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虏伯，这就是我。”这句话对太阳国王路易十四的话稍做了些变动。用这句话来描述贝托尔特·拜茨与克虏伯的关系是再恰当不过了，即拜茨与克虏伯公司和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点从克虏伯这个概念上移到了代词“我”上面。
几年以前，贝贝还把自己首先看成是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转世，是的，他一直坚持这样做，似乎他与死者之间有一个看不见的通讯线，而现在，在最近两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鉴于他失去了部分权力，他不情愿地退休，鉴于他感觉末日正快速到来，他越来越经常地撕下阿尔弗里德这块遮羞布。他眼前可能出现一种幻影，有一天他将不再拥有山庄公园里的标准房，他将没有秘书会为他工作，没有必要再有工厂保安来保护他。这样的时候到来后，他会在他的私人住宅里觉得时光很慢，这个私人住宅永远属于他。贝托尔特·拜茨觉得有必要为自己建纪念碑，使他死后会有人怀念他。
直到今天，他都没有把家事安排妥当。无论如何，在对他最紧要的部分没有安排妥当。克虏伯公司康采恩的风云只是在缓慢地变化，克虏伯及克虏伯人最迫切需要的安静并没有到来。弗里得里希·克虏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新换领导仍然太新，尚无法评断他们的业绩，贝托尔特·拜茨向其他董事长同样提供的两年试用期，格哈德’
克劳默尚没有度完。在最近两年，基金会与克虏伯家族关系正常化的大好机会也错过了。23年过去了，阿尔弗里德去世这么久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已持续这么久了，他仍然不愿意将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中一个职位提供给一个姓冯·伯伦和哈尔巴赫的人。他仍然不愿意象征性地与康采恩的传统和历史联结起来。相反，他越来越经常地、越公开地利用留给他的工具即分发基金会资金，来为拜茨这个名字增光，而不是为克虏伯这个名字争光。最明显的例子是最近几年流向民主德国的钱。
在民主德国发生温和革命之前，但在艾里希昂纳克造访埃森之后，拜茨与昂纳克紧接着在格莱夫斯瓦尔德举行了会谈。在埃森，拜茨以所有最高的国宾礼节接待了昂纳克，而格莱夫斯瓦尔德会谈的起因，是1989年6月格莱夫斯瓦尔德教堂的重新开幕仪式。在他的欢迎词中，艾里希·
昂纳克把贝托尔特·拜茨的名字列在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州总理和原联邦总统卡斯腾斯的名字之前。他彬彬有礼地向拜茨(而不是向克虏伯基金会)表示感谢，感谢他向教堂的地面供热设备捐款，并指出，拜茨通过这一捐赠证明，他与他青年时代的城市的联系。
贝贝还证明，他与他青年时代所呆过的地方有着私人联系。他在策闽的诞生地几年前已经得到修缮，花费了不少钱，似乎可以猜测，基金会的钱也流到了这里。在新闻报道中还有，1990年初，拜茨也向他的前波莫瑞故乡捐赠了6辆大众面包车和一辆带有医疗器械的货车。当然，其中一辆就停在德闽县城，在这里，贝贝度过了他的童年。
作为一个敏感的、倾向克虏伯的旁观者，我无法摆脱这种印象，这里也错过了改善克虏伯这个名字形象的机会，却使一个人，一个认为自己是自阿尔弗雷德大帝以来最纯正的克虏伯的人，使他可以在公众面前表现自我。像贝托尔特·拜茨这样用克虏伯的钱做公关工作，不为企业而为他个人做广告，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克虏伯人还没有这样做过。
真正的克虏伯们总是要退在这些事物身后。我认为，这一原则的反转并不符合克虏伯公司的原意，肯定更不符合阿尔弗里德的意愿，这位拜茨经常很乐意援引的良师益友。
我只在《法兰克福邮报》上读到一个小插曲。在1990年莱比锡博览会上，从克虏伯董事会这方面讲，两个原来有同一个名字的公司举行了一些会谈：埃森的弗里得里希·克虏伯有限责任公司与马格德堡的“恩斯特·台尔曼”VEB重型机械制造厂，原克虏伯格鲁森工厂。克虏伯基金会在这方面的活动，肯定会是我舅舅阿尔弗里德的意愿(现在我要亲自与另一世界的人联系上)，到现在我都没有发现。
