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润
武则天称帝的原因，无论从一般道理上评述，或从唐代妇女地位上谈论，都不如根据史书的确切记载，揭示当时的历史实际，看武则天是怎样走向女皇宝座的，更有说服力。公元684年武则天独掌军政全权以后，一方面采取英明、果断的手段，平定叛乱，打击政敌，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励精图治，任贤纳谏、加强法制、选拔人才，制造当女皇的舆论，争取臣民的支持。她的政治手腕既强硬又灵活，军事指挥，善于选帅用将。她的兼涉文史，足智多谋，在当女皇前已有辅政、执政30年（660—690年）的丰富经验，皆为中国古代其他妇女所不及。试问：在中国历史上有与此完全相同的主客观条件吗？没有。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女皇帝只能有一位——武则天。
一坚决镇压地方上的武装叛乱
文明元年（684年，年初用嗣圣，二月改元文明，九月改元光宅）二月，武则天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先后将其贬至均州（今湖北郧县）、房州（今湖北房县），立睿宗李旦为傀儡，自己则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九月，改元光宅，“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从政治上讲是适应她准备移唐国祚的目的，从经济上讲亦正是适应都城东依广阔平原，沟通江、淮漕运的需要。正如史家所言，武则天建都洛阳，政治上是为了改朝换代，以周代唐；经济上是为了适应关东经济的发展，以固根本。从这方面肯定武则天的历史作用，比从其他方面赞扬武则天都更具实际内容。但在当时，接连发生武太后临朝称制，废李显立李旦为傀儡，改东都为神都，追尊武氏其祖为王，立武氏七庙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引起了社会上的很大震动，特别是一部分散布在各地的失意官吏和部分李唐宗室诸王，便先后打着反武的旗号，举行武装叛乱。
首先是徐敬业等人据扬州发动叛乱。就在武则天宣布改东都为神都的当月，一些散布在外地的失意官吏，聚集在扬州（今属江苏），以李敬业为首发动了武装叛乱。李敬业是一代名将、三朝元老李的嫡孙。本姓徐，因其祖父徐世（字懋功）被唐廷赐姓李，后又避太宗讳单名，所以他随祖父李、父李震姓李，当时称李敬业。他少时曾随祖父征战，以勇敢、武艺高强出名。历太仆卿，袭爵英国公，为眉州（今四川眉山）刺史。嗣圣元年（684年），因涉嫌贪赃被贬为柳州（今属广西）司马，其弟盩厔（今陕西周至）令敬猷也因此被免官。其他重要成员有：由给事中贬为括苍（今浙江丽水东南）令的唐之奇，由长安主簿贬为临海（今属浙江）丞的骆宾王，由詹事司直贬为黟县（今属安徽）令的杜求仁，由御史贬为盩厔尉的魏思温，等等。这伙人的共同点是“各自以失职怨望，乃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这说明他们对朝廷早已心怀不满，叛乱蓄谋已久。这年八月，武太后忙于归葬高宗于乾陵之际，亦正是他们聚集扬州密谋起兵之时。九月，他们起兵叛乱，立即捕杀扬州长史陈敬之，设置叛军指挥机构，李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旬日间得胜兵十余万”。这十余万临时拼凑起来的“胜兵”，就是李敬业叛乱的主要军事力量。
同时，李敬业“传檄州县，疏武氏过恶”。到处散发骆宾王撰写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这篇檄文，文采飞扬，激昂铿镪，是一篇传世佳作，其特色就是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大肆攻击独揽大权的武太后。唐高宗、荣国夫人杨氏，明明是病死的，它说是武氏“弑君鸩母”。但虚假的文章写得再华美，也是没有震撼力的。武太后一边看着，一边“嬉笑”，这既显示出武则天的镇静自如，也表现出对叛乱者的蔑视。她经过深思熟虑，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率兵30万前去扬州平叛。这一任命能起到稳定宗室诸王、争取宗室诸王支持的作用。武则天又任命足智多谋的殿中侍御史魏元忠为监军。为防万一前军失利，在前军已出发之后，武则天又命身经百战的名将、百济人黑齿常之统率后军继进。这一任命，对唐军中众多的少数民族将领，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她的周到的军事战略部署，确保了这场平叛战争的胜利。相反地，叛军方面内部分歧严重，战争一开始便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军师魏思温主张直趋洛阳，与唐军决战；薛仲璋则以“金陵（今江苏南京）有王气”为理由，主张先取常（今江苏常州）、润（今江苏镇江），然后向北以图中原。有勇无谋的李敬业，为“金陵有王气”说所迷惑，不听魏思温的劝告，命唐之奇分兵守扬州，自率主力军渡江进攻润州。这暴露出他反对武太后专权是假，企图灭唐称帝是真。
