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李辅光墓志铭中“旌宠殊勋”
崔元略《唐故兴元元从、正议大夫、行内侍省内侍、知省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特进、左武卫大将军李公墓志铭（并序）》云：“公讳辅光，字君肃，其先京兆泾阳人也又属太原军帅李自良薨于镇，监军使王定远为乱兵所害，甲士十万，露刃相守，公驰命安抚，下车乃定，便充监军使。前后三易节制，军府晏如。十五年间，去由始至。遂特恩遥授内给事，又有金章紫绶之赐。元和初，皇帝践祚，旌宠殊勋，复迁内常侍兼供奉官。”
此志中“旌宠殊勋”四字，非寻常谀墓之词，实永贞内禅之重要史料。韩愈《顺宗实录》卷四云：“（贞元二十一年六月）癸丑，韦皋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又上皇太子笺。寻而裴均、严绶表继至，悉与皋同。”时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均为荆南节度使，严绶为河东节度使，三镇相距遥远，缘何不约而同？肯定幕后有操纵者。
据《旧唐书？德宗纪下》，贞元十一年五月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卒后，继任者为李说、郑儋、严绶。崔元略所云“前后三易节制”指此。同书《裴传》云：“严绶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贞元二十一年六月严绶请皇太子监国疑亦拱手听命于李辅光，但无显文露书，揭发其事，李辅光墓志“旌宠殊勋”四字，等于不打自招。
李淳（纯）已立为皇太子，是唐顺宗的合法继承人，如果确因顺宗患病，权由李纯监国，别无政治目的，乃是名正言顺之事，何须严绶远道上表？如果严绶上表，是出于己意，怎能把功劳归之于李辅光？既然崔元略以“殊勋”颂扬李辅光，表明幕前是严绶上表，幕后是李辅光操纵。否则李辅光无“殊勋”可言。
崔元略自诩投靠李辅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说：“（李辅光）门吏晋州司法参军巨雅，以元略长兄，尝宾于北府，以元略又从事中都，俱饱内侍之德，将命录实，见托为志，勒之贞石，且无愧词。”他声明李辅光墓志是录实，那么志中所云李辅光操纵严绶上表请皇太子监国的“殊勋”，是无可怀疑的了。
章士钊将拙文载入《柳文指要》，并云：“如此觅证，在逻辑谓之钢叉论法，百不失一。孝萱既从联锁中获得良证，而吾于子厚所云外连强暴之一大疑团，立为销蚀无余，诚不得谓非一大快事。”
释西门珍墓志铭中“密近翼戴之绩”
西门元佐《大唐故朝议郎、行宫闱令、充威远军监军、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西门大夫墓志铭（并序）》云：“公讳珍，京兆云阳人也，至德之初，释褐从仕顺宗嗣位，爰选耆德，以辅储皇，转为少阳院五品。永贞元年，属今上龙飞，公以密近翼戴之绩，赐紫金鱼袋，充会仙院使。元和元年，改充十王宅使。”
此志中“密近翼戴之绩”六字，亦非寻常谀墓之词，与李辅光墓志铭中“旌宠殊勋”四字，均为永贞内禅之重要史料。
据《顺宗实录》卷四：“外有韦皋、裴均、严绶等笺表，而中官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演、解玉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怨猜，屡以启上，”西门珍于至德初已从仕，经历肃、代、德三朝，至顺宗时，足称“耆”。他不仅与刘光奇等俱为“先朝任使旧人”，又居皇太子身边，在永贞内禅事件中，是重要的角色。《顺宗实录》中没有提到西门珍，不意味着西门珍对永贞内禅未起作用。所谓“屡以启上”者，实际是刘光奇等逼迫顺宗让位给太子，这只是顺宗的一方面。还有太子的一方面。“密近翼戴”者，说白了，就是西门珍在太子与刘光奇等之间，沟通消息，一致行动。刘光奇等与西门珍合演了这出戏，二者缺一不可。
西门元佐是西门珍之从侄。他能了解西门珍的秘事，又自诩“（西门珍子）以元佐性无饰伪，文好直词，爰命纪能，庶旌实录”。与崔元略撰李辅光墓志铭的态度相同。西门元佐颂扬西门珍对宪宗的“密近翼戴之绩”，也是“实录”，无可怀疑的。
章士钊将拙文载入《柳文指要》，并云：“在永贞逆案中增加西门珍一”，“亦自可喜”。
《顺宗实录》诋毁王叔文集团
（一）
唐贞元十九年九月，韦执谊向德宗密诉张正一朋党。现存的《顺宗实录》《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记载略异，先录《旧唐书？韦执谊传》：
