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峰
经过秦汉魏晋以来长时期的奠基和发展，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到唐朝时步入繁荣盛世。大唐帝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治武功，既是当时东亚文明圈的绚丽核心，也是当时全球范围内最为富强的国家，雄踞东方，引领世界潮流。在此时空背景下，唐代社会发展朝气蓬勃，活力四射，不但洋溢着刚健有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而且展现出兼容并包、自信大度的宽阔胸怀。这样的一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鲜明时代特征，被学界称为“大唐气象”。以下从几个方面试对“大唐气象”做一鸟瞰式览胜，以见其风采与神韵。
励精图治的雄心和开明进取的思想
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君臣就如何治国安邦展开讨论，并形成了一系列政治原则和统治思想。这些政治原则和统治思想把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和新高度，保障了当时的政治清明和社会安定，是“贞观之治”精髓之所在，并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理论的基础。主要表现在唐太宗君臣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以史为鉴的借鉴意识，尊重人才的求贤精神，兼听则明的纳谏精神，执法严正的法制精神，孜孜求治的政治风范等方面。
唐太宗君臣亲眼目睹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也亲身感受到隋末农民大起义埋葬隋王朝的壮举。这些切身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得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重民保民，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唐太宗常说，皇帝好比是舟，人民好比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还说，皇帝有道，实行仁政，那么人民就会推举他为皇帝，如果无道，暴虐统治，那么人民就会抛弃他，十分注意总结隋朝短命而亡的深刻教训，时常保持警惕，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清醒地认识到政权能否稳固乃系之于人心向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唐太宗君臣勤于政事，居安思危，避免剥削压迫过甚，出台实施了务本重农、与民休息的多项政策措施，致力于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
唐太宗十分尊重人才，也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又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同时，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唐太宗说：“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唐太宗还能知人善任，既重用了秦王府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也重用了反对派人士李靖、魏徵和李，还擢拔了出身寒微的刘洎、马周、张亮等人，以自己为核心凝聚了一批出色的治国才干。其中，对李靖、魏徵和马周的任用颇能说明问题。李靖在隋朝末年任职马邑郡丞，察觉到李渊图谋在晋阳起兵，遂赶到长安向隋代王杨侑告密。李渊占领长安后，抓住了李靖，要杀掉他。李靖慷慨陈词，责备李渊不应因私仇杀一壮士，示人以心胸狭窄。李世民为他说情，召入秦王府，坦诚相待，委以重任。李靖知恩厚报，精忠奉国，成为南平吴会、北清沙漠、西定慕容的一代名将，为唐王朝的创建立下大功。魏徵起先跟从李密反隋，后来投降窦建德，再后来成了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曾建议李建成以收买人心的方式成功平定了刘黑闼起义，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眼光。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权的矛盾日趋激化时，魏徵多次劝说李建成抢先下手除掉李世民，但没有被采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权取胜后，指责魏徵离间其兄弟之情。魏徵坦然地回答说，如果太子听了我的话，绝无杀身之祸，表现得不卑不亢。唐太宗很欣赏魏徵耿直的性格和出色的才干，捐弃前嫌，视为股肱之臣。魏徵后来位至特进，成为对唐太宗进谏最多的大臣，前后论及200余事，通过总结历代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影响和造就了唐太宗的政治作为和帝王风范。马周出身贫寒，父母早亡，生活潦倒，但十分好学，尤精于《诗经》、《左传》，满腹文才，却郁郁不得志，当过地方小吏，数次受人侮辱。后来徒步自山东博州到达京城长安，闻听中郎将常何乐善好施，遂成为他的门客。贞观三年六月，唐太宗要求臣下上书言事，征求治国方略。常何武将出身，不知所措，马周乃代其上书，谈到20多件事情，皆切中要害，很得太宗赏识。常何出身行伍，文才不备，太宗询问其事情真相，常何俱以实答。得到真相后，唐太宗立即征召马周，“凡四度遣使催促”，擢拔马周担任监察御史要职。马周因政绩突出，最后官至中书令，成为宰相。这些事例集中反映了唐太宗大度容人、求贤若渴的精神。唐太宗还非常重视地方官的选拔任用，认为都督、刺史是亲民之官，“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他平时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并认为“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同时，唐太宗还扩大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录取名额，更多地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优秀人才。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和选官任官上的成功，成为唐太宗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太宗注意虚心纳谏，反对“万事独断一人”。贞观四年，唐太宗询问宰相房玄龄、萧瑀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回答说也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唐太宗说，你们的看法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指出隋文帝的缺点是“事皆自决，不任群臣”，虽然十分勤奋劳苦，但结果是处事未必都合乎事理。唐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事情千头万绪，千变万化，可谓一日万机，是不可能以皇帝一人之智进行决断的，必须信任宰相，委任百司，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唐太宗曾对魏徵说：“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主张正确对待不同的政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唐太宗对此深表赞同。唐太宗还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正是这种纳谏的精神和不以皇帝为独尊的开明心胸，促成了贞观时期行政上的集思广益，有力避免了若干施政错误，促成了政治清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是政治上的一种宽容和成熟，体现了恢弘博大的政治胸怀。
