元北海票。钱虽挣得不多，但那种为减少人民负担、努力劳动的艰苦精神却使我终生受益。
陈家白庄的乡亲把文工团当自己家人，文工团也把陈家白庄看做自己的家。文工团过节、庆功会餐一定要请上村干部，村里减租减息取得胜利，文工团也开会祝贺。文工团排了新戏，照例先演给乡亲们看一场，听取大家意见，然后才正式到部队演出。乡亲们在看文工团节目中也提高了觉悟，所以当年秋天，政府动员翻身群众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时，陈家白庄一次就有十来名青年报名参军。村里给参军的青年披红戴花，骑上扎了红绸带的马；文工团同志组成乐队秧歌队敲锣打鼓吹拉弹唱，从陈家白庄出发往南往西到罗庄一带游行一圈，出村时参军青年从各人家中由乡亲鼓着掌送出来。回村时文工团早布置好会场，下了马老团员先帮新同志换上军装，然后陪他们参加欢迎大会。欢迎会结束又举行宴会，宴会请新同志家属和陈家白庄村干部一起参加，那一天全村从早到晚都沉醉在热气腾腾、欢欢喜喜的气氛中。因为陈家白庄这批青年参加的是文艺团体，所以其中有好几位后来都成了上海、北京电影厂的音乐家和电影工作者。也有在战场上立下过战功甚至光荣负伤落下残疾后转业还乡的，他们回乡后又在家乡经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如我的老战友陈进田、陈宝田，如今健在，而且仍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的成绩。
前几年我和老战友顾工一起回陈家白庄看了一下，回北京后丁峤、马旋、彭彬都向我打听老乡们的情况。转眼过了半个多世纪了，但只一息尚存，我们都不会忘记和罗庄人民血肉相连的情义。
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
淮海战役已经过了一年了，当我们庆祝淮海战役一周年纪念时，不由地想起了我们那时所作的火线文艺工作，我们找出了那时的日记大家轮流地朗诵，最后大家都觉得应当摘出几段来寄给“文艺报”，从这里也可以多少反映一些在战争中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
十一月二十八日
从接受下某纵展开火线文艺工作的命令，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前天到达了纵队政治部，由于部队要迅速地向西追击从徐州逃跑的敌人，所以一直到今天，政治部宣传部长赖少奇同志才抽出一点空子来给我们指示工作。并且详细地介绍了部队的一般情况，具体地指出我们应该深入野壕地堡，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号召我们在战斗中学习，也就是说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
夜行军，继续向西追击，敌机在我们前方轰炸得很凶，隐隐的可以看见炸弹的火花和因被炸而起的浓烟。照明弹在空中摆了个半圆形的圈，机枪声和着爆炸声，响成了一片，根据经验判断，前头部队已和敌人接触了，更确定地说是把敌人包围了。在路上大家都交谈着怎样到战士群中去开展火线文艺工作，和互相间表示为兵服务的决心。
走得很快，白天所看到的被炸的那个村庄，现在已横在我们面前，在离庄子三里路的地方休息，在这里就嗅到了火烧的焦味。从庄里逃出的老百姓口中知道这个庄就是早就闻名的“雎溪口”。他们说白天飞机在这庄上炸了有一下午，村西头300多家着了火，逃出来的人就是遭难者。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日他娘，前三天龟(国)军还在这镇上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看吧，谁要老百姓死，谁要老百姓活，一看就明白了。今天要不是过路的解放军同志帮着救火，我看全庄连根草棒也留不下。”在路上大家回味着老乡们的话，腿上似乎更有劲了，有些同志低声地唱起来——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跑掉，
看敌人动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