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虽平定，继之而来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边防空虚，时有外敌入侵。战祸不停，赋役繁重。加上土地兼并激烈，农村两极分化，官僚地主的享乐生活与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这是中唐新乐府运动所以兴起的社会根源。但仅仅是这样的认识，还嫌不够，还不能回答：为什么新乐府运动不迟不早、恰恰兴起于号称“中兴”（《旧唐书？宪宗纪下》）的元和初年呢？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我进一步提出，在裴？领导下，从贞元末至元和初，逐步组成了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集团。
《旧唐书？裴？传》中说：“（裴？）作相之后，恳请旌别淑慝，杜绝蹊径，齐整法度，考课吏理，皆蒙（宪宗）垂意听纳。”封建史书对裴？相业的评价，或不免有溢美之词，但元和初年唐朝由中衰暂时转向“中兴”，确是与裴？集团的努力分不开的。
裴？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有才能的、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员。其中有李绛、崔群、韦贯之、裴度，还有元稹和白居易等。他们的共同点是：敢于批评朝政，主张改革时弊。作为诗人的元、白，还另有特色，就是：他俩除了与他人一样陈述政见之外，还以文学配合政治，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兴起了新乐府运动。
唐朝的文人，中进士或明经以后，还要经过吏部考试“身、言、书、判”合格，才能进入仕途。元、白都受裴？赏识，同登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元稹曾在悼念裴？的《感梦》诗中说：“惟我与白生，感遇同所以。官学不同时，生小异乡里。拔我尘土中，使我名字美。美名何足多，深分从此始。”元和元年（806），元、白又同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前，他俩同在长安华阳观进行准备，“揣摩当代之事”（白居易《策林序》）。“指病危言”（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自注）就是遵照裴？对他俩的指示。
此后，元、白一直受到裴？的提拔。《旧唐书？白居易传》说：“自雠校（指贞元十九年为秘书省校书郎）至结绶畿甸（指元和元年为县尉），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白居易也曾写过一首《梦裴相公》诗，与元稹的《感梦》诗异口同声，感激裴？对他俩的知遇。这种交谊，仅仅是私人的感恩戴德吗？不，元、白与裴？，抱有挽救危亡的共同的政治理想。
白居易曾高度评价裴？的功业。元和三年（808）九月，裴？为宰相，白居易为宪宗所撰的《除裴？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中说：“在太宗时，实有房、杜，赞贞观之业。在玄宗时，则有姚、宋，辅开元之化。”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是唐朝著名的四个宰相。白居易期望裴？继之而起，“罔俾房、宋专美于前”。他把“中兴”唐朝的希望寄托在裴？身上。
在裴？的领导支持下，白居易在元和初年，对皇帝进行了勇敢的谏诤，向权幸进行了猛烈的战斗。
元和三年，应制举人牛僧孺、皇甫、李宗闵的对策，忤犯了权幸裴均、李吉甫等，考策官韦贯之等被贬为外官，覆策官裴？被免内职。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力言裴？、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不当黜责。
四年，宪宗因久旱，欲颁“德音”。李绛、白居易奏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女，绝进奉，禁止掠卖良人等，宪宗采纳两人意见。
白居易曾多次在谏诤中指责皇帝：“陛下明降制旨，又自弃之，何以制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论裴均进奉银器状》）“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隳法制？”（《论承璀职名状》）
五年，元稹勇于弹劾，不避权势，遭到打击，自监察御史贬江陵府士曹参军，李绛、崔群均言元稹不当贬，白居易累疏切谏，《论元稹第三状》中大声疾呼：“今中官有罪，未见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
在一次谏诤中，白居易甚至还当众指摘宪宗：“陛下错！”使宪宗不能忍受。
从上面的一系列事实可以看出，元和初年白居易对皇帝的谏诤，对权幸的战斗，是与裴？集团其他成员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元稹也是这样（参阅拙著《元稹年谱》）。裴？“好直”，一贯奖励官员行直道（他对无所“献纳”的严休复，进行过严肃的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元、白才有可能勇气百倍地对皇帝进行谏诤，对权幸进行战斗。元稹虽因此贬谪，也毫不畏缩，宣称“谏死是男儿”（《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而裴？死后，元稹就变节了，承认“自从裴公无，吾道甘甘已矣”。他还叹息：“白生道亦孤，谗谤销骨髓。司马九江城，无人一言理。”（《感梦》）所谓“道”，指直道，即敢于对皇帝谏诤，对权幸战斗。白居易的表现怎样呢？裴？死后，白居易写过“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的诗句。诗的题目是《适意二首》，实际上内心是一片苦闷。他与元稹不同的是，他不愿“诡遇”而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裴？的存亡，影响元、白的政治态度如此深巨，从而反映出元和初年元、白敢于对皇帝谏诤，对权幸战斗，是与裴？的支持分不开的。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皇帝初即位，宰相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皇帝”指宪宗，“宰相”指裴？。“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指讽喻诗。因“难于指言”而创作讽喻诗，可见讽喻诗是变相的谏草，另一种形式的“启奏”。白居易依靠谁将讽喻诗“闻于上”呢？当然是这位“正人”宰相了。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裴？是白居易元和初年大量创作讽喻诗，兴起新乐府运动的政治上的支持者。
将白居易的《新乐府》与他元和初年的“启奏”、《策林》相对照，可以看出它们的精神是相同的，例如：
白居易《寄唐生》诗中说他作“乐府诗”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既然“启奏”、为制科考试做准备的《策林》、“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都是白居易向皇帝陈述政见之作，写作时间又相近，其精神当然是相同的。这是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具体情况。
表现在对诗歌的功能的理解上：白居易把讽喻诗当做变相的谏草，另一种形式的“启奏”，所以他明确提出《新乐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就是说：以诗歌反映社会现实，以诗歌推动政治改革，不尚文采。他标举“六义”，继承《诗经》传统，批判“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的唯美主义诗歌，提出“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所以白居易创作的《新乐府》，明白如话，老妪都解。
总之，白居易把讽喻诗当做谏诤的手段之一。离开这个特点去分析白居易《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是隔靴搔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