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虎
《晋书·食货志》载：“嘉平四年，关中饥，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据《晋书·宣帝纪》：嘉平三年（251年）六月，司马懿“寝疾”，八月戊寅“崩于京师”。因此不可能在次年才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兴三郡盐池。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云：“嘉平四年，司马懿已死。”《五行志上》云：“太和四年八月大霖雨，岁以凶饥”。此‘嘉平’乃‘太和’之误。”《校勘记》正确地指出了嘉平四年记载之误，但又据《五行志》关于太和四年八月大霖雨，岁以凶饥的记载，认为“此‘嘉平’乃‘太和’之误”，似乎上述司马懿的活动是在太和四年（230年）发生的。《晋书·五行志》的原文是这样的：“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岁以凶饥。”其中并没有透露是年的灾害与司马懿上述活动关系的信息。那么，司马懿上述活动究竟发生在哪年呢？《晋书·宣帝纪》系此事于太和五年。从当时魏、蜀争锋的态势和司马懿的活动情况观之，应当是正确的。
太和四年，司马懿“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泝沔而上，至于朐，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由此可见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帅是曹真，而非司马懿；魏、蜀争锋的主要场所在汉中地区，而非其西的上邽地区；军事行动只有短短的两个月。魏明帝七月始“诏大将军司马懿泝汉水由西城入，与（曹）真会汉中”，由于大雨三十余日和粮运不继，九月即“诏曹真等班师”。太和四年司马懿并没有表徙冀州农夫于上邽和兴三郡盐池的活动。
次年二月，诸葛亮发动第四次北伐，进围祁山。三月曹真病死，于是魏明帝以司马懿“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淩、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这次军事行动的统帅是司马懿，魏、蜀争锋的场所也从东部的汉中地区西移至上邽一带，而且此次双方在上邽地区实行较长期的对峙。诸葛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司马懿“卷甲晨夜赴之，（诸葛）亮望尘而遁”。六月，诸葛亮以粮尽退军。“时军师杜袭、督军薛悌皆言明年麦熟，亮必为寇，陇右无谷，宜及冬豫运。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挫衄而反。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于是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此次魏、蜀争锋，解除了蜀汉对曹魏陇西地区的威胁。据司马懿估计，这一带将获得三年的和平安定时间，从而有可能从内地迁徙大量农夫于上邽屯田积谷，为长久之计，于是有了他上表徙农的行动。
太和五年的相关措施是在太和四年经验教训基础上产生的。太和四年曹真征蜀时，王肃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此谓平涂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县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杨阜也为此而上疏曰：“间者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以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今者军用不足，益宜节度。”在这种情况下，明帝不得不召诸军还。由此可见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粮运不继的问题。因此太和五年司马懿吸取去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上述两项措施，以达到“以益军实”的目的。此“军实”主要是指解决粮食供应的问题。
所以，《宣帝纪》将此事系于太和五年是正确的。
但是，《宣帝纪》在纠正了《食货志》关于司马懿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的年代错误的同时，却又将《食货志》“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一事记作“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那么，究竟司马懿在这三郡是兴建“盐池”还是“监冶”呢？
盐铁均为国之大宝，在与蜀汉对抗时，两者都是曹魏政权迫切需要的“军实”。曹魏也确曾设“监冶”以典作农战之具，曹操曾以韩暨为“监冶谒者”主持冶铁事宜。他利用水排鼓风，“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但是就司马懿在三郡的兴作而言，我们以为当以“盐池”为是，“监冶”可能是“盐池”之讹。
课民耕种与开发盐业并举，两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是曹魏政权一贯的做法。早在建安年间就已经采取这样的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建安初，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及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无以自业。于是卫觊议为‘盐者国之大宝，自丧乱以来放散，今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归者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者闻之，必多竞还。’于是魏武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流人果还，关中丰实”。卫觊通过兴建盐业而筹集资金购置农业生产资料，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这样不仅使关中地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达到了“关中服从”的军事、政治目的。太和二年（228年），“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徐）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至，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徐邈也是通过兴建盐业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个做法正是继承前代的传统措施。由此可见，开盐池与课民佃田两者并举，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是曹魏政权的传统做法。徐邈在凉州采取这种措施三年之后的太和五年，司马懿也在迁徙冀州农夫佃上邽的同时，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他的做法可以说是远采卫觊，近仿徐邈的做法。
其次，雍、凉一带颇有盐池分布，而且有着开发盐业的传统。上述卫觊开发盐业在关中地区，徐邈在凉州，而司马懿兴建盐池的京兆、天水、南安三郡正是在这两个地区之中。这三郡不仅有盐池，而且也有开发的传统。据《元和郡县图志》载，京兆府栎阳县有“煮盐泽，在县南十五里。泽多咸卤。苻秦时于此煮盐。周回二十里”。栎阳县在今临潼县东北，这个盐池面积不小，苻秦距曹魏仅百年左右，可能就是在继承曹魏时期开采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时京兆有盐池。据《水经注》漾水条：“西汉水又西南，迳始昌峡，《晋书地道记》曰：天水，始昌县故城西也。亦曰清崖峡。西汉水又西南，迳宕备戍南，左则宕备水自东南、西北注之。右则盐官水南入焉。水北有盐官，在嶓冢西五十许里，相承营煮不辍，味与海盐同。故《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是也”。西县在今甘肃天水西南，此盐官即后世之盐官城（镇），顾祖禹谓：“盐官城，在（西和）县东三十里。《志》云：有盐井水与岸齐，味甘美。汉时尝置盐官于此。唐亦谓之盐官镇。”这时天水有盐井，南安亦有盐井。《元和郡县图志》“鄣县”条：“盐井，在县南二里。远近百姓仰给焉”。鄣县在今甘肃漳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晋书·食货志》之“嘉平四年”，应为“太和五年”；《晋书·宣帝纪》之“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似以“盐池”为是。
[附记：此稿草于1995年，当时张金龙同志曾看过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值此牛致功教授八十华诞之际，又作了一些修改补充，谨以此小文贺寿，衷心祝愿牛先生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