十月十九日，武太后下诏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复姓徐氏，从此李敬业称徐敬业。不久，李孝逸率领的唐朝大军进至扬州，打败徐敬业军队的顽抗。十一月十八日，徐敬业等逃至海陵（今江苏泰州）界，因遭受大风所阻，无法渡海，其部将王那相斩徐敬业、徐敬猷及骆宾王首，向唐朝李孝逸投降。“余党唐之奇、魏思温皆捕得，传首神都，扬、润、楚三州平”。
徐敬业叛乱，从扬州起兵到被平定，不过两个多月。为什么唐朝廷胜利如此快，徐敬业失败如此惨。其一，徐敬业叛乱是在大唐江山稳固、百姓思安的社会环境中发动的，因此不得民心，很快陷入孤立。正如时人陈子昂所说：“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其二，武则天善于选帅任将，李孝逸能采纳魏元忠等人正确的军事部署；而徐敬业有勇无谋，战略决策失误；其三，唐军仅前军就有30余万，并训练有素；而徐敬业虽有军10余万，皆为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故战斗力很差。武则天平定徐敬业叛乱，进一步巩固了临朝称制的政治地位，并为日后走向女皇宝座扫除了一大障碍。
时隔四年，又有唐宗室越王李贞、琅邪王李冲等人的武装叛乱。因为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加快了走向女皇宝座的步伐。四月，武太后之侄武承嗣秘密派人寻找到一块白石，在上面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又用碎紫石及药物填好，指使人放进洛水里又捞出。武太后甚喜，号其石“宝图”，以昭示武太后江山永固，要当女皇。五月，武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七月，武太后又命洛水为永昌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她不仅神化了洛阳，而且神化了洛阳附近的名山名水，衬托着一位圣神女皇，就要君临天下了。这些举措，更加暴露出武太后要当女皇的政治欲望，因此到八月份，越王李贞、琅邪王李冲父子，便急不可耐地起兵反抗了。
史载，八月十七日李冲于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率先起兵，二十三日就被杀死，“凡起兵七日而败”。李冲起兵后，诸王中唯有其父越王李贞于八月二十五日据豫州（今河南汝南）起兵响应。这时李冲已死，他尚且不知。结果唐军迅速抵达于豫州城下，李贞一伙被迫自杀，“贞起兵凡二十日而败”。李唐宗室诸王的起兵，为何会如此迅速地遭到惨败？根本原因是他们的起兵不得民心，又不具备推翻武周政权的军事力量。
第一，历史证明李唐宗室诸王的起兵，实际上是参与预谋者众，真正起兵者寡。机密泄露后，只有李贞、李冲父子二人起兵，其余诸王多作壁上观。史家说：“诸王往来相约结，未定而冲先发，惟贞狼狈应之，诸王皆不敢发，故败。”
第二，宗室诸王起兵打的旗号是反对武氏专权，而实际上武太后虽专权有移唐国祚的趋向，但此时并未移唐祚、改唐国号。她仍然是大唐皇太后，代表国家掌权。因此当李冲部将董玄寂高喊“琅邪王（李冲）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叛军立即哗变，土崩瓦解。这说明当时人心向大唐，叛乱甚不得民心，因而李贞、李冲父子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必败无疑。
第三，双方军队数量、作战能力对比，差别悬殊。这次平叛，又一次表现出武则天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及任帅选将的才能。她接到范阳王李蔼的告密后，出手果断，立即调兵遣将，先后派遣丘神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两次出兵，仅第二次出兵即达10万之多；而叛方，其首领多为皇室贵族纨绔子弟，不会武艺。所统士兵大都为临时招募、拼凑而来，其数量处于绝对劣势，李贞部下仅有2支军队共9000人，故不堪一击。李贞败死后，武太后下令“与冲皆枭首东都阙下”。不久，武则天令酷吏周兴等将所有预谋的李唐宗室诸王、公主、外戚斩尽杀绝。于是周兴等人将韩王元嘉、其子黄国公、鲁王灵、常乐公主等皆逮捕入神都监狱，迫令自杀，甚至连太平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薛绍亦不能幸免，“杖一百，饿死于狱”。
武则天这次平叛战争，给予李唐宗室势力以最沉重的打击。从此直至长安四年（704年）十二月，则天女皇病重之前，李唐宗室中无人敢于起兵。这就说明，这次平叛战争，对于武则天走向女皇宝座，是十分必要的。
二重用酷吏以打击政敌
徐敬业的起兵叛乱，使武则天认识到，天下反对自己独掌大权的人还真不少。而这种反抗，有武的还有文的，有明的亦有暗的，自己一个女人在皇宫中不可能洞悉所有政敌的情况，于是她便想方设法进行镇压或威慑，使之不敢反抗；于是“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并于垂拱二年（686年）三月设置铜匦于朝堂，“有进书言事者听投之，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