唐太宗注重法制，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要求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戴胄以“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为由，反对唐太宗有时以私情断狱，唐太宗对此予以嘉纳。魏徵反对“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受到唐太宗的赞赏。唐太宗还主张公正执法，法不阿私。认为“法之所行，无舍亲昵”，“人有所犯，一一于法”。唐太宗还认为不能以自己所下的诏、敕等代替法律，认为“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唐朝立国十分重视典章制度和法律建设，认为“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把法律作为国家之政本。唐太宗还提出了“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国家法令，惟须简约”，“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的立法思想。这些思想在修订《唐律》时得到贯彻实行，保证了《唐律》的约而有要，并奠定了后世封建法律的基本模式。
顺势变法的改革和标新立异的创新
改革创新精神在唐代相当突出，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较大程度上保障了唐代社会的活力。以高祖建制为基础，唐太宗全面革除隋朝弊政，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均田制，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发展完善三省六部制度，实行三省长官共为宰相，以及其他官员加以“参与朝政”等名号也可为宰相的宰相集体负责制，结束了秦汉以来宰相由一人担任容易造成宰相专权的局面，也改变了六朝以来设官分职的混乱局面，后来进一步形成了十分成熟的政事堂制度。为保障政治清明，唐太宗创立了“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制度、中书舍人“五花判事”制度和门下省“审核封驳涂归”制度，谨慎施政，尽量减少错误；确立科举制度，制定国家法律，健全府兵制，强化监察机构，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值得强调的是，贞观初年，唐太宗明确指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奠定了有唐一代统治阶级不断进行制度改革创新的思想基础。武则天以铁腕治国，开修《姓氏录》，大批提拔新贵，沉重打击旧势力，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创设殿试和武举，并使南选制度化，又采用了糊名考试新办法，广泛搜罗人才。唐玄宗罢中宗、韦皇后所授斜封、墨敕诸官，裁汰冗员，“大革奸滥，十去其九”，精简政府机构，又组织制定《大唐六典》作为行政法典，从法律上杜绝冗官滥吏，还改革食封制度，抑制贵族势力，检田括户，限制土地兼并，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劝课农桑，发展社会经济。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果断废除过时的租庸调法，改行两税法，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成为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具有创造性的划时代大事，影响极为深远，以至明清的赋税制度也留有它的痕迹。唐宪宗改革两税法，整顿漕运，平定藩镇，一度实现中兴。唐武宗大力灭佛，镇压藩镇，革除科举弊政，卓有政绩。这些均突出体现了根据社会形势发展而力矫时弊、有所作为的改革创新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几乎贯穿有唐一代。唐代各项制度的改革创新保障了国家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和活力，使得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能够较好地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力推动了唐代社会的勃勃生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制度史巨著《通典》产生于唐代，正是当时制度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
唐代知识分子也具有强烈的锐意进取的创新变革精神。大量史实表明，唐代知识分子敢为人先，当仁不让，反对模仿他人，鄙视因循守旧，主张通过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社会问题的体验而独立创造，做出独树一帜的成绩。这突出表现在唐代文学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锐意进取，努力摆脱浮艳萎靡的“上官体”诗风，创作出大量内容充实的作品，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一股新鲜活力。陈子昂以更坚定的理念反对“上官体”，倡导诗歌改革，推崇“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开创出清新刚健的新诗风。盛唐诗人群星灿烂，大胆探索，流派纷呈。孟浩然、王维等以清幽自然、恬淡闲适的田园山水诗著称，高适、岑参、王昌龄等则开创出豪迈雄浑、大气磅礴的边塞诗，均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完美境界。唐后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主将的古文运动，以自由质朴、内容充实的新体散文代替奢丽空洞、讲究形式的骈文，是一场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方面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运动。
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怀和海纳百川的开放气魄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四百余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大迁徙、大混杂和大融合，到隋唐时期各民族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认同显著加强。以这种历史底蕴为基础，唐代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心胸更加豁达，“华夷之辨”的观念趋于淡漠。这种历史发展的大舞台和大背景也影响到了唐代统治阶级的民族认识，形成了以天下为一家的民族平等思想，造就了唐代皇帝以万国之主自居的强烈自信。同时，唐代社会蓬勃发展，文明昌盛，国力雄厚，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也造就了一种胸有成竹、凭高视下、怀来四远的开放气魄。
