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一）
公孙弘，菑川薛人也。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馀，乃学《春秋》杂说。
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
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已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
（二）
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一岁中至左内史。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弘为人谈笑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
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上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黯言。且无黯，陛下安闻此言？”上以为有让，愈益贤之。
“译文”
（一）
公孙弘，菑川国薛县人。年轻时做过狱吏。因犯了罪而被免职。由于家中贫寒，在海边放猪为生。四十多岁时才开始研习《春秋》及各家的杂论。
汉武帝刚刚即位时，招选贤良文学之士，此时公孙弘六十岁，以贤良文学的身份做了博士。他出使匈奴，返朝汇报，不合皇上的心意，武帝很生气，认为他无能，于是公孙弘上书称病，被免官回到故里。
元光五年，汉武帝再次征选贤良文学之士，菑川国又一次推荐公孙弘。公孙弘推辞说：“过去我曾西去入京，因为无能被免职，希望另选他人。”但菑川国坚持荐举他，于是公孙弘来到太常处。
（二）
当时刚刚与西南少数民族交往，巴蜀两郡对供奉劳作感到困苦，皇上下诏派公孙弘去视察。回朝汇报时，他极力反对交通西南夷，认为没有用处，皇上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每当朝会议政的时候，公孙弘都将自己的意见陈述出来，让皇帝自己选择，而不肯在朝堂上当面反驳、争论。由此皇帝看出他行为谨慎忠厚，辩论时留有余地，熟悉文书法令及官吏公务，又以儒术加以文饰，所以非常喜欢他，一年之内就将其提拔为左内史。
公孙弘上朝奏事，有认为不对的事，也不当庭争辩。他常与主爵都尉汲黯先后去见皇上，汲黯先提出问题，公孙弘随后进行推究阐述，皇上常常很高兴，听从他所说的一切，公孙弘因此而越来越受到宠信。他曾与公卿相约提出某些建议，可是到了皇帝面前，又完全背弃约定，顺着皇帝的意图说。汲黯当庭责问公孙弘：“齐人多伪诈而不老实，先与臣等提出以上建议，现在又完全背弃前约，这是对君不忠。”皇上询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臣的人认为臣是忠君的，不了解臣的人认为臣是不忠的。”皇上认为他的话有道理。皇帝左右的宠臣诋毁公孙弘，但皇上却越来越厚待他。
公孙弘善于言谈，见多识广，常说君主怕的是不能宽宏大度，为臣子怕的是不能节俭。他奉养后母恭谨孝顺，后母去世，他服了三年丧。
做了几年内史后，公孙弘升为御史大夫。当时又在东方新设置了苍海郡，在北面筑起朔方郡城。公孙弘几次劝谏，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去经营无用之地，不值得使中原地区为此疲敝不堪，希望停止。皇上于是命朱买臣等驳斥公孙弘，论证设置朔方郡的必要性。朱买臣等提出十个问题，公孙弘一条也驳不倒。于是他向皇上谢罪说：“我是山东粗鄙之人，不了解设朔方郡如此有利，希望罢去西南夷、苍海郡，而专一经营朔方郡。”皇上这才应允了他的请求。
汲黯说：“公孙弘位列三公，俸禄很多，但却用布做被子，这是伪诈。”皇上询问公孙弘，他谢罪说：“有这样的事。九卿中与我交情好的没有比得过汲黯的，可是今天他当庭责问我，实在是说中了我的弱点。身为三公之一而用布被子，的确是伪饰欺诈，想要沽名钓誉。我听说管仲做齐国的相，娶了三位不同姓的女子为妻，其奢侈程度可与君主相比，齐桓公依靠他的辅佐而称霸，不过他是对上僭越国君。（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亦犹此也。’僭在封建社会中，地位低的人越礼冒用地位高的人的名分、礼仪、器物的行为称僭。）晏婴做齐景公的相，一餐不吃两份肉菜，他的小妾不穿丝织的衣服，齐国也治理得很好，他是向下比照着平民。现在我公孙弘做御史大夫，用布被子，是使九卿以下至小吏都没有了贵贱的差别。确如汲黯所言。再说没有汲黯，陛下如何能听到我这番话？”皇上认为他能礼让，越发尊敬他。