武太后在创设铜匦的同时，开始重用酷吏。徐敬业叛乱，使武太后认识到，对待朝廷内外的政敌，必须采取严酷的手段加以打击。仅靠一般的刑罚是远远不够的。“然则天严于用刑，属徐敬业作乱，及豫、博兵起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史书又载，武太后自徐敬业叛乱后，“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因此，在“盛开告密之门”的同时，开始重用酷吏。
史载，武周朝共有酷吏27人，其中“残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状尤重”者有来子珣、万国俊、王弘义、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张知默、李敬仁、唐奉一、来俊臣、周兴、丘神、索元礼、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刘光业、王德寿、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王处贞23人，“情状稍轻”者有陈嘉言、鱼承晔、皇甫文德、傅游艺4人。
按照史书记载的情节，在这27名酷吏中，以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万国俊、侯思止、王弘义等尤其臭名昭著。
索元礼（？—691年），胡人。武太后临朝称制时，知太后意，因告密被召见，授为游击将军（从五品下武散官），令专掌制狱。生性残忍，每审讯一人必令其供出数十百人，“衣冠震惧，甚于狼虎”。武太后数次召见赏赐，“张其权势，凡为杀戮者数千人。于是周兴、来俊臣之徒，效之而起矣”。
周兴（？—691年），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年轻时学习过法律，任尚书省都事。累迁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索元礼之后，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
来俊臣（651—697年），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武周时，通过告密得到武则天信任，历任侍御史、左台御史中丞等职。“凶险不事生产，反覆残害，举无与比”。每制狱，必刑讯逼供，“前后灭族千余家”。
万国俊，洛阳（今属河南）人。少年起就很奸诈。垂拱二年（686年）以后，与酷吏来俊臣共同编出《罗织经》，“屠覆宗枝朝贵，以作威势”。由来俊臣引荐，自司刑评事，擢为判官。
侯思止，雍州礼泉（今陕西礼泉）人。本当地无赖，以卖饼为业。后投靠周兴、索元礼，因诬告高祖之子、舒王李元名及裴贞谋反，被授予游击将军，累迁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等职。侯思止“既按制狱，苛酷日甚”。
史载，周兴为秋官侍郎，来俊臣为御史中丞，“相与私蓄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来俊臣与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武太后得到告密者提供的情报，便命索元礼等酷吏审讯，严刑逼供，一个比一个厉害。索元礼等所制造的大枷，共有10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拷囚的刑法，极其残忍，名目繁多，有“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或使跪棒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其以醋灌鼻，或以铁圈毂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每逢抓到犯人，先陈列刑具给犯人看，犯人“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当时，武太后很信任这些人。因此，“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其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片恐怖气氛，神都洛阳尤其严重。史载，“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
在武则天向女皇宝座迈进的途中，确曾重用酷吏以打击政敌。这方面的惨案，不仅史书记载甚多，而且已发现利用的当时唐人墓志铭文中亦有酷吏逼死人命的记载。例如生前为宰相的刘仁轨，有一子叫刘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就是因为反对武太后大权独揽，欲当女皇，垂拱二年（686年）被酷吏陷害致死的。
