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关于克虏伯的书及报道的作者们一直都在争论，克虏伯这个被解散的康采恩能够如此神速地崛起，这究竟应归功于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呢？还是应归功于贝托尔特·拜茨呢？人们无法非常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
1952年，阿尔弗里德要寻找的“第二个我”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贝托尔特·拜茨。自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越来越少在公共场合露面，而把媒体战场留给贝托尔特·拜茨来应付。那么，他独自领导克虏伯的时候，即自1951年2月他从兰德思堡监狱出来，到1953年11月贝托尔特·拜茨到克虏伯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克虏伯情况如何？了解一下它，应该会更有意思的。
早在阿尔弗里德还在监狱里之时，克虏伯人就已经重新开始生产了。威狄亚工厂获得英占军军官的批准，首先开始工作。威狄亚工厂生产的硬金属是重建阶段急需的物资。第二个允许开工的是机车维修车间，它们为火车提供维修保养服务。最后莱茵浩森钢铁公司也可以打开大门了。阿尔弗里德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共有12700人在克虏伯公司工作，这大约是他被捕前职工人数的二十分之一。
而这些开工的工厂也只是“一些多多少少能独立生存下去的工厂的混合体，它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强大的康采恩。它们中间还缺少公司原来那颗可信赖的心脏，埃森铸钢厂。克虏伯公司始终首先是一个钢厂，其他的子公司无论是提供原材料还是生产成品，它们都依附着这个钢铁厂，他们就象一棵古老的参天大树的枝节。但自从盟军法律将德国的重工业解散以后，阿尔弗里德现在只有这棵大树十二分之一的枝条，而且其中的树木也折断了。树干死了。”一位克虏伯老作者(诺伯特·米伦)用散文诗式的语言描写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占领军将他们不喜欢的克虏伯康采恩分成了两部分。尽管两部分仍然属于阿尔弗里德，尽管他签署了梅莱莫条约，他也只将其中一部分的支配权收了回来。
公司的第二部分，也是对康采恩至关重要的那一部分，根据与阿尔弗里德签定的协议，属于出售范围。受出售威胁最大的一些公司是莱茵浩森铸钢厂、汉诺威一哈尼巴尔硬煤矿、康斯坦丁大帝煤矿有限公司、罗森瑞矿山、艾姆舍·
利坡煤矿股份公司。由于阿尔弗里德应该与这些公司分开，条约签署的另一方盟国决定，阿尔弗里德对这些公司的股东权不应由他，而应该由受托管理人来行使。于是就出现了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状况，克虏伯康采恩最重要的部分尽管仍然叫克虏伯，而且也属于一个克虏伯，其利润也将归这个克虏伯，但就是同样的这个克虏伯却不可以对公司决策施加影响。阿尔弗里德认为，这种状况有损他的尊严，是侮辱性的，因此他拒绝去查看那些受托管的公司。“我不能到我自己的家里去做客”他认为。尽管如此，他当然要维护他的经济利益，后来，一旦法律上以及实际情况允许，他就派贝托尔特·替他去参加监事会或者董事会。
1953年，这些想法都还属于未来的音乐，阿尔弗里德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要使留给他的那些企业正常运转起来，并能够重新取得经济效益。阿尔弗里德目前拥有的康采恩，基本上由那些原来只是二梯队的企业组成。其中的重点企业只有机械制造厂，这个厂生产链条和电动机，能够参加架桥的大型工程，这个工程应该使德国的道路，铁路网重又运转起来。此外，康采恩更象一个生产公司与贸易公司的混合体，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想尽可能好地度过困难期。
阿尔弗里德还没来得及重建那些剩给他的企业，就有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他眼前。有几千位原克虏伯人寻找工作和面包，几千位退休老人指望着克虏伯付给他们退休金。
阿尔弗里德不顾他的一位财务经理的反对，他决定，从他剩下为数不多的流动资金里拿出钱来，先将退休金付给16000个退休的克虏伯人，即使所付退休金只是其应得的50％。
他的经理们认为，应该先将钱投资到重建工厂和购买机器上，阿尔弗里德平静地回答：“人在先，机器在后。一百年来我们向来如此。”他对其职工的责任感，是他与生俱来的，这是一代又一代教育的产品；阿尔弗里德的榜样是他的外祖父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认为他有责任，将其财富用于给尽可能多的人以一份高薪工作岗位(现在，这个事实已经获得史学家的承认。不断有人发表论文，描述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与他的雇员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今天很难理解的。