“点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汉武帝刘彻独具慧眼，听取董仲舒等人的意见，推行“更化”政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生的遭遇宛然新旧两重天，“换了人间”，其身价地位就像当今股票市场的“牛市”似的，一个劲地往上猛蹿。
其中最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齐人公孙弘在“耳顺”（六十岁）之年，以白衣为博士、内史、御史大夫，直至丞相，封平津侯，风光无限，显赫一时，成为普通儒生用孔子这块敲门砖撞开利禄大门的一面旗帜，使天下读书人在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苦难，无赖皇帝刘邦拿儒冠当作尿盆使的屈辱，窦太后逼着辕固生赤手空拳搏斗野猪的淫威之后，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冬去春来的希望，扬眉吐气有期，弹冠相庆可待，于是乎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准备到官场上一显身手，大展抱负。用东汉大历史学家班固的话来说，就是“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
公孙弘仕途腾达，官运亨通，当然是机会所致。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这也包括他自己有几把刷子的因素。
首先，处世谨慎，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从不做出头鸟，更不和汉武帝抢镜头，“其行慎厚，辩论有馀”“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总之，为人做事十分低调，收敛锋芒，宁可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与汉武帝保持高度一致。史书上记载，公孙弘每次上朝议政，他总是把自己的意见陈述出来，让君王自己去选择定夺，即便他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也不在朝堂上同别人争辩，尤其是皇上不同意他的正确意见时，他从不面折庭争。慢慢地武帝发现公孙弘品行忠厚，并对天下大事法律文书为官之道了如指掌。更主要的是公孙弘谦让的品性让汉武帝大为赏识，这同大部分官员争权夺利，唯恐自己受了损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孙弘获得汉武帝的初步好感。
有一次，公孙弘同其他大臣商量好了，一齐向皇上建议。可是一看皇上不满意，公孙弘见风使舵，马上顺着皇上的意思说，违背了他们当初的约定。这样做当然让汲黯等大臣非常不满，气得汲黯在朝廷上就说：“公孙弘太奸诈了，本来一同约定的建议，他却违背了。这是典型的对君王不忠呀。”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回答：“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皇上听了大为感动，想着公孙弘把自己当作知己知音，就更加器重公孙弘了。
其次，生活比较俭朴，能比较高明地展示自己道德上的优点，符合朝廷“以孝治国”的基本原则。如对待自己的后母，奉养尽孝，胜于亲出，自是人子的典范，堪为社会的楷模：“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又如生活上清廉自律，乐于助人，将俸禄都用来安顿亲朋好友的生活，堂堂丞相居然毫无积蓄：“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俸禄皆以给之，家无所馀”。积德行善，有口皆碑。尽管汲黯等人辛辣地指出公孙弘这么做动机不纯，是狡诈的表现：“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可在公孙弘太极推手式的表现面前，汲黯等人的指责根本不能动摇汉武帝对公孙弘的信任：“上然弘言”；“上益厚遇之”；“上以为有让，愈益贤之”。能在风波险恶的官场上如此游刃有余，进退从容，公孙弘的能耐不可不谓极大，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再次，谈吐颇有幽默感，为人不乏亲和力，史称公孙弘“为人谈笑多闻”就是明证。这在复杂的官场环境中，是调节气氛，改善关系的有效润滑剂（就像今天的官场里，能信口便来“段子”的哥们儿，始终要比整天耷拉着一张苦瓜脸的家伙受到欢迎的情况一样）。公孙弘具备这方面的天才，无疑对其在官场上立足有着巨大的帮助作用。因此《汉书·循吏传》称道他“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缘饰吏事”。正是他不同于一般“迂远而阔于事情”的陋儒的地方，为“天子器之”也就十分自然了。可见汉武帝将他树立为学者从政的典型绝非是无的放矢，心血来潮。
