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出版历尽坎坷。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研究贝托尔特·拜茨这个人，但真正促使我深刻研究他的原因，是高勒·曼的手稿(因他的阻止)不能发表。关于我舅舅阿尔弗里德的片面报道文章已经有许多了。现在终于有一本书将要出版，这本书是根据科学提供的线索，由一个国际公认的公正历史学家书写的，而现在却不能发表，我为失去这样的机会感到很痛苦。我仍然还抱有希望，希望贝托尔特·茨改变他的主意，使高勒·曼有可能完成他的工作，如果他还愿意做这个工作的话。
在我将我的计划讲给贝托尔特·拜茨之前，我首先与冯·伯伦家族成员进行了会谈。阿尔弗里德最后一个兄弟，贝托尔特·冯·伯伦，于1987年去世以后，家族中首脑就转到了下一辈了。我与我的姨母、我的母亲和那些继续姓冯·伯伦和哈尔巴赫的堂兄弟们及堂姐妹们进行了交谈。我原以为，会有人反对我，但我错了。尽管他们谁都无法想象，我如何能不顾拜茨的反对实施我的计划(没有一个人会怀疑他的反对态度)但他们希望我有好运气。在我试图通过这本书解决一部分家族过去的事情时，他们大多数都帮助了我。这给了我勇气，我要实施我的计划的下一步。
我想赢得贝托尔特·拜茨对这本书的支持，因为他吸引了我。他在许多地方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与我们家族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完全相反。恰恰是这一点使我对他充满了好奇。我想象，他会回答我的问题，给我讲他生活中的经历。
并使我有可能写一本真实生动的书。我想从他丰富的知识中挖掘出回忆，他可以回忆到我没有亲身经历的历史时期，而这段历史又是至今没有进行历史整理的。我想进一步了解他，我要对他形成我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我对他一直都抱有的看法。
贝托尔特·拜茨与我进行了一场战斗，战斗以绅士形式结束。他没有讲一句伤害我的话，但牵涉到具体问题却非常强硬。他不希望有一本写他的书，也许几年以后可以有，但不是现在。我想，这一点可以理解，现在，莱茵浩森局面混乱，康采恩也问题成堆。他请他的律师给我的出版社写了一封信。但没有奏效。他本来不想接待我，但后来还是这样做了。他不允许我查阅克虏伯家族档案，我以为，他没有权力这样对待我这个家族的成员，这使我很沮丧，使我的工作变得很困难，但这又给了我最后的动力，我需要这个动力，我不能放弃。在我们初次会谈时，他还有一位陪同者在身边，尽管他知道，我是一个人来。简短地说，他不相信我，至少这一点我能理解并接受。
因为，他完全有理由怀疑，所有来自克虏伯家族的事情都不是好事。自从他很不幸地来到埃森，这个家族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以减轻他对埃森的适应过程。除了阿尔弗里德，在这个家族里，只有我的外祖母贝塔和她的妹妹巴巴拉对他很友好。她们重视他，并认可阿尔弗里德的选择。但家族中的其他人却不这样做。他在阿尔弗里德那里的位置越巩固，他对阿尔弗里德越不可或缺，他在那些弟弟们的眼里显得越可疑。这个家族的人有一个感觉，甚至对他们来讲，要想找阿尔弗里德则只能通过他，他们对此感到很反感。我问起拜茨这件事。他坚决否认了。“您舅舅肯定会不喜欢这样的。我对他的私人生活一无所知，他也不希望如此。”我想，事实应该是在这两者之间。
阿尔弗里德变得越老，越疲惫，他就越来越习惯于将他不喜欢做的事情交给拜茨。这一弱点，对拜茨来讲，无疑变成了优势。总有一天，阿尔弗里德也让拜茨来决定，什么是他不喜欢做的事了。这样，拜茨就位于权力的中心，他有通往阿尔弗里德的钥匙。如果这些不喜欢的事情涉及到了家族，他也这样来决定。他处理得非常巧妙机智，但那些与此有关的人并不感谢他。因为，对这个家族来说，不管他做了什么，他从来都不属于他们的世界，即使阿尔弗里德在他的遗嘱中做了规定。对他们来说，即使他那么竭尽全力，做一切事都象克虏伯那样，他也不是一个克虏伯。这些看法他们也让他清楚地感觉到，对这个骄傲的男人来说，他们做得太明显。
1984年，哈拉德·冯·伯伦去世时，贝托尔特·拜茨为了礼貌，前往灵堂吊唁。哈拉德最小的女儿索菲，当时还是17岁的学生，给他开了门。她没有认出他来，很礼貌地欢迎他，并把他带到客厅。后来，她给我讲：“我的母亲在，其他的亲戚也在。我给你说，他们问候他的那一刹那是那么冰冷，这种冷漠我从来没有在我们家感觉过。我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种冰冷贝托尔特·拜茨肯定也清楚地感觉到了。
拜茨之所以得不到这个家族的喜欢，一部分是因为阿尔弗里德。把拜茨弄进克虏伯公司的是阿尔弗里德，把他定为全权总代理和遗嘱执行人的也是阿尔弗里德，是阿尔弗里德越来越自我封闭，形成权力真空，而必须由拜茨来填充。
但拜茨自己对这种不和谐也有责任。他努力这样给我解释：“您看，我是阿尔弗里德的人。他不希望我与其他人有更紧密的关系，也包括(而且恰恰是与)他的弟弟们。”另外，这个家族的人认为，他把他们最心爱的东西布律巴荷抢走了。因为，是他与阿恩特谈妥的放弃继承权的条件的，他允诺将布律巴荷留给了阿恩特。祖父母们都希望，他们的孩子和孙子的名字(也包括我的名字)都记在地籍册里，使他们有布律巴荷的居住权。如果我们坚持这些要求，那么我们会不会损坏已达成的妥协，从而影响克虏伯人的命运？