唐太宗多次豪迈地讲到，“朕以天下为家”、“王者视四海如一家”、“正朔所班，无远不届”。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总结其一统天下的五条成功经验，其中一条即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民族认识上的不偏不倚体现了一种博大包容的宽阔胸怀，反映出唐代统治阶级的国家观和天下观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原和华夏，而是一种囊括中原和四夷在内的大一统的观念。这与魏晋以前的观念大有不同。魏晋以前，汉族统治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思想是所谓“华夷之辨”，认为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因而“其心必异”，防范和戒备的心理很强。唐太宗还说，“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自豪地称自己“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这种华夷一家、天下共主的观念对后来的皇帝影响巨大。唐高宗以“万国之主”自居，武则天自夸“恭临四海”，要“包藏万宇兮孕八荒”，唐玄宗认为自己“君临宇内”，唐德宗则说自己“垂衣御八荒”，唐顺宗认为自己“荷万邦之重”，唐武宗决心“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既自信大度，又高度负责。
当然，唐代统治阶级不可能真正做到将各民族一视同仁，但对少数民族确实实行了以恩惠为主的开明政策，通过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通好、和亲、互市、册封、结盟以及建立羁縻府州等，大大缩减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如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采取“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既设顺、祐、长、化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降户，又设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原居地君长实行册封。又如灭亡西突厥后，唐朝建立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对西域和中亚进行统治，先进的汉族文化对西域各族产生了深刻影响，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在西域推行。在北方，唐朝灭亡薛延陀汗国后，漠北铁勒族回纥、同罗、拔也古等十二姓归附唐朝，唐朝设立了六府七州进行开明的管理操控。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归附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各方面的交流联系十分密切。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朝册封的制度。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出兵助唐平叛有功，三次蒙降真公主和亲，与唐结成翁婿关系，双方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回纥诗人坎曼儿在其诗中说，“古来汉人为吾师”，反映了民族间的深厚感情。在青藏高原地区，汉族与吐蕃族联系密切，通过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和亲，建立起舅甥之国。开元十七年，吐蕃赞普弃隶蹜赞向唐玄宗上表，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到穆宗朝，唐与吐蕃缔结友好条约，双方强调要“患难相恤，暴掠不作”。长庆三年在拉萨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仍屹立在大昭寺门前。在云贵高原，唐朝册封南诏王为云南王，与南诏长期结成政治联盟，汉族与南诏统治下的白蛮、乌蛮各族实现了广泛融合，共同促进了南诏地区社会的发展。
对外开放突出表现在唐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建立了朝贡关系，较为密切的有70多个。朝贡关系虽有贡物与赏赐的经济交流，但实质上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唐王朝设立了鸿胪寺、礼宾院和典客署，专门负责接待各国的使节和宾客，还在缘边之地设立互市监、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唐太宗贞观末年，中外交往频繁，“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高宗以后更是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各国贵胄使臣云集唐都长安拜谒李唐天子，许多人被唐廷授予勋官之职。当时来唐使节最多的国家是新罗、日本和大食，唐代文明对新罗和日本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更加固定成型。
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怀和海纳百川的开放气魄还切实体现在唐代社会的众多方面。选官任官上汉蕃并用，基本没有偏重和华夷之分，甚至对蕃将蕃兵尤为重用，也有不少外国人在唐为官。如宰相长孙无忌、于志宁是鲜卑人，将领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史大奈、哥舒翰是突厥人，仆固怀恩、浑瑊、李光进、李光颜是铁勒人，李谨行、李多祚、李怀光是靺鞨人，李光弼、王武俊是契丹人等等。高宗咸亨时，波斯国王子卑路斯因国亡求援于唐，到长安后被授予右武卫将军。玄宗朝高丽人高仙芝官至河西节度使，为唐廷开拓西域立有大功，另一高丽人王毛仲也官至左武卫大将军，是中央禁军的首领；文化上大批接纳少数民族政权贵族子弟和外国留学生入唐学习，甚至可以进入唐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并享受衣食优待。如南诏在德宗贞元十年以后经常派遣贵族子弟到成都学习，学业有成的差不多有1000人。唐王朝还为外国留学生专门设立了宾贡科，考中者称宾贡进士，可入仕做官。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又名朝衡）16岁入唐求学，历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和镇南都护等职，并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新罗留学生崔致远12岁入唐，18岁考中进士，曾任溧水县尉、侍御史、内供奉等职，后在唐淮南节度使高骈军中任职，专知笔砚，负责撰写公文。擅长诗赋的越南人姜公辅受到德宗皇帝器重，官至翰林学士，曾一度入相，地位显要。宣宗大中二年，大食国人李彦升宾贡及第，取得了进士资格；婚姻方面不少汉族官员娶少数民族的妇女为妻，也有不少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男子，这在人们的观念中没有任何不合适。据有的学者研究，唐代时期的涉外婚姻也相当自由；在人员往来和居住方面也相当自由，居住京城长安的突厥、回纥、昭武九姓人和中亚诸国人有很多，广州、扬州、泉州等地居住着许多波斯人、阿拉伯人，登州、莱州、密州、海州、楚州等地有许多新罗人，并形成了许多专门的坊、馆、院、村等居住区，享有很高的自治权限。
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和多元文化的蓬勃发展
思想文化方面，大唐帝国体现出盛世无忌的宽广胸襟，政策开明，文禁甚少，相当程度上允许言论自由，时人均可直抒胸臆，议论政治，甚至能够直斥当权者的腐朽残暴，造成了思想领域的生动活泼。卢照邻的《行路难》、《长安古意》揭露了上层社会王侯公子们的荒淫无耻。李白的许多诗篇也揭露了权贵们的奢侈腐败。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写出《兵车行》、《丽人行》，愤然谴责唐玄宗的穷兵黩武，抨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丑恶现实，“安史之乱”后又写出了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不朽诗作，讲述劳动人民的痛苦，痛斥统治者的贪残。白居易也写出了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讽刺玄宗皇帝好色淫逸的糜烂生活，在《杜陵叟》诗中则发出了“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的愤怒呼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揭露了官府赋税比毒蛇还苛毒的罪恶现实。