难道当时就无人敢于向武太后劝谏吗？有。垂拱二年（686年）三月，麟台正字陈子昂上疏给武太后，以为“执事者疾徐敬业首乱唱祸，将息奸源，穷其党与，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劝武太后“慎刑法”，结果“太后不听”。武则天不听，亦没有惩处陈子昂。因为她心里明白，陈子昂讲的虽有道理，但放在当前不合时宜。武则天重用酷吏的政治目的，就是要用严刑峻法，打击政敌，为自己当上女皇扫除障碍；而一旦她认为女皇宝座巩固了，便会杀掉周兴、索元礼、来俊臣等人。酷吏不过是她手中的工具而已。特别是在武则天走向女皇宝座的过程中，酷吏是她打击、威慑政敌必不可少的工具。
三励精图治以争取臣民
在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的6年（684—690年）中，一方面重用酷吏，打击政敌；用武力先后镇压了徐敬业叛乱和宗室诸王的起兵反抗，为当女皇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她又励精图治，任贤纳谏，用廉吏遏制酷吏和战争带来的副作用；健全法律，以法治国，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科举制，创立殿试，培养新型官吏，以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当女皇创造必要的条件。不能认为武则天仅仅是靠武力征服、酷吏政治、一路打杀走向女皇宝座的。在火光剑影之中，她展现宏大的气魄；在励精图治的细微之间，她又显示出诱人的魅力。
1.任贤纳谏
武太后重用的首位廉吏，是狄仁杰。狄仁杰（630—700年），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调露元年（679年）唐高宗擢拔大理丞狄仁杰为侍御史。不久加朝散大夫，累迁度支郎中。高宗将幸汾阳宫（位于今山西楼烦），以仁杰为知顿使。并州（今山西太原）长史李冲玄以皇帝所经道路旁有妬女祠，俗云盛服过者必致风雷之灾，强迫征役数万人另外开辟御道。仁杰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妬女之害耶？”令罢此役。高宗闻知，感叹说：“真大丈夫也！”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为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抚和戎夏，人得欢心，郡人勒碑颂德”。武太后命右台监察御史郭翰巡察陇右，所至多有按刻。但入宁州境，百姓歌颂刺史者塞满道路。郭翰召见州吏多人，说：“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愿成使君之美，无为久留。”州人方散。郭翰回神都后，向武太后推荐狄仁杰，征为冬官侍郎。垂拱四年（688年）六月，武太后命冬官侍郎狄仁杰为江南道巡抚大使。时吴、楚之俗多淫祠，仁杰奏毁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4祠。这对于易风移俗、减轻百姓负担，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武太后命狄仁杰为文昌左丞。九月，越王李贞败死后，武太后又以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命赴豫州（今河南汝南）处理平叛后诸问题。史载，时惩治越王李贞的党羽，“当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司刑趋使行刑”。牵涉面甚广，受株连者甚多。狄仁杰不愧是一位刚正不阿、敢于实事求是的好官。他经过调查后，密奏武太后：“彼皆诖误。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武太后批准狄仁杰的奏请，将其六七百家、五千口人全部“特敕原之”，配流丰州（今内蒙古五原西南）。当这一大批被朝廷特赦免死流放的囚犯行经宁州时，宁州父老迎接于路，说：“我狄使君活汝辈耶！”相携哭于德政碑下，设斋三日而后行。豫囚到达流放地之后，复相与立碑颂狄仁杰之德。
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武太后准备调动梁（今陕西汉中）、凤（今陕西凤翔）等州的人力、物力，自雅州（今四川雅安）开山通道，出击生羌，因袭吐蕃。正字陈子昂上书，认为“夫蜀之所恃者险也，人之所以安者无役也”，“自古国亡家败，未尝不由黩兵，愿陛下熟计之”。被武太后采纳，遂不兴此役。永昌元年（689年）三月，武太后又主动征求正字陈子昂的意见，主题是“当今为政之要”。陈子昂没有立即回答，回家后经过认真思索，上疏以为“宜缓刑崇德，息兵革，省赋役，抚慰宗室，各使自安”。史家评论“辞婉意切，其论甚美，凡三千言”。其中，“扶慰宗室”，很显然是指刚发生过的平定李贞起兵及事后处理事件。武太后看过后，并未动怒，显得十分豁达大度。正字，唐秘书省属官，正九品下，陈子昂官小，却甚有文才，并关心时政，所以武则天很重视他的意见。武则天如此虚心纳谏，但丝毫容不得反对她专权的人。这正是她的特色，也正是她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的重要原因。