最后，表面宽厚能容他人。汲黯是公孙弘的好友，两人配合默契，向武帝献策时，经常是汲黯开个头，公孙弘把后面的意图详细地阐释给皇上。武帝非常高兴，以至于以后只要是公孙弘说的他都愿意听。这样汲黯等人慢慢对公孙弘不满起来。有一次，汲黯在皇上面前说：“公孙弘位列三公，俸禄优厚，但他却盖布被，他肯定是在欺诈，掩人耳目。”武帝就问公孙弘。公孙弘回答道：“诚如汲黯所言，我的确盖了布被。汲黯的确说中了我的缺点。作为三公我居然盖布被来欺世盗名，何况我这么做使卿相同小吏没有区别，臣实在是有罪呀！汲黯是文武百官中我最好的朋友，他不徇私情向皇上您报告我的缺点，实乃大大的忠臣呀。”汲黯说公孙弘的坏话，公孙弘不但没有争辩，反而在武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尤为可贵的是他还替汲黯说好话，一点也不挟私报复。在武帝眼里，这样的胸怀宽广之人哪里去找？因此武帝非但不治公孙弘的罪，反而认为他谦让宽厚，对他更优厚了。以至于不久任命他为宰相，赐爵平津侯。
纵观公孙弘为官之始末，我们就会发现公孙弘的确深谙为官之道。上述四条虽然都是从正面赞颂公孙弘，但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公孙弘其实是个老谋深算、老奸巨猾、阴险奸诈、善讨君王欢心的投机钻营之徒。
公孙弘虽然不乏才干，也有政绩，所谓“居官可纪”，可是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心地十分狭窄，心理相当阴暗，患有无可救药的“红眼症”“文人相轻”“官场倾轧”等毛病。史称其“性意忌，外宽内深”；“多诈而无情”，这就是说，他小肚鸡肠，大奸似忠，大恶如善，表面上一副谦恭和顺、彬彬有礼的正人君子形象，实际上城府极深，自我中心欲膨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同僚当中凡与他有隙怨者，“无远近，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汉书·公孙弘传》）真可谓台上握手叙欢，脚下却猛使绊子，怀恨在心，睚眦必报，迟早让人家吃不了兜着走，稀里糊涂地撞个头破血流。
公孙弘能成为宰相，好友汲黯功不可没，但我们知道汲黯肯定不想让他公孙弘成为宰相。汲黯随着对公孙弘了解的加深，越来越发现他是一个欺世盗名之徒，于是在武帝面前多次言公孙弘之短。公孙弘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善于揣摩君王的心意，化不利为有利。汲黯说他不忠，他对皇上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汲黯说他盖布被是奸诈的表现，他说汲黯说得对，他就是以此来沽名钓誉。公孙弘承认过错比他辩解更能博取武帝的赏识，武帝更认为他谦让宽厚。更高明的是，公孙弘不但不责怪汲黯反而在武帝面前说汲黯的好话。他说，百官之中汲黯是他最好的朋友，汲黯对皇上忠心耿耿，不庇护朋友，向武帝揭发朋友的短处，这是大忠臣呀！这样一来，武帝更觉得公孙弘宽容大度，反而觉得汲黯小肚鸡肠，嫉贤妒能。公孙弘借汲黯告发他的机会，既获得武帝的赏识，又使武帝对汲黯有了看法，真可谓一箭双雕。
主父偃也是朝廷重臣，同样颇得汉武帝的信任，“上从其计”“岁中四迁”（《汉书·主父偃传》）。尤其是他提出“推恩”削弱诸侯王实力的建议，深得嗜权如命、专意独裁的汉武帝的欢心，成为武帝身边的大红人，恩宠有加，权倾朝野。主父偃的得势，让公孙弘在一旁瞧着十分的不爽，他遂与主父偃结下很深的梁子（“有隙”），时刻等待着报复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主父偃由于惩治齐王、燕王等诸侯过于严酷，激起了王公贵族们的强烈反对，加上他自己手脚也不干净，曾“受诸侯舍金”，因此激怒了汉武帝。“大人豹变”，武帝遂下令将主父偃下狱惩办。不过，此时，汉武帝还不想取主父偃的性命，“上欲勿诛”，可公孙弘不干了，他知道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有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主父偃落井下石，才能永远除去这个自己在官场上的强劲对手，彻底释放长期憋在自己心中的怨气。于是他一改“不肯面折庭争”的做法，旗帜鲜明，振振有词，坚持要将主父偃处以极刑：“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汉书·主父偃传》）。在他的坚持之下，武帝最终改变了“欲勿诛”的初衷，下令将主父偃处死并夷其九族。可怜的主父偃，就因无意中得罪了这位“外宽内深”的公孙弘而招致惨痛的杀身灭族之祸！公孙弘的阴险和歹毒，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公孙弘整治一代大儒董仲舒，更是典型地体现了其大奸似忠、大恶如善的卑劣“小人”伎俩。