宗教政策方面，唐王朝允许信仰自由，不但佛教、道教、祆教大行其道，同时新传入的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得到广泛传播。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薪火相传，到隋唐时佛教翻译的质量和数量大为提高和增加，中国本土文化因素更多地渗入其中，除继续援引玄学入佛外，佛教主动吸收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并把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融进佛教体系，佛教被儒、道改造，形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每个宗派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寺院财产和传法体系，都已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品格。由于李唐王室以老子李耳的后裔自居，道教在唐代地位优崇，备受扶持，道教徒甚至被视为皇族宗室。王玄览、司马承祯等道教代表人物继续援引佛、儒入道，使道教进一步向义理化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祆教又名“拜火教”，北朝时传入中国，唐代京师长安的布政坊、禮泉坊、普宁坊、靖恭坊，东都洛阳的会节坊、立德坊都建有祆祠。唐政府设立萨宝府，专门管理祆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贞观十二年，太宗下诏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允许在京城义宁坊为景教“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时又允许在各州建立景教寺院，统称波斯寺，玄宗天宝年间易名大秦寺，现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用叙利亚文记载了景教在中国内地244年的传播情况。摩尼教在武周时传入唐朝，后来传入回纥并成为回纥的国教。大历三年，代宗准许回纥在京城建立摩尼教寺，并赐额“大云光明寺”。大历六年，又应回纥之请，在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地建大云光明寺，说明了摩尼教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唐代长安、广州、扬州等地有不少大食商人，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传播。唐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均行宽容扶持之策，造就了多教并行、共同发展的局面。
统治思想方面，唐代不再采取“独尊儒术”之策，而是基本推行了儒、佛、道“三教并用”的政策（严格说来，儒家思想并不具有宗教性质，这里沿用唐代人的一般说法）。唐太宗虽大力提倡儒学，但也认为佛、道二教皆可宏益教化，认为：“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遗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宏益之风齐致。”确立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并用的政治指导思想。不过三教毕竟各有自己的宗旨和理论体系，为了争夺更多的思想阵地和朝廷的扶持，三教之间的冲突摩擦时有发生。唐代统治者对三教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侧重，但三教并用的政策基本上得以推行，高祖、太宗、高宗、武后、玄宗、德宗等皇帝都曾召集三教头面人物进行“三教讲论”，就三教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辩论。这不仅有利于三教间的相互吸收，而且造成了一种自由的文化氛围。唐代三教间长期的相互碰撞和吸收，为宋明理学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宋明理学实际上是三教融合的产物，三教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整体，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核。其中儒教着重于人与人关系的调整，追求社会关系的和谐；佛教讲求人的身心的内外协调，侧重人的自身矛盾的调节；道教讲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平衡。可以说，三教各有价值，功能各有侧重，三教之间的互动渗透成为中华文化此后的基本特征。唐代中外文化的多元发展进一步造就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气质，而以此作为深厚的底蕴，也进一步奠定了中华民族恢弘大度、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保持中华文化延续性的根本恐怕就在于中华文化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使得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惟一持续延续、未曾中断的文化体系，不同于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古文化迭经断裂，无以后继，也不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经破坏，以至荒芜。
唐朝文化兼收并蓄的多元发展形态在音乐和舞蹈方面也有突出表现。唐宫廷宴享典礼乐舞《十部乐》之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中，西凉、龟兹、疏勒、高昌四部来自西域少数民族地区，天竺、高丽、安国、康国四部则是外国乐舞，是中外璧合的宫廷燕乐。从初唐到盛唐时期，历朝用于歌功颂德的《坐部伎》、《立部伎》诸乐舞，也是“以中原乐舞为基础，大量地吸收融合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乐舞而创制的新的乐舞节目”。德宗贞元时从南诏传入了《南诏奉圣乐》，还从骠国传入了《骠国乐》。竖箜篌、琵琶、都昙鼓、毛贞鼓、羯鼓等乐器是从波斯、印度传入的。西域舞蹈和外国舞蹈也大量传入。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载：“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记。即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据研究，这些舞蹈都是具有外国特色和异族风格的舞蹈。唐代《霓裳羽衣舞》、《玉树后庭花》、《醉浑脱》等乐舞大曲更是当时中外音乐、舞蹈、诗歌相互结合的产物。当时许多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者、舞者来到唐朝，各地胡乐、胡舞十分流行。
少数民族和外国的服饰、饮食等也在唐代大行其道。玄宗天宝初年，京城“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也载“时行胡饼，俗家皆然”。长安城内胡姬所开酒肆经营胡酒胡食，生意兴隆，风流少年和文人骚客经常光顾，李白《少年行》诗云：“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他的另一首诗《前有一樽酒行》又说：“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气势恢弘、壮丽严整的唐都长安