武太后的任贤纳谏，还表现在能够广开言路，鼓励官民自荐。措施之一，如上所述，在朝堂上设置铜匦，“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措施之二，已有的登闻鼓、肺石不设防。唐初设登闻鼓于西朝堂，设肺石于东朝堂，用于臣民百姓告急诉冤，并设专人监管。垂拱元年（685年）二月，武太后下制：“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击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措施之三，令官民自荐。同年四月，武太后又下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让有才能者皆得毛遂自荐，以求进用，从而扩大了任贤的来源。
2.加强法制
武则天在用酷吏制政敌、用武力平叛乱的同时，又注重用法律治国家，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史载，垂拱元年（685年）三月，武太后颁布《垂拱格》。这是武则天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表现。
唐朝前期的立法活动，主要集中于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四朝。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根据隋《开皇律》，制定出《武德律》12篇凡500条；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又制定出《贞观律》，仍为12篇凡500条，另编《贞观格》18卷；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长孙无忌、李、于志宁等人，以《贞观律》为基础撰成《永徽律》，仍为12篇凡500条，颁行全国。另外还制定出令30卷、式40卷。三年，高宗又命长孙无忌等人撰成《疏议》30卷。四年（653年），将疏议附于唐律正文之下，疏与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颁行全国。这就是传至今世的完备的封建法典《唐律疏议》。
至武则天临朝称制时，上述唐律及其律疏，已施行了三十年。因此，她认为律令，特别是格式有增删的必要。于是在垂拱年间（685—688年），武太后颁行了垂拱格、式。她命内吏裴居道、夏官尚书岑长倩、凤阁侍郎韦方质与袁智弘等10余人重新删定。由于唐律及其律疏即《唐律疏议》，已经比较完善，因而律令本身修改的不多，“惟改二十四条”。而对格式则作了较大的变动，编成《垂拱格》2卷，《垂拱留司格》6卷，《垂拱式》20卷。武太后亲自作序，与律令等一道颁下。这项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另有史书记载，武太后临朝后，“又令有司删定格式，加计帐及勾帐式，通旧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以来、垂拱以前所诏敕便于时者，编为《新格》二卷，太后自制序。其二卷之外，别编六卷，堪为当司行用，为《垂拱留司格》”，“识者称为详密”。这不仅解决了唐律及其律疏在施行过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唐律的内容。其后，虽有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滥用酷刑，践踏法律，但亦有徐有功、杜景佺（又作景俭）等敢于秉公执法的好法官，出来遏制酷吏的暴行。故时人称“遇徐、杜必生，遇来（俊臣）、侯（思止）必死”。徐、杜二人之所以敢于同酷吏斗争，一是有武则天撑腰，二是有法律为依据。
3.选拔人才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创始于隋朝，兴盛于唐代。武则天在辅政、执政时期，促进了科举制的发展。她在走向女皇宝座的过程中创立了殿试。《唐会要·制科举》云，载初元年（690年）二月十四日武太后“试考举人于洛成（城）殿前，数日方结。殿前试人，自兹始也”。《资治通鉴》卷204云，天授元年（690年）“二月，辛酉（十四日），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从此以后，皇帝亲临殿试，逐渐成为制举的一种主要形式。
武则天临朝称制期间，尽管几经战乱，但她一直重视发展科举，培养、选择人才。光宅元年（684年）进士16人，垂拱元年（685年）进士27人，垂拱二年（686年）进士4人，三年（687年）进士65人，四年（688年）进士24人，永昌元年（689年）进士8人。武则天发展科举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求得贤才，改革吏治，以便农桑竞劝，家给人足。她在垂拱元年《策进士问》中说：“欲使吏洁冰霜，俗忘贪鄙，家给人足，礼备乐和，庠序交兴，农桑竞劝”，“思闻进善之言，以副求贤之旨”。武则天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使一大批普通士民进入官吏队伍，进一步削弱了名门士族的势力，成为她走向女皇宝座的社会基础。