家族中没有一个人这样想过。相反，我们大家都聚到家庭律师荒凉的办公室里，在拒绝声明上按顺序签名。无论如何，当时我热血沸腾。阿恩特付给每个人一笔象征性的钱，就这样分离就完成了。如果是更痛苦，但更清晰的折断，那么一切就会更简单了。
但并非如此。因为有一个人还呆在布律巴荷，一个人直到今天仍住在那里，住在弗里得里希·克虏伯公司租来的狩猎房里，一个人还在那里进进出出，而这个人不属于这个家族。他从来都没有感觉到，他这样做造成了什么伤害，贝托尔特·拜茨认为：“对我来说，打猎首先是一种爱好。风雨中高山上的猎物对我意味着真正的放松。”这件事，他认为特别是现在，破产管理人锁着这个房子，不对任何要在布律巴荷地区度假的人使用，这是很自然的。
如果拜茨和这个家族的人相互交谈，至少相互之间有最低限度的熟悉，那么两者之间的一些伤害、一些误解是可以避免的。但恰恰这又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阿尔弗里德的弟弟们还在世的时候。在威拉山庄长大的孩子，没有一个会表达他们的感情。阿尔弗里德是最沉默寡言的，而他的弟弟、妹妹的内向也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贝贝面对阿尔弗里德，其行为举止可以很自然、很轻松，但面对他的弟弟妹妹们，他却做不到这一点。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产生了相互的不信任、相互误解和相互无话可说。
贝托尔特·拜茨对任何恶言恶语、每一次伤害、每一次臆测和确切的诬蔑都牢记在心里。
在阿尔弗里德死后，事情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
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在阿尔弗里德最终有效的遗嘱形成的前前后后，家族与拜茨的想法是相对立的，他们都试图对阿尔弗里德产生影响，在这里他们也是相对立的。他们只能这样。
拜茨想把阿尔弗里德拥有的所有权力都统一到他的手中。他想成为一个克虏伯，既使他不姓这个姓。而且他也坚信，这个结果对康采恩也将是最好的办法。但克虏伯家族不这样认为。在拜茨和福格桑平分权力的短暂时间里。
而阿尔弗里德还能起调解作用的时候，公司取得了成就，似乎可以说，他们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他们希望将来的公司应该是类似的模型。
但并不应是这样。在阿尔弗里德死后，有迹象表明，阿尔弗里德是同意拜茨的，他将拜茨模式确定为他死后合适的模式。从此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反驳贝贝，如果他完全自信地声明，他是什么，他做什么，都适合阿尔弗里德的意愿。无论克虏伯家族喜不喜欢，无论涉及康采恩或它的利润的使用，现在只有一个必须要问的人了，这个人是贝托尔特·拜茨。
如果克虏伯家族偶尔向拜茨请求一些东西的话，也许有些事情会朝别的方向发展。我知道，在很少的几次，拜茨很宽容、很大方地答应了家族的请求。我认为，他一定愿意接受家族首脑的角色，而且也很乐意履行这样一个位置的义务，并为这个家族而用。他直到如今都还十分关心阿恩特的母亲和遗孀，就是一个佐证。
但克虏伯家族不允许他这样，至少在这方面他们可以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眼中，拜茨恰恰不是阿尔弗里德·克虏伯死后的新版。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家的后代中，没有一个曾经向拜茨提出过请求。没有请求过钱，没有要过一个职位，没有请求过保护。甚至是我，去找贝贝也不是容易的事。而他的拒绝态度才使我觉得容易一些。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对付一个反对者，如果他很宽容，那我反倒会毫无还手之力。
强者的高尚，这可能是挽救不利形势的唯一办法。相反，双方都非常敏感。拜茨象一个瓷器店里的大象，对阿尔弗里德的弟弟妹妹的感情任意践踏。我相信，他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更不是怀着恶意做的，但他还是这样做了。他在威拉山庄非常隆重地庆祝他的70岁寿辰，这在他们一家人眼里是纯私人节日，不应该在那里庆祝。这个家族里没有一个人参加了他的生日，在贝贝眼里，这是他们不应该给他的侮辱。于是他们之间相互的敏感就继续下去。
今年，贝贝要庆祝他的75岁生日了。我想，是打破相互之间不讲话的局面的时候了。只要拜茨仍在克虏伯，在过去35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已经成了历史。时间已经越过他们了。许多当年的人已经死了，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贝托尔特·拜茨这位中心人物，正处于一个解决过去的问题，并为将来指出方向的时刻。希望他能成功地做到这些，这是我给他的生日祝福。我希望，这本书会帮助实现这一生日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