这样我又回到这一点，这一点使贝托尔特·拜茨与我之间隔开了很深的鸿沟。我希望，冯·伯伦和哈尔巴赫一家在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以某种合适的形式出现，这应该象征着克虏伯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价值的继续存在，这也是贝托尔特·拜茨所代表的克虏伯公司传统与历史的象征，这将通过现在走向未来。
贝贝从弗里得里希·克虏伯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之职退下来了，但他有着双重作用：遗嘱执行者和克虏伯基金会唯一代表，在确定康采恩未来的蓝图中，他起着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这使得在家族与贝托尔特·拜茨之间达成某种谅解的机会很渺茫，至少在1997年前是这样，如果那时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遗嘱执行因法定届满而失效。但在此之前，贝贝一直在基金会理事会，这里有决定性的工具，这是留给他唯一的一个工具，他可以到死都保证其在理事会中的职位。
1989年12月，恐怖主义者点燃了一颗炸弹，德意志银行行长阿尔弗里德·海尔豪森遇难身亡，这不仅对他的家人与他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他的去世，使克虏伯基金会理事会也失去了一个人们寄予厚望的人。人们希望他能帮助大家，使贝托尔特·拜茨重新履行他的责任，去为更高尚的目标而不是为他个人服务。同日，贝托尔特·拜茨又有一个损失，此次是个人损失，但同样使克虏伯基金会理事会中造成了空缺，他最亲密的朋友，企业家马科斯·格伦帝希去世了。
本来理事会仅安排了7个位置，几年前，贝托尔特·拜茨把这个数增加到了9个，今天，1990年6月，只有5个位置上有人。在这个理事会中，除了仍然是理事会主席的贝托尔特·拜茨外，还有以下几位：原联邦部长汉斯·罗星科，欧洲航空局总局长莱默·吕斯特教授博士，原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文化部长保罗·米卡特教授，北威州总理约翰尼斯。莱奥。贝托尔特·拜茨甚至有4个位置可作为他的后备军，这些位置他将提供给一些人，这些人要对他的目标有利或者至少不会阻碍他的目标的实现。
我只希望，山庄那位老人不会忘掉那些人，不会忘掉克虏伯人，所有他的一切都应感谢他们；不论他们是在康采恩最高层工作，担任董事会董事，还是他们是炼钢工人，在高炉前工作。他不应该忘掉他们和克虏伯公司。在克虏伯公司的历史上充满了荣誉和屈辱，充满成功与失败，充满了危机和辉煌，克虏伯公司应该被放在所有有关未来的设计的中心，而不是放在一旁。
克虏伯公司在它180年的历史中所经历的低谷和高潮也影响了克虏伯人的精神。在几十年的过程中，他们中产生了共同的感觉，即“我们感觉”，它结出过丰硕的果实。在50、60年代的经济奇迹时代，这个感觉有些减弱，70年代与80年代的发展使它(不仅在克虏伯)变得一点都不现代。
直到近两年，这个感觉才在一些大工业企业中被重新发现，对一些人来说，它隐藏在“企业文化”这种模糊的概念里。
企业领导层中的克虏伯人认为，克虏伯人的团结一致对企业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冯·伯伦家族认为，帮助他们使这种感觉复活则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
阿尔弗雷德大帝用19世纪的复杂语言描写了他的工作目的，“工作的目标应该是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在今天比当时还更实际、更有效，特别是对有着社会福利历史的克虏伯康采恩。应该问一问，如何才能使经济活动与人的责任协调一致？这将是交给康采恩，同时也是交给贝托尔特·
拜茨的任务中的一个，尽管有许多实际危机，但不能放在遥远的未来，而是马上开始，就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