四竭力为当女皇制造舆论
由于越王李贞、李冲父子叛乱的平定和殿试的创立，科举的发展，武太后的独掌朝政，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特别是中下层官吏和一般庶族民众的拥护。于是她走向女皇宝座的步伐加快了，措施更具体、更明显了。
1.拜洛受图
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初，武太后亲撰《大享拜洛乐》14章，命侍臣筑拜洛坛于“圣图泉”北。己酉（二十五日），太后拜洛受图。圣母神皇武太后备大驾卤簿，率皇嗣李旦、太子李成器、文武百官、各族酋长等来到拜洛坛下。文武百官、大驾仪仗，“各依方位而立”。于是太常乐队歌唱武太后所撰《唐大飨拜洛乐章》的前三章……
在大唐乐舞声中，武太后心满意足地步下拜坛，率皇嗣、太子和文武百官还宫。史载，这次武太后拜洛受图，“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武则天时年65岁。
武则天拜洛受图的政治目的，很显然，是利用伪造的“圣图”，因袭历代帝王的传统手法，附会龙马出河图、灵龟负洛书的古老神话，把自己的独掌政权并走向女皇宝座，装扮成接受“天意”，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在武则天拜洛受图的乐舞声中，在一片神灵的光环里，大周女皇的形像已经呼之欲出了。
2.大享明堂
在武太后拜洛受图后的第二天，即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僧薛怀义主持营建的明堂宣布竣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栌橖，藉以爲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唐尺有大小二种。小尺合今25厘米，大尺合今31厘米。土木工程用大尺。据此，可知明堂高91.14米，地面周长93米，可谓气势恢宏，辉煌灿烂，壮丽无比。武太后观赏后，十分高兴，号明堂曰“万象神宫”。下诏“宴赐群臣，赦天下，纵民入观”。于是前来参观明堂的人络绎不绝。武太后又命薛怀义在明堂北营建一座五层高的天堂，用以贮放怀义制作的夹大像。人上到三层，则可俯视明堂，可见天堂高耸入云霄。明堂和天堂，成为神都洛阳最为壮观的景点。武太后以僧怀义造明堂、天堂有功，拜为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明堂的建成，使武太后完成了高宗的遗志，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她高兴地说：“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欤！”宣扬明堂“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虽系夸大之词，但明堂的建成确实证明国力强大、政权稳固和科技的发达，因而受到许多官员的交口称赞。“吐蕃及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来贺”。
永昌元年（689年）春，正月乙卯朔（一日）大享明堂，盛况空前。武太后“服衮冕，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李旦）为亚献，太子（李成器）为终献。先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国先王（武士），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则天门（洛阳宫南面中门），赦天下，改元（改垂拱为永昌）”。接着，武太后“御明堂，飨群臣”。
武则天大享明堂，其目的亦再明显不过了。明堂既然是“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那么她祭祀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就表示拜洛受图、接受“天意”之后，她感谢天神授权，下辖万民；她就要走向女皇宝座，改朝换代了。她改元永昌，就是永昌帝业之意。
3.布政维新
武则天是一位思维周密、办事谨慎的政治家。以上两项活动，说到底都是利用谶纬迷信，制造当女皇的舆论。但能有多大成效，恐怕武则天心中亦无多大把握。因此，她还要扎扎实实地办几件实事，一来为当女皇进一步创造条件，二来测验一下民意。
其一，控制文武百官。永昌元年（689年）正月四日，武太后“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九条的内容可能与《百僚新诫》相类似，即要求群臣顺从天命，忠君爱国，各尽其职，共昌帝业。