唐都长安城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居住人口最多达到百万以上，是当时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期的大食帝国都城巴格达仅相当于长安城面积的三分之一，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更是无法企及。据考古实测，长安城的形制为长方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米，周长36700米，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壮丽和谐，气势恢弘，集中体现了大一统帝国的整肃威严。
整座城市规划整齐，严正伟岸，充分利用所在地形地势，按照《周易》六爻的规则，在龙首原的高阜之上，自北而南依次展开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位于全城北部中央，周长8600米，面积4.2平方公里，由太极宫、东宫和掖庭宫组成，是皇帝、皇室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皇城紧附于宫城之南，周长9200米，面积5.2平方公里，是宗庙社稷和政府机关的所在地。外郭城从东、南、西三面环拱宫城和皇城，采用棋盘对称格局，东西14条大街，南北11条大街，把城区划分为108个坊和东西2个市，正中间则是南北向的宽达155米的朱雀大街，将外郭城分为东西两部分，是居民区、商业区和寺观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城相互依存，又以宫城为中心，组成一个严密完整的建筑体系。
号称“三大内”的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大宫殿群气势宏伟，巍峨的大殿宫室和秀丽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交相辉映，是京城建筑的代表作。太极宫是唐前期的政治中心，在中轴线上从南向北依次排列着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和延嘉殿几座大殿，造成了“凌空之势”，显示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大明宫自高宗以后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自南向北以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莱殿、含凉殿和玄武殿为中轴线，两侧建有若干配殿加以烘托。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最为宏大壮丽，高耸在龙首原之上，并依龙首原北高南低的地势铺展，空间恢阔，浑然天成，大殿前两侧建有翔鸾、栖凤两座门阙式阁楼，有曲尺形飞廊与大殿勾连相接，突显出大殿的威严，也渲染出大唐的气魄。兴庆宫在玄宗朝得到大规模修建，做到了宫殿和园林的完美结合，主要的宫殿和建筑有兴庆殿、交泰殿、大同殿、龙池殿、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楼、沉香亭等。唐都长安的恢弘气势标榜了一代帝都的典范品格和卓越气度，对当时国内其他城市建设以及日本等周边邻国的都城建设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时代强音
统一大帝国的形成以及政治的清明和科举制度的发展，激发了唐代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热血豪情。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厌恶政治，大多崇尚隐逸、务清谈不务实际相比，唐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积极入世的政治热情和昂扬奋进的雄心壮志，他们关注现实，关注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把积极入世的思想同爱国忧民的胸怀融会起来，把“经邦”、“致用”作为一生的抱负。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将相自许，“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抱有强烈的为国为民、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为了实现理想，有的寒窗苦读，参加科举考试，渴望金榜题名，凭真才实学跻身官僚行列；有的入幕从军，毅然奔赴沙场，立志于马上求取功名，成为杰出的将领；有的隐居山林，走终南捷径，充满了一鸣惊人、直取公卿的浪漫激情。
这种理想和精神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是明显地注重文学要为现实服务，注重展现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初唐四杰抨击萎靡浮艳的齐梁诗风和当时流行的绮丽婉媚的上官体，扩大诗歌的表现内容，开创出刚健清新、激越浑厚的诗风。如王勃的名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就将缠绵的离别之情一笔抛开，化凄凉为豪放，写得开阔豁达、乐观开朗。杨炯的《从军行》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现出投笔从戎者的坚毅豪迈。盛唐时期的边塞诗，生动展示了绚丽多彩的边塞风光和惊心动魄的军旅生涯，表现出气象开阔、情调豪壮的风格，集中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慷慨激昂的男儿风度和在边塞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如岑参的名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如王昌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在极为悠长广阔的时空背景上描述战争场面，写得纵横豪放。王昌龄《从军行》诗还有名句：“大漠风光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也具有广阔深远的时空意象，同样气势磅礴。
诗仙李白的诗集中体现了盛唐诗歌豪迈激昂、奔放飘逸的风格。李白少年时代观奇书、游神仙、好剑术，有着多方面的才能和广泛兴趣。26岁时，李白出家远游，通过结交名流和隐居学道来提高自己的声誉。李白的理想是像战国时期的谋士一样被皇帝赏识和重用，一举成为朝廷大臣，以经世济国之才建立一番功业，然后功成身退，浪迹江湖。42岁时，玄宗征召李白进京，他当时“仰天大笑出门去”，为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而欣喜万分。后来，李白发现玄宗只以学士待之，并不授其大权，还得罪了权宦高力士，只好在三年以后离京远游，落魄不得志，但他济世救民、建立奇功伟业的理想始终昂扬，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辈岂是蓬蒿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李白多次以振翅高飞的大鹏自喻，在《上李邕》一诗中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具有从政济民的远大理想，在《望岳》诗中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吐露了自己的鸿鹄之志，在《后出塞》诗中也表达了“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的坚定心声，但他始终没有得到大展身手的机会。杜甫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促使他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写了“三吏”、“三别”等忧国忧民的著名诗篇，气宇非凡。