董仲舒是汉代首屈一指的儒学大师，治《公羊春秋》学独步天下，无人出其右者，对汉代儒学的复兴和发展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有人把他比之为姜太公和伊尹，认为其功业卓绝，要远远胜过管仲和晏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引刘向之语）。连王充这样的汉代正统思想异端者，对董仲舒也是敬仰有加，喻之为周文王、孔夫子的嫡裔传人：“文王之文在仲尼，仲尼之文在仲舒。”
公孙弘与他相比，不仅学术经历要浅薄得多（他“年四十馀，乃学《春秋》杂说”，出道晚得多），而且水平更是要略逊一筹，“不如仲舒”。本来这是事实，也无碍于公孙弘做自己的丞相大官，因为学者与政客，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但是，他气量极其狭小之性格特征，决定了他根本无法容忍在某些方面有人比自己要强的现实，所以，他妒火中烧，愤恨满腹，《汉书》用“嫉之”简单两字，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他对董仲舒的阴暗心理、仇视态度。
于是，公孙弘开始想方设法，处心积虑与董仲舒作对为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时，汉武帝有一位胞兄，爵为胶西王，其人骄横狂悖、凶蛮残忍，把杀人视作小菜一碟，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太守一级的高中层官员）。”于是公孙弘就郑重其事地向汉武帝举荐：“独仲舒可使相胶西王。”就是让董仲舒离开中央朝廷，去当胶西王的国相，企图借胶西王的屠刀，取董仲舒颈上的人头。
汉武帝不知就里，还以为是公孙弘为朝廷举贤，尽做丞相的职责，自然是钦此恩准。董仲舒当然也不笨，完全洞悉公孙弘的险恶用心，可是圣意似天，皇命难违，只好强打精神，接旨前往赴任，落得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幸的是，“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还多少有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姿态，没有太为难董仲舒。而董仲舒本人又有自知之明，处处谨慎从事，三缄其口，终于保得首领，最后以“病免”告退，巧妙地挫败了公孙弘借刀杀人的图谋。
从公孙弘对待董仲舒的行为看，公孙弘的的确确是典型的“小人”。具体而言，他因学问逊于人而萌生杀机，足以见得其性格之狭窄残忍；欲借刀于暴戾纵恣的胶西王之手，又足以见其害人手段之阴险毒辣，防不胜防。真称得上是“内行整内行”的行家里手。更加令人叫绝的是，此人十分善于伪装，明明是要置人于死地，却偏偏能装出一副诚心诚意、和蔼热情的样子，“阳与善”，诱使你不经意中松懈警惕，门户洞开，以致深陷绝境，饱尝苦果，轻则下狱，重则丢命。
公孙弘最为高明的一手就是，二王叛乱之后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淮南王叛乱，最着急的是武帝，因为叛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取武帝而代之。这时候，宰相作为百官之首，切不可掉以轻心，稍有不慎就会引火上身，因为皇上这时最着急，如果你作为宰相表现不积极，或者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被免职，甚至带来杀身之祸。这时候，公孙弘恰到好处地病了。也许公孙弘真病了，不过真病假病并不重要，关键是把病作为保全自己最好的借口。公孙弘果然了得，他的那番“肺腑之言”令皇上大为感动，非但不怪罪他，反而劝他好好养病，病好了宰相还得接着干。公孙弘这着棋走得太妙了，就因为这着走得好，才使他得以善终，死在宰相任上。
古今同源，又有谁能说当今世道上就没有公孙弘这类“小人”呢！与此类人交，可不慎欤？借用捷克著名革命领袖伏契克的话来说，便是“善良的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