初，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一因上书言事得召见。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常仲孺、吕洞等以尝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见，偕往贺之。或告执谊曰：“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执谊信然之。因召对，奏曰：“韦成季等朋聚觊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过从饮食数度，于是尽逐成季等六七人，当时莫测其由。
再比较《旧唐书》与《顺宗实录》《通鉴》之异同：
（1）“张正一”：《顺宗实录》作张正买。据《资治通鉴考异》，从《德宗实录》，作张正一。可见《旧唐书》亦从《德宗实录》。
（2）“或告执谊”：《顺宗实录》卷五作“有与之不善者，告叔文、执谊”。《通鉴》无此句，可见《德宗实录》无此句。王叔文阻止太子向德宗言“宫市事”，认为：“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顺宗实录》卷一）贞元末年，太子尚且“不宜言外事”，小小的“侍太子棋”王叔文，怎敢在外招摇？又怎么会有人知道王叔文与韦执谊联手？王叔文绝无向德宗密诉之可能，与张正买“不善者”“告叔文”又有什么用？《顺宗实录》加“叔文”名，非是。《通鉴》作“叔文之党疑正一言己阴事，令执谊……”，《考异》未述史源。
（3）《顺宗实录》删“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过从饮食数度”，非是。所谓朋党，不是公开宣布的，“过从”“饮食”可视为朋党的一种迹象，故德宗认为张正一等“朋聚觊望”而逐之。白居易说过：“贞元之末，时政严急，人家不敢欢宴，朝士不敢过从，众心无，以为不可。”（《白居易集》卷六《论左降独孤朗等状》）即为明证。德宗既然侦察到张正一等“相过从饮食数度”，也就相信了韦执谊的密诉。
比较文献记载的异同之后，可以看出韩愈对韦执谊、王叔文的非常厌恶。他用“告叔文、执谊”二人是为了说明韦、王在贞元末就已联手乱政；他删去“德宗令金吾伺之”两句，是为了突出德宗不做调查而偏信韦执谊，韦执谊只手遮天。总之，是为了加重韦、王之罪恶。
（二）
《实录》中虽记载“永贞革新”的善政，却诋毁施行善政的革新派。《实录》在记“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诸待诏三十二人”之后，紧接写“初，王叔文以棋待诏，既用事，恶其与己侪类相乱，罢之”，表示这一举措是出于私心。可是，王叔文的私心，韩愈怎能知道呢？《实录》在载顺宗授王叔文度支盐铁副使制之后，紧接写“初，叔文既专内外之政，与其党谋曰：‘判度支则国赋在手，可以厚结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权。’……”表示《制》中称赞王叔文“精识瑰材，寡徒少欲，质直无隐，沈深有谋，其忠也，尽致君之大方；其言也，达为政之要道：凡所询访，皆合大猷”（《顺宗实录》卷一、二）皆是虚假的。可是，王叔文与其党的私议，韩愈怎么知道的呢？这都是曲笔。《实录》虽不像《忆昨行和张十一》骂二王、韦为“三奸”，也没有像《永贞行》强加“小人乘时偷国柄”以及“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等罪名，从《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中自诩“忠良奸佞，莫不备书”，可见韩愈撰《实录》时仍是把王叔文等当做“奸佞”批判的。突出表现在记载王叔文集团夺宦官兵权的重大措施上。《实录》一则云：“既知内外厌毒，虑见摧败，即谋兵权，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测其所为，朝夕伺候。”（《顺宗实录》卷四）再则云：“日引其党，屏人切切细语，谋夺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同书卷五）颠倒是非，与《水贞行》“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上引韩愈诗文据《韩愈全集校注》）腔调一样。这是违心之论，是最大的曲笔，后世学者对韩愈多有批评。
《实录》中既有直笔，又有曲笔，反映出韩愈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对《实录》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笔抹煞，应区别其精华与糟粕。据《旧唐书？路随传》云：“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宦官所谓的“不实”，正是韩愈的直笔。宦官所要删削的，正是《实录》中的精华。