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吟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表达了强烈的关心人民疾苦的诚挚思想和为国忧愁、为民流泪的宽厚情怀。杜甫关注国事民瘼，具有强烈的安邦报国之志，青年时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发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时代强音，高度凝练地表达了唐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白居易是一位“志在兼济”的诗人，是新乐府诗派的开创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文学“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作用。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也主张“文以载道”，反对空泛文风，主张文章的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为现实服务。柳宗元也主张文章应该“明道”，反映现实生活内容。这都表现了唐代知识分子关注朝政和民生疾苦的政治热情。
视死如归、以身报国的凛然正气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涌现出许多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英模人物。这里重点介绍颜杲卿、颜真卿兄弟以及张巡、许远、李嗣业等几位忠烈英雄。
颜杲卿和颜真卿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悍然发动“安史之乱”，一个月后即南下夺取东都洛阳，气焰十分嚣张。常山太守颜杲卿与其堂弟平原太守颜真卿分别在常山（今河北正定）和平原（今山东德州）组织起义兵，对叛军造成了一定威胁。次年正月，安禄山派史思明等引兵回攻常山，颜杲卿“昼夜拒战，粮尽矢竭”，被挟持到洛阳。安禄山对颜杲卿说，你从一个小小的户曹升任到常山太守，都是由我推荐奏请的，为什么要起兵反抗我呢？颜杲卿义愤填膺地说，我是朝廷的大臣，虽然由你推荐奏请，但俸禄、官爵都是朝廷的，我起兵是为国讨贼，岂能和你同流合污、大逆不道，何不快快杀了我？安禄山气急败坏，将颜杲卿捆绑在桥柱子上刮杀，颜杲卿至死骂声不绝。颜氏一门遇害者达30多人。颜真卿在平原城被攻破后侥幸逃得性命。
唐德宗建中年间发动了一场削藩战争，意欲扫平割据势力。建中四年，颜真卿遭宰相卢杞陷害，以三朝元老和太尉的身份前往淮西镇宣慰叛臣李希烈。途径东都洛阳，有人对颜真卿说，前去宣慰李希烈必遭毒手，不如暂留东都，看看朝廷能不能有别的办法。颜真卿回答说，宣慰李希烈是皇帝的命令，我怎能怕死不去而回避呢？乃毅然前往。
颜真卿到达李希烈驻地后，李希烈指使其爪牙辱骂颜真卿，又舞刀弄枪地恫吓他。颜真卿义正词严，毫不畏惧，始终以君臣大义劝说李希烈，但李希烈狼子野心，阴谋自己当皇帝，根本听不进去。他还将颜真卿软禁起来，百般利诱和威胁。有一次，李希烈让其爪牙在干柴上浇上油，说要烧死颜真卿。颜真卿目不斜视，径直坐到干柴之上，凛然不可侵犯。颜真卿说，我已经80多岁，只知道守节而死，报效国家，岂能屈辱偷生，与叛贼同流合污。抱定了视死如归的决心。最后，颜真卿被缢杀而死，壮烈殉国。
张巡和许远肃宗至德元载三月，安史叛将令狐潮引军四万，进攻唐将张巡驻守的雍丘城（河南杞县），欲占领雍丘后继续南下夺取江淮，并切断唐廷财赋运输线。张巡只有士卒两千，许多人面对强敌感到恐惧。张巡说，叛军人多势众，十分蔑视我，我们现在出其不意，主动进攻，敌人必然惊惧溃败，锐气受到挫折，雍丘城才可以坚守下去。张巡于是以一千人守城，另率一千人，分成几个小队，向敌人发动突然进攻，迫敌后退。在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张巡率部同叛军交战三百多场，成功阻遏敌人，保全雍丘。同年五月，令狐潮再围雍丘，数次劝张巡投降，均被张巡断然拒绝。城中的箭用完了，张巡命士兵扎了一千多个草人，披上黑色衣裳，在夜晚缒到城下，叛军发现后万弩齐发，结果得到箭支无数。后来，张巡派五百勇士夜缒城下，敌人以为是故技重演，并不防备，结果勇士们奋力杀敌，迫敌后退十多里。张巡军中中郎将雷万春在城头与令狐潮对话，被敌伏弩射中面部六支箭，雷万春岿然不动，令狐潮以为是木头人，当得知真相后，大为折服。
睢阳太守许远当时驻屯睢阳（河南商丘），与雍丘左右呼应，共同屏障江淮。至德二载三月，叛将尹子奇率十三万兵马进犯，许远告急于张巡，张巡乃与许远合兵一处，共保睢阳，但仅有士卒六千八百。张巡与许远奋勇当先，“督励将士，昼夜苦战，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贼将六十余人，杀士卒二万余”，成功击退敌人。尹子奇随即卷土重来，张巡以君臣大义激励将士，尽军出战，奋力搏击，杀敌将三十多人，斩士卒三千多人，追敌数十里。但是毕竟众寡悬殊，难以打破叛军的合围，睢阳保卫战日趋艰难。
张巡足智多谋，一天夜里，他让士兵门击鼓列队，做出要出击的态势。敌军闻知，乃通宵达旦地保持警惕，高度紧张。快天明的时候，张巡让士兵们息鼓待命。叛军从所造的高楼上向城内瞭望，不见一人，遂解甲休息。这时，张巡与雷万春、南霁云等将领各率五十骑兵杀向敌军，一直冲到尹子奇麾下。尹子奇落荒而逃，手下大将五十多人被杀，士卒被杀五千多人。张巡想射杀尹子奇，但又不认识他，便取了一根蒿草棍射向敌军，被射中的士卒捡到后，以为张巡军队的箭支用完了，便跑去向尹子奇报告。张巡用这种方法发现了尹子奇，让南霁云挽弓射之，射中他的左眼，几乎活捉尹子奇。
七月，尹子奇再次集结数万军队进围睢阳。城中粮食用完了，只好以树皮鼠雀等充饥，士卒只剩下了一千六百多人。张巡多设技巧，屡破敌人的进攻。敌人折服其智谋，围着城池挖了壕沟来围困，张巡则在城内也挖了壕沟来坚守。最后，城中只剩下了六百余士卒，张巡和许远便分兵坚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誓与睢阳共存亡。最后，张巡拼尽了全力，敌人攻上城池。张巡西向再拜，慷慨陈词，说：“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遂与许远、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将领凛然就义。
李嗣业京兆高陵人，身长七尺，壮勇绝伦，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从军安西，效力边疆，常为先锋，是威震敌胆的“神通大将”，后累官至安西节度副使，成长为一名杰出将领。“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着手组织平叛，征兵于安西，李嗣业率精兵五千星夜入援。至德二载九月，李嗣业率军参加了收复京师长安的战斗。
这次战役，李嗣业率部为前军，担当先锋，郭子仪部为中军，王思礼部为后军，对抗叛军十万。敌将李归仁善于用兵，狡诈异常，先挑战，后佯败退缩，复而全力杀回。官军措手不及，阵脚顿时大乱。值此危机关头，李嗣业振臂大呼：“今日不以身饵贼，军无孑遗矣。”只见他“乃肉袒，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奋击，当其刀者，人马俱碎，杀数十人，阵乃稍定”，再“帅前军各执长刀，如墙而进，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又与回纥出贼阵后，与大军夹击”，取得了斩敌六万、生擒两万的战绩，将叛军击溃。是役，李嗣业率军力挽狂澜，为光复京师立下头功。
收复京师后，李嗣业率部随大军东征。克潼关，斩敌五千，复华阴、弘农二郡。叛军收合余散，纠集兵马十五万驻屯陕州。十月，李嗣业与郭子仪率部“遇贼于新店，与之力战”，官军“初胜而后败，嗣业逐急应接”，回纥军也及时赴援，攻陷叛军军阵西北角，“嗣业又率精骑前击，表里齐进，贼众大败”，结果斩首十万级，横尸三十里，又乘胜“进收东都，嗣业战多”。
收复东都洛阳后，李嗣业率部在张镐的统一指挥下，与鲁炅、来瑱、李、李奂所部并肩作战，“徇河南、河东郡县，皆下之”。乾元元年九月，李嗣业又奉诏参加九节度讨伐安庆绪的会战，与诸军一齐将安庆绪围困于邺城。是时唐廷措施失当，不设统帅，诸将各自为政，致使战事旷日持久。敌人每次来犯，李嗣业均“被坚冲突，屡冒锋刃”，率部与敌鏖战，不幸被流矢所中。乾元二年（759年）正月，李嗣业因箭伤而死，为国英勇献身。
不畏艰险、如饥似渴的求知精神
