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1955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都无法想象，当年阿登纳的莫斯科之行对德国人意味着什么。战争结束都11年了，仍然还有几千名德国战俘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受着煎熬。阿登纳带着所有这些人亲属的希望、也包括冯·
伯伦全家人的希望，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路。阿尔弗里德的弟弟哈拉德，生于1916年，自1944年就被囚禁。全家得到他的消息很少，但他们知道他还活着。1944年，他28岁，他先被囚在罗马尼亚战俘营，后来被囚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的释放营里。在那里，他本来马上就要被释放回家了，但他被人认出是克虏伯家族成员，所以被解往莫斯科的一所监狱。这个过程中，有人出卖了他，出卖他的人是一个他无条件信任的人。这个告密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但我知道，他至死都没有忘掉这件事。现在他在西伯利亚呆了许多年，与其他所有战俘家属一样，全家人只能为他做这些：他们寄给他信和食品包裹，期望他能收到。他们等着他的信，但信很少来，他们只能请求释放他，与其他几千德国家庭一样。
现在奇迹出现了。阿登纳的莫斯科之行奏效了，又有一大批战俘可以返回他们的家乡了，在那个幸运者名单中也有哈拉德·冯·伯伦和哈尔巴赫。
我们收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天，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们正在北海的济耳特岛上度假。那是秋季10月份，那天很温暖，天快黑了，我们正喝着蜜饯冰茶，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外祖母，她请我母亲去弗里特兰的接待营，去那里接哈拉德。他已经到达那里了。之前没有人知道，阿尔弗里德和贝托尔特·旅行了。于是，我的母亲，即比哈拉德小4岁的妹妹瓦尔特劳特，就匆匆忙忙带上所有的东西，驱车去弗里特兰。我们非常激动地等在家中，特别是我，因为哈拉德是我的教父。由于我是在他被捕的那一年出生的，所以我从来不认识他。但家里人把他的故事讲得很生动，他好象就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我于是用了半年的时间，给他织了一条暖和的围巾。他后来跟我们讲，那个一米长的围巾真的邮到了西伯利亚，他收到了。显然围巾很难看，根本不会有人会偷走它。
在弗里特兰，瓦尔特劳特看到了一个瘦瘦的、有胡须的男人，他眼窝深陷，露出幸福的目光，他很茫然地看着这个陌生又无法理解的经济奇迹的世界。一群记者围住他，她把他从记者堆里救了出来，有整整两天，他们俩躲在卡塞尔的一个旅馆里。他睡足了觉，换了衣服，准备去埃森，在那里没有人注意这个家的事。有许多战俘来自埃森，他们的家人一直很惦念他们，估计他们也呆在俄国，但令哈拉德心情沉重的是，只有很少的几个跟他一起返回了家乡。他总是想那些留在那里的人及他们的遭遇，永远无法摆脱。但那一天，他第一次走进那个房子，那个他母亲居住的房子，他把所有伤心的想法与感情都抛到了身后。
她站在那个彩色纸链装饰的门前，原先深黄色的头发变成雪白的了，她窄窄的脸依然美丽。在她的脸上，棕色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她的旁边站着阿尔弗里德，他听说后立即返回了埃森，他注视着弟弟。本来应该有许多许多话要说的，但那一天人们说的话很少。自哈拉德最后一次与家里人在一起，这个家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直到后来，他才慢慢地得知，在他不在的这几年，他的兄弟姐妹们都遭遇了什么。他只隐约知道，阿尔弗里德被捕了，现在他才知道，除了他哥哥克劳斯，艾科伯特也阵亡了，他的大姐伊姆加特失去了她丈夫。阿尔弗里德和瓦尔特劳特也给他讲了贝塔·克虏伯的妹妹巴巴拉和她丈夫梯劳·冯·威尔莫夫斯基的遭遇。因为他们与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事件有牵连，两人在这不久就都被捕了。巴巴拉在哈勒的监狱里呆了几个月，与一些娼妓和罪犯住在一起，而梯劳叔叔被运到了撕克森浩森的集中营。从那里，他与其他犯人一起踏上了臭名昭著的死亡之旅，即从撕克森浩森集中营到什未林。他是为数很少的幸存者之一。在威森，离美军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他亲眼目睹了那些营养不良、精疲力竭的难友们，无法继续往前走了，他们就在路边被枪杀了。战争的结束救了他，救了这个被纳粹判为战犯的人。但随后不久，他又被当成了战犯，这一次是被俄罗斯人逮捕的。在美军撤走后，俄罗斯人占领了他的财产，囚禁了他，然后没收了他的财产。尽管如此，他也算是幸运者之一，尽管失去了自己的财产，但最终还能够挽救自己的生命，他现在可以与全家人生活在自由中。
在随后的几周里，哈拉德知道了所有这一切。这是全家幸福的一段时间，这段幸福的生活在半年以后的一天到达了高潮，这一天是外祖母70岁寿辰，1956年3月29日。
家里所有的成员：贝塔和巴巴拉·克虏伯的孩子们、孙子们和重孙子们，都被邀请来了，所有能来的都来了，这是战争爆发后在威拉山庄举行的第一次大型家庭节日。(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也成了在威拉山举行的最后一次家庭节日。外祖母一年半以后去世了，从此，威拉山庄与家族之间的纽带就断了。)那是一次欢乐轻松的节日，威拉山庄很少有这样的节日。甚至那个令人胆战的楼下大厅也不再昏暗了，明亮的光照在墙上，孙子们站在家庭画像前，比较本人和画像。
一些孙女们，也包括我，踏上了发现之旅，在楼上的玻璃房顶旁边玩捉迷藏。二楼的玻璃顶周围是一个正厅似的走廊，走廊里很昏暗，里面充满了影子和劈劈啪啪的声音，这些影子和声音都是从无人住的房间里来的。我们是偷偷来的，所以不敢点灯。但皓月当空，月光斜射进来，在那些深黑的影子里画出了几何图形。原先这里住着山庄的工作人员，现在房间是空的。在一楼有我们的父母曾经住过的房间，我们从那些房间穿过去，我们努力想象，原来那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吓自己吓够了，就返回了图书馆，来到明亮欢庆的地方来。我们弹琴，跳舞，聊天，大笑。阿尔弗里德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带着威拉，这宣告了他们婚姻的结束。尽管如此，他看上去很轻松，向许多人微笑。当我们最后来到公园大厅，围坐在大餐桌就餐时，阿尔弗里德为他母亲致了感人肺腑的贺词，孙子们当然都坐在后面，如果他们不用再坐在儿童餐桌里。这使我们回忆起，我们的父母也曾坐在这里，坐在桌子后面，这是唯一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地方。因为我们旁边没有坐着我们的教师，我们不必默不作声，不必等人问我们，我们才说话。我们可以静静地吃完我们盘子里的菜，我们可以想怎么打闹就怎么打闹。我们觉着，我们比父母当时的情况好多了。
这个节日一直保留在我美好的回忆中。我还经常去威拉山庄，一个人，纯粹为了去看看，或者为了去看一场音乐会和展览。威拉山庄的富丽堂皇，威拉山庄的大型仪式，我是从葬礼上认识的。这些适合这个房子和它原来的精神，但这些总会令我窒息。我想永远记住那天晚上的威拉山庄：一个充满舒畅、喜庆和快乐的地方，一个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