韩愈有大名，后世史书皆据《实录》。如《旧唐书？王叔文传论》：“执谊、叔文，乘时多僻，而欲斡运六合，斟酌万几；刘、柳诸生，逐臭市利，何狂之甚也！”《新唐书？王叔文传论》：“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权柄”，“《春秋》书为盗无以异”。皆明显承袭《实录》而来。可见《实录》中糟粕之处的不良影响，不能忽视。
总之，从韩愈《实录》赞扬“永贞革新”的某些善政，而诋毁主持革新的人（因是小官，一向没有声望），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既有进步性，又有保守性。
从《册府元龟》看王叔文集团正义
（一）
《册府元龟？邦计部？俸禄三》云：“唐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制又诏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钱。”
这条记载，不见于《顺宗实录》、新旧两《唐书》。我抄寄章士钊，他认为“颇足珍异”，载入《柳文指要》。
《顺宗实录》卷二云：“（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与〕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罢“宫市”是王叔文集团执政时的一项善政，“永贞革新”的一项措施，与宦官斗争的一个例证，治史者多乐道之，而“诏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钱”尚无人注意。
一举而停十九个宦官之俸钱，为中唐绝无仅有之大事，王叔文集团与宦官斗争之坚决，于此得一强证。
被停俸之十九个宦官，或与“宫市”等弊政有关。如或不然，此十九人亦必宦官中之罪大恶极、声名狼藉者。
《顺宗实录》有韦处厚本（三卷）、韩愈本。韩愈本又分详、略二本（皆五卷）。今本为韩愈本之略本。“诏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钱”这条记载，当是《册府元龟》采自《顺宗实录》韦本或韩本之详本。
（二）
《册府元龟？内臣部五？朋党》云：“薛盈珍，宪宗时为中贵人，有权力于元和初。薛謇为代北营田水运使，善畜牧，有良马，时以赂朝权及中贵人，以族人附进，盈珍颇延誉以助之，故自泗州刺史迁福建观察使。”（同书《邦计部？交结》同）这条记载，不见于新旧两《唐书》。《旧唐书？宪宗纪下》仅云“（元和八年十一月）丁卯，以泗州刺史薛謇为福建观察使”。我将此条抄寄章士钊，他载入《柳文指要》，云：“卞孝萱勤探史迹，时具只眼。”
唐代士大夫依附宦官，本为习见之事，但这条记载，不同于寻常。薛盈珍者，与王叔文集团敌对、逼迫顺宗让位给太子之大？；薛謇者，王叔文集团骨干刘禹锡之岳父也。
据刘禹锡《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初公治粟于朔陲，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马外事，聆风相厚，谓可妻也，以元女归之。明年，愚人尚书为郎，职隶计司，因白计相，召公来会府。行有日矣，遇内禅惟新，愚以缘坐左贬，间关外役，竟不克面。”可见薛謇是刘禹锡的未见过面的岳父。
从薛謇碑看出，薛謇“贞元中”至“元和十年”的官职是：代北营田水运使―殿内史―淮南军司马―泗州刺史―福建观察使。李翱《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云：“泗州刺史薛謇为代北水运使时，畜马四百匹，有异马不以献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官往验之。未反，上迟之，使品官刘泰昕按其事。坦上陈，以为‘陛下既使有司验之，又使品官往，岂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请先罢免。’疏三奏，上是之，遂追刘泰昕。”（《新唐书？卢坦传》《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四》元和六年四月庚午条，均载其事）薛謇当时以“良马”赂朝权及宦官，是他后来被劾不以“异马”上献的根由。
薛謇以女婿刘禹锡之累，本不为唐宪宗及宦官之所喜，然“附进”于薛盈珍，竟得其“助”，不但不受元和六年被劾不上献异马之影响，元和八年还能升官，擢至福建观察使。倘刘禹锡因薛謇以附于薛盈珍，则亦未尝不能复用，然而终宪宗之世，刘未离谪籍，其不附宦官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