这一方面表现突出的是玄奘、义净等僧侣的西行取经。
玄奘，俗姓陈，13岁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名“玄奘”。玄奘26岁时到达唐都长安，在大觉寺跟从岳法学佛。《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其“遍谒众师，备餐异说，详考其理，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现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贞观三年，28岁的玄奘从京城出发，为探求佛教奥义踏上了西行求法的漫漫行程，踏过戈壁，跨过葱岭，历尽艰难险阻，以顽强的毅力，终于在贞观五年冬到达天竺摩揭陀国，进入当时印度的学术中心、最高学府那烂陀寺，拜当时的名僧戒贤为师。此后五年，玄奘在那烂陀寺潜心攻读，成绩突出。戒贤特别为他开设了极其高深的《瑜伽论》，佛教造诣逐渐青胜于蓝。戒贤法师授权他为众僧讲法，声名大震。后来，玄奘成了摩揭陀国戒日王的座上客，并在曲女城讲法。在曲女城大辩论会上，玄奘应邀担任论主，在一连18天的时间里，参加大会的6000余名僧侣，无一人能胜玄奘者。玄奘以其广博的学识，为大唐争得了荣誉，被尊称为“三藏法师”。
贞观十年，玄奘拜辞戒贤，外出巡游访学，足迹遍及全印度，对佛教各宗派进行深入研究，学识更上一层楼。贞观十九年，玄奘拒绝了印度官方、学界的一再挽留，启程回国。玄奘前后历时19年，行程5万里，游历了100多个国家，共带回佛经657部，还有舍利、佛像等，用24匹马驮回长安。
玄奘回国后，受到太宗皇帝的欢迎和大力扶持。之后，他又用了19年时间翻译佛经，争分夺秒，用力甚勤，“无弃寸阴，每日自立课程，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三更暂眠，五更复起”，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成为今天研究佛教文化的宝贵资料。玄奘取经期间，每到一处还注意搜集当地人文、史地、风俗、物产等方面的资料，注意学术积累，回国后，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12卷的《大唐西域记》。这部书成为今天研究中亚、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流传。
义净，俗姓陈，幼年出家为僧，15岁时就想西行求法，到37岁（高宗咸亨二年）时终于成行。他从广州出发，辗转到达印度，游历30余国，在那烂陀寺学习10余年。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一度回到广州，同年冬天，重返印度，带回佛教经、律、论共400部。回国后，用了13年时间翻译佛经，共译56部，230卷。还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书，成为研究佛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敢作敢为、不让须眉的女性情怀
唐代以风气开放著称，当时的封建礼教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酷的地步，同时李唐王室源出于少数民族，实行进步友好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频繁，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很深，少数民族的习俗婚俗盛行。在这样的大环境和大气候中，唐代妇女生活开放，性情直爽，婚姻自由，在精神面貌上表现出开朗、活泼、奔放、勇敢的鲜明特色。正是这样的社会风气，促使唐代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武则天女皇。而武则天的称帝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自信心，更加营造出唐代妇女奋发向上、不让须眉的精神风貌。
参政议政宫廷妇女参政议政在唐代尤其是唐前期蔚然成为一种风气，不仅皇后、嫔妃参政议政，公主、女官们也不甘寂寞，政坛上留下了她们自信坚毅的身影，其极至便是武则天的登基称帝。
早在李唐草创之时，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便在关中自散家财，招募勇士，组成“娘子军”，策应李渊的晋阳起兵。李渊最后进军关中时，娘子军已经很有实力，攻占了一些地盘，在大唐创业中立下一定功勋。
唐王朝建立后，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在两派斗争中，唐高祖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襄助李建成，在高祖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则从中周旋，千方百计地讨好高祖，并搞好与其他嫔妃的关系，史载她“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长孙氏也参与大计。政变前夕，长孙氏亲自慰劳勉励将士，“左右莫不感激”。李世民政变成功登基称帝后，长孙氏成了皇后，她处事谨慎，尽心辅助唐太宗治理国家。鉴于历史上外戚专权的祸害，她主张唐太宗不要过分任用自己的兄长长孙无忌，不允许子女越礼奢侈，尽力搞好后宫的关系。长孙皇后还相当注意方式方法。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后怒气冲冲地说，等合适的时候我一定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要杀谁，太宗说魏徵总是当着朝臣的面侮辱我，让我下不来台。长孙皇后立即郑重其事地穿上朝服，向唐太宗表示祝贺。唐太宗一时惊愕，不知道何贺之有。长孙皇后意味深长地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使唐太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其手法以柔克刚，温而不火，却极具力量，极其高明。长孙皇后36岁去世，临终前仍劝诫唐太宗要善于纳谏，拒绝谗言，勤俭节约，不忘国家大事。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痛失良佐，伤心万分。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逝，太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李治是长孙皇后所生第三子，唐太宗病重期间，李治经常入侍药膳，从而认识并爱上了当时是唐太宗才人的武则天。
武则天是李唐新贵武士的女儿。李渊起兵时，武士被任命为中郎将兼司铠参军，武德年间累官至工部尚书。贞观十一年，武则天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因为才貌出众被选入宫中，立为才人，并赐号“武媚”，人称“武媚娘”。
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入感业寺为尼姑。永徽四年，高宗将武则天召入宫中，立为昭仪，再封宸妃。永徽六年，高宗废王皇后，另立武则天为皇后。自显庆五年，高宗身染重病，“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开始让武则天协助裁决政事，并逐渐形成了高宗与武则天共掌朝政的“二圣”格局。弘道元年，高宗病死，太子李显（武则天三子）即位，是为唐中宗。次年，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四子李旦继位，是为唐睿宗，但政事皆决于武则天，由武则天临朝称制。载初元年九月，武则天迈出超越前古的一步，废睿宗自立为皇帝，宣布改唐为周，以洛阳为神都，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当皇帝之后，镇压了徐敬业和李唐宗室中一部分人的起兵反抗。又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人罗织罪名，“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坚决打击政敌，手腕坚硬。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如下令编修《姓氏录》，打击士族势力，继续推行均田制，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创殿试和武举，南选也成为定制。为了吸揽人才，创立了自荐和试官制度，发现和任用了文臣如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张九龄、张嘉贞、张说，武将如张仁愿、郭元振等杰出人才。武周时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联络禁军将领李多祚发动政变，强迫武则天传位于中宗李显，复唐国号。武则天本人于同年病逝，结束了她叱咤风云、颇有争议的一生。