其二，提高武氏家族地位。二月十四日，尊魏忠孝王武士，为周忠孝太皇，妣杨氏为忠孝太后，文水陵为章德陵，咸阳陵为明义陵。置崇先府官。十五日，尊五世祖、鲁国公武克己为太原靖王，高祖北平王武居常为赵肃恭王，曾祖金城王武俭为魏义康王，祖太原王武华为周安成王。三月二十日，武太后以其侄天官武承嗣为纳言，成为武氏外戚中的第一个宰相。
其三，继续打击李唐宗室。四月，杀辰州（今湖南沅陵）别驾汝南王李炜（太宗孙，蒋王辉之子）、连州（今广东连县）别驾李（道王李元庆之子）等宗室12人，徙其家属于州（今四川西昌）。永昌元年（689年）十月，杀宗室鄂州（今湖北武昌）刺史嗣郑王李璥（高祖孙，郑王元懿之子）等6人。天授元年（690年）七月，又以“谋反”罪（由酷吏周兴罗告而成）缢杀许王李素节（高宗第四子），逼迫泽王李上金（高宗第三子）自杀，“悉诛其诸子及支党”。
其四，整顿并牢固控制禁军。永昌元年（689年）冬十月，武太后命“改羽林军百骑为千骑”。
同年十一月一日，武太后颁布《改元载初赦》，突出改革、维新，其中最具特色的有两点：
第一，改正朔。以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十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年正月为一月。并把这次改革说成是继承高祖、太宗、高宗的遗志。她说：“我国家创业，尝有意改正朔矣。所未改者，盖有由焉：高祖草创百度，因循隋氏；太宗纬地经天，日不暇给；高宗嗣历，将宏丕训，改作之事，屡发圣谟。言犹在耳，永怀无及……朕所以式尊礼经，奉成先志。”
第二，自制12字，以“曌”字为己名。从此，为避太后讳，改诏为制。武则天共创制多少新字？《新唐书》、《通鉴》皆云12字。学者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但最初只创制了12字，当属无疑。
4.宣扬佛教
武则天崇佛信道尊儒，兼容三教，这是她推行的宗教文化政策。但各个时期有所侧重。她在走向女皇宝座的过程中，侧重宣扬佛教。许多学者认为，武则天利用佛教为当女皇制造舆论。似乎是说她并不信仰，只是利用佛教。实际上她是信仰与利用相结合。首先是信仰佛教。其母杨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受其母的影响，武则天从小就接受了佛教的教义，而且矢志不忘，伴其终身。她说“朕受自幼龄，归心彼岸，务文三明之路，思崇人正之门”；又说“朕幼从释教，夙慕归依”。而且她在感业寺当尼姑的几年中，又阅读了佛教的许多经卷。虽然情感为高宗所系不可能深入钻研，但还是领悟了佛教的某些内容，并应用于其后的政治生涯中。如永淳二年（683年）正月，从驾嵩山少林寺，观其母杨氏“净业薰修之所，犹未毕功，一见悲惊，万感兼集”，便派遣其侄武三思携带金绢等物，前往嵩山督建。如今，她渴望当女皇，“天授宝图”上已标明“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但她以女主君临天下，改朝换代，仅有上述“天意”还不足以令广大臣民信服。她需要的政治效果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于是她要从宗教经典中寻找证据。武则天兼涉文史，熟悉儒家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和辑录孔子言行的《论语》，里面虽然很多治世名言、精辟哲理，但亦不乏重男轻女的言论。从中是找不到当女皇的依据的。于是她精神专注于佛教，视力专瞩于佛教经典中“转轮王”的形象。《大方等无想大云经》说：“佛告净光天女言：汝于彼佛暂一闻大涅经。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处四方之一。……汝干尔时，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于是武则天竭力宣扬佛教经典之一《大云经》。史载，“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佛）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天授元年（690年）七月，“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佛教以人世为阎浮提）主”。武太后看后很高兴，“制颁于天下”。《大云经》是佛教众多经典之一，不是僧薛怀义、法明所撰；当然更不是他们伪造的。这里的“造”、“撰”，当指他们所上的是旧本经、新撰疏的《大云经》。由于新撰疏迎合了武则天当女皇的政治需要，“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因此颇受武则天赞赏，“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于是，女菩萨下凡、弥勒佛降生、当代唐为人世主的言论，沸沸扬扬，传遍黄河流域、大江南北、诸州大地。至此，武则天登上女皇宝座的条件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