我认为年轻学者约翰·保罗的反应是非常典型的，令约翰·保罗气愤的是，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竟然窥探那些住在工厂住房的职工们的思想。当有人阅读社会主义报刊时，邮差必须通告那个老克虏伯！那么，如果他知道，阿尔弗里德·
克虏伯对他自己的儿子弗里茨施加了多大程度的压力，进行了多大程度的“思想窥探”，他又会说什么呢？不知道他是否想到，把两种相差100年的状况相比，是不适当的。)但无论如何，阿尔弗里德很清楚，只有在他的克虏伯人的帮助下，他才有可能重建他的公司。有一次，阿尔弗里德在巡视被毁坏的工厂基地时，他与一位名叫赫尔曼·瓦尔德克的职工代表谈话，赫尔曼是一位老社会主义者，阿尔弗里德问他，他认为公司的重建是否是可能的。他回答：“一定会，我们大家都还是克虏伯人。”这就说明了一切。
在签署梅莱莫条约之前进行的谈判过程中，阿尔弗里德在公共场合的行动总是非常小心。他刚刚重获自由，世界就经历了一场计划好的战斗性的回击。在他回来后的前6个月内，他就成功地使克虏伯公司在国外的活动得到大力提高。克虏伯奇迹般地重又出现在世界市场上。特别是他从事的业务，当时一直是传统的英国人与美国人占领的市场，引起人们的关注。1953年，阿尔弗里德从监狱里出来仅两年半时间，他重新掌握公司领导权仅仅半年多，《曼彻斯特导报》就生气地写道：“克虏伯作为向地球上不发达地区供应机床的出口商，它已经发展成了英国最危险的竞争对手。”看一看它的销售额就可以将这个观点解释清楚。1950年，康采恩销售额达9·94亿马克，其中出口额达5900万马克。1951年，销售额达13·85亿马克，出口额达1.5亿马克。1954一年，销售额达21.39亿马克，出口额增长到3·34亿马克。50年代中期，除了钢铁与武器，克虏伯什么都生产，什么都卖。克虏伯公司销售及出租产品的目录，跟一本书没有什么两样，产品目录书用无法水洗的皮革装帧，共150页厚，里面以字母顺序排列了近4000种产品与服务。
同时还附有其各类子公司的地址。克虏伯公司几乎生产所有的东西：从A字头拆卸用的锤子到Z字头的海关快艇。
这是一个庞大的铁制品百货商场，其商品面向的主要是工业而不是消费者，在这个商场里，唯独没有公司的老产品——钢材。取而代之的是，克虏伯向其客户提供钢铁厂。
克虏伯做的广告词是这样说的：“我们提供生产钢铁与金属所需的所有设备的总体设计与制造，包括所有的安装设备、运输设备与能源设备。”此外，克虏伯为钢铁生产提供所有的服务，从派专家帮助确定钢含量，到成套生产的工厂。
“不允许再生产钢铁的公司，要帮助其他公司生产钢铁。”克虏伯史学家米伦这样写到。克虏伯公司的新战略把困苦变成一种美德，利用了克虏伯最伟大的资本，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培养出来的克虏伯工人的能力。克虏伯的质量是众所周知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克虏伯的工人有着很高的素质和积极性。
阿尔弗里德回来时，人们向他提出的关健问题之一就是：“克虏伯还生产武器吗？”特别是那些国外记者在采访中总是问这个问题。但基于他在纽纶堡军事法庭上的不幸经历，阿尔弗里德决心，要给克虏伯树立一个和平的形象。只要他仍是商人，他就不打算再生产武器。但假如有一天，联邦德国政府请求他们生产武器，他就无法排除他会违背自己原则的可能性。所以他在接受采访时，总是留一点回旋的余地，所幸的是，他从来没有必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此外。他还认为，他的决定即不再生产武器，并没有丢掉克虏伯的传统，因为，除战争年代之外，克虏伯生产更多的是民用而非军用产品。
对此，阿尔弗里德在纽纶堡法庭上已经做了解释，“作为第五代钢铁生产商和第四代武器生产商，我应该再补充一句：在我父母的公司里，……我从来没有从人们的言谈行为中亲自感受到，他们曾经一直是欢迎战争或支持战争的。我们公司的象征并不是大炮，而是三个相连的轮子，一个和平贸易的象征。”(纽约时报，52年9月15日)事实上，无缝钢轨齿轮的发明是克虏伯财富的基础。从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时代到今天，三个相连的环一直是克虏伯这个名字的象征，同时也是克虏伯公司的徽章。
阿尔弗里德在武器生产及战争问题上的“无我”立场与年轻一代的大部分人的感觉是一致的，对于应征参加新德意志联邦军，他们的反应就是这句口号：无我。他声明，要树立克虏伯的新形象，即和平的形象，这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赞扬。但外国却对此充满怀疑。
阿尔弗里德就这样为其公司做了推销。克虏伯又有了新的起点，轮子又转起来了。但那些未解决的问题仍然很严重。阿尔弗里德认为，问题太严重了，凭他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他需要人的帮助。贝托尔特·拜茨于是可以登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