武则天革唐为周，是风气所致，也开风气之先。中宗复位后，昏庸懦弱，大权落入韦皇后和其女安乐公主、长宁公主手中，中宗昭容上官婉儿也依势弄权，独当诏书之任，权力超过外朝宰相。韦皇后与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勾结在一起，贬杀张柬之等人，驱逐重臣宋璟，欲夺取政权，效法武则天当皇帝。安乐公主则更加直率，要求中宗立自己为皇太女。景龙元年七月，太子李重俊发动兵变，矫诏发羽林军杀武三思及其党羽十余人，企图消灭韦皇后一派，但中宗在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的胁迫下，不得不发兵杀死李重俊。李重俊兵变未果，韦皇后进一步控制了大权，于景云元年干脆将中宗毒死，开始临朝掌政。这时，睿宗李旦之子临淄郡王李隆基与姑母太平公主联手，引羽林军连夜攻入玄武门，杀死韦皇后及其党羽，扶睿宗复位。睿宗即位后，李隆基被立为太子，但大权落入太平公主手中。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培养了她的政治才能。太平公主依凭拥戴之功，广树私人势力，当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李隆基以太子身份监国后，与太平公主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李隆基在姚崇等人的策划下，先发制人，杀太平公主手下宰相窦怀贞、萧至忠、岑义等人，太平公主被赐死于家。不久，睿宗传位李隆基，是为玄宗皇帝，政局才稳定下来。上述皇后、公主、嫔妃虽然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她们敢作敢为，大胆出手，活得轰轰烈烈。
文学才情薛涛和宋氏五姐妹是这一方面的代表。薛涛，字洪度，代宗大历五年生于京师长安。后随父迁官，移居成都府，由于天资聪颖，饶于辞辩，很快便颇有名气。贞元元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坐镇成都，召薛涛入府，并入乐籍，令其侍酒赋诗，成为官妓。贞元五年，因得罪韦皋，薛涛被罚赴松州（今四川松潘县）。薛涛后还成都，脱去乐籍，隐居于西郊浣花溪，身着女冠服，门种琵琶花，开始了与显官文士诗歌唱和长达几十年的生活，直到文宗太和六年去世。
薛涛作诗五十余年，有诗作五百余首，后来多所散佚，今存九十多首，有《薛涛诗》一书传世。当时与薛涛唱和的有先后出任西川节度使的韦皋、袁滋、刘辟、高崇文、武元衡、李夷简、王播、段文昌、杜元颖、郭钊、李德裕，以及著名诗人王建、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宪宗元和四年，薛涛与元稹相见，走笔作《四友赞》一诗，曰：“磨润色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黯黯，入文亩以休休。”元稹阅之惊服。后来两人多有酬唱，友情最为深厚。
薛涛诗抒情细腻，真切感人。如《送郑资州》诗：“雨暗眉山江水流，离人掩袂立高楼。双旌千骑骈东陌，独有罗敷望上头。”将送别时的伤心、眷恋之情跃然纸上。又如《送卢员外》诗：“玉垒山前风雪夜，锦宫城外别离魂。信陵公子如相问，长向夷门感旧恩。”写出了离别时的深沉悲痛以及对卢员外的痴情钟爱。《赠远》诗尤其表达了对情人深切的思念。诗云：“扰弱新蒲叶又齐，春深花发塞前溪。知君未转秦关骑，日照千门掩袖啼。芙蓉新落蜀山秋，锦字开缄到是愁。闺阁不知戎马事，月高还上望夫楼。”此诗以夫妇自况，可能是为元稹所作。
薛涛长期隐居浣花溪，喜穿红色衣裳，有“前溪独立后溪行，鹭识朱衣自不惊”之美句。薛涛还请当地工匠专为自己制作了深红色纸笺，小巧玲珑，用于与时贤吟诗酬唱，人称“薛涛笺”。薛涛笺后来风行千载，流传深远，甚是风雅。
宋氏五姐妹指宋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荀姊妹五人。五姐妹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得父亲宋庭芬教诲，个个聪慧出众，尤以若莘、若昭长于文辞，才华横溢。德宗贞元四年，经昭义节度使李抱真推荐，五姐妹被召入宫中。德宗十分惊讶她们的诗赋文采，“嘉其节概不群，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学士先生”。五姐妹历事德宗至文宗六朝，执掌宫中记注簿籍，担任后宫女子及诸王、公主的老师，成为一段佳话。
社交教育唐代妇女所受约束较少，礼法不甚严格，能够比较自由地参加社会活动，与异性间的交往也比较随便，皇宫中的皇后、嫔妃、公主、宫女们与外臣不必回避，且能够在一起饮酒游戏等，史载韦皇后与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玄宗宠臣姜皎与后妃连榻宴饮，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同食游戏，甚至通宵不出。官宦人家的妇女和民间妇女也不回避男宾，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就写了一位茶商妇人在丈夫外出时半夜接待一群陌生男客上船，倾诉心情的事情。唐代妇女还能够十分自由地外出旅游，尤其盛行春天的踏青和野餐，史载清明前后，“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籍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当时的曲江池、乐游原等风景胜地都是仕女们毕集的游赏嬉戏之地。
唐人主张妇女应该读书识字，上层家庭普遍重视女子的文化教育。音乐教育是唐代女子教育的一个显著特色，官宦之家、市民家庭、倡优伎女都乐此不疲。杨贵妃就擅长音乐，擅长胡旋舞，是音乐舞蹈的高手。唐代妇女还参加广泛的体育活动，主要有骑马、射箭、打猎、打球、拔河、荡秋千、斗百草等，其中骑马打猎甚是风行，诗人王建《宫词》诗曰：“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张籍《宫词》诗也说：“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描写的都是宫女们戎装打猎的情景。许多士女还经常骑马出行，甚至“露髻驰骋”，或者身穿半透明的纱衣招摇过市，显得落落大方。
婚姻家庭唐代女性的婚姻多数还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当时十分开放的风气之下，女性对爱情、婚姻的追求表现得十分大胆、主动和执著。郎才女貌是当时最为推崇的恋爱观，突出反映在当时出现了大量的才子佳人的文学记载。唐代的两性关系比较放纵，女性的贞节观念较为淡薄，少女私奔、有夫之妇另觅新欢、离婚再嫁都屡见不鲜，不以为怪。特别是社会上层，此风更盛。如太宗之女合浦公主嫁给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后，与僧人辩机、智勖、惠弘等人有染，又如武则天为太宗才人时，便与太子李治私结恋情，当女皇后更是广置面首，尽情放纵。唐代的妒妇很多，如房玄龄的夫人就因嫉妒出了名，“吃醋”一说便由她而起。还有一位裴姓刺史，卜者说他应该娶二房以压灾祸，如果不娶，就会对夫人不利，结果裴夫人宁可死也不同意这件事。另有一位县令设家宴招待客人，让女奴唱歌助兴，他的夫人知道后，竟拿着一把刀闯入宴席，将客人全部吓走。与此同时，男子的惧内也颇为流行，高宗、中宗就因此而出名，有人甚至总结出一套夫人可怕的理论。唐朝末年，宰相王铎率领官军镇压黄巢起义军，身边带有姬妾。一日，忽然听说他的夫人离开京城前来，王铎惊恐万分，对幕僚们说，黄巢从南边而来，夫人从北面而至，我怎样才能有一个平安之处呢？幕僚们回答说，不如干脆投降黄巢。这些事例说明了唐代妇女泼辣刚悍的精神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