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体育活动的大项，球类活动在两宋时代仍深受人们喜爱，从宫廷府第，到柳陌小巷，随处可见激烈的马球和独富时代特色的蹴鞠活动。特别是军队中广泛开展的马球活动和市民阶层的蹴鞠娱乐活动，更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战争频繁和商品经济活跃的大背景下的体育风尚及其特点。
（1）由盛而衰的马球活动
风靡唐代三百余年的马球运动，并来因五代十国的战乱而消失，在宋代依然盛行。当然囿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项活动基本上还是宫廷府第、达官显贵以及军队中的专项。
由于马球运动的军事训练性质，在宋初就很受统治者重视，皇帝不仅自己常常挥杖跃马于球场，而且将之进一步制度化与礼仪化。据《宋史·礼志》记载，“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并规定每年“三月会鞠大明殿”。制度化使这项活动得以定期举行，但将这项竞争激烈的运动项目加以繁琐的礼仪，不免减弱了它的竞争性。比赛规定：“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锦绣衣持哥舒棒周卫球场。殿阶下东西建日月旗，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亲主、近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驸马都尉、诸司使副使、供奉官、殿直悉预……天厩院供驯习马并鞍勒。帝乘马出，教坊大合凉州曲。诸司使以下前导，从臣奉迎，既御殿，群臣谢。宣召（诏）以次上马，马皆结尾，分朋自两厢入，序立于西厢。帝乘马当庭西南驻，内侍发金合出朱漆球掷殿前，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东门。帝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球既度癊旗鸣钲止鼓，帝回马。从臣捧觞上寿，贡物以贺，赐酒即列拜。饮毕，上马，帝再击之，始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擂鼓……每朋得筹，即插一旗架上以识之。帝得筹，乐少止，从官呼万岁，群臣得筹则唱好，得筹者下马称谢。凡三筹毕，乃御殿召从臣饮。”繁多礼仪贯穿于体育活动中，不仅使人感到索然寡味，也使体育的宗旨黯然失色，但这也恰是中国古代体育风尚的重要特点之一，有皇帝参加的体育活动尤其如此。
可笑的是，这项娱乐活动不但也被用于赌博，而且还用于政治赌注。公元一〇六九年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因触动了不少官僚的利益，引起一些王公大臣的反对，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劝谏神宗罢去新法。据《紫薇杂记》云：“熙宁间，神宗与二王禁中打球，上问二王欲赌何物，徐王曰：‘臣不别赌物，若赢时只告罢了新法。’”虽未因此而罢法，但确也反映出专制时代帝王的权力是何其大。
金政权吞开北方，宋室南渡以后，南宋皇帝一度曾更加重视马球活动，把之作为锻炼身体、振奋精神的手段，以期洗雪靖康之耻。如宋孝宗赵癋“日御球场”挥杖击球，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周必大劝他不要从事这项比较剧烈的活动，他说：“正以仇耻未雪，不欲自逸尔”（《宋史·周必大传》）。《程史》中也说：“隆兴初，孝宗锐志复古。戒燕安之鸩，躬御鞍马，以习劳事。倣陶侃运甓之意，时召请将击鞠殿中，虽风雨亦张油帟布沙除地。群臣以宗庙之重不宜乘危，交章进谏，弗听……”皇帝如此酷爱马球，并将之视为练兵的重要手段，足见当时的尚武风气。因此，马球更是军队中常见的活动。当然它既是练兵的手段，也是娱乐的方式。如乾道八年（1172），曾担任过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的陆游，就曾在南郑（今陕西汉中）抗金前线与军队将士一起，以马球练兵、取乐：“军中罢战壮士闲，细草平郊姿驰逐。洮州（今甘肃临潭）骏马金络头，梁州（今陕西汉中）球场日打球”（《冬夜闻雁有感》）。宋室南渡后，马球活动在军队中仍有开展。每年春天教阅军伍时，就有“试弩射弓，打球走马”的活动（《梦粱录·州府节制诸军春教》）。由此可见马球在军队中的地位。
在唐代盛行的驴鞠，宋代仍有开展，但已不是女子的专项，而成为专供帝王取笑逗乐的男子项目了。据《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记载：“……设彩结小门于殿前，有花装男子百余人……各跨雕鞍花鞔驴子，分为两队，各有朋头一名，各执彩画球杖，谓之小打。一朋头用杖击弄球子，如缀球子，方坠地，两朋争占，供与朋头。左朋击球子过门入孟为胜，右朋向前争占不令入孟，互相追逐，得筹谢恩而退。”《宋史·礼志》中，也有宫廷马球以“步击者，乘驴骡击者，时令供奉者朋戏以为乐”的记载。尽管如此，“驴鞠”在宋代并不十分盛行，仅仅是有此项活动而已。为什么无女子参与，令人费解。
“驴鞠”是唐人的发明，主要是适应女子体育的勃兴及女子身体特点而产生的。此外，与唐人爱骑驴的风尚也不无关系。在唐代骑驴是一种时髦的风尚，武则天时此习已遍布朝野，连不少官员上朝都要骑驴，以至宰相王及善“不许令史辈将驴入室，终月驱逐”，并为此落了个“驱驴宰相”（《朝野佥载》）的雅号。唐代还有不少诗人习惯于驴背上赋诗，曾有人问诗人郑綮最近看无新作，郑綮风趣地回答：“诗思在灞桥风雨中驴背上”（《全唐诗话》）。因此，唐代的“驴鞠”并非奇怪的现象，而以女子为主就更合乎自然了。宋代之所以仍存在这项活动，可能是对唐、五代“驴鞠”习俗的承继。由于社会风气的变化，女子参与体育活动的现象少了，作为一种遗俗，在短时间内难以消失，仍保留着它的形态。至于驴鞠活动并不多见，一是时尚的变化，二可能和宋太祖的非议有关。据《宋史·郭从义传》记载：“从义以左金吾卫上将军致仕，善击球，尝侍太祖于便殿，命击之，从义易衣跨驴，驰骤殿庭，周旋击拂，曲尽其妙。既罢，上赐坐，谓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将相所为。’从义大惭。”可见宋初驴鞠还有一定市场，由于皇帝的反对，日渐走向了没落，仅仅成了宫廷宴饮时供帝王将相们取乐逗趣之举了。
值得称道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与发展，马球活动逐渐步出宫廷及豪门府第，开始走向社会，为市民所享有。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北宋都城汴京“宝津楼之南，有宴殿……殿之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驾幸宝津楼宴殿》）。虽然尚不普遍，但毕竟有了专门的活动场所。到南宋时期，由于市民体育的兴起，马球活动在市民阶层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民间有“打球社”的专门组织，为人们提供“走马打球”的条件。《梦粱录·社会》中就有“……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的记载。这是适应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而产生的。
由于社会风气的差异，两宋马球活动虽也很活跃，但比起唐代的繁荣景象，仍有所不及，呈衰落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应归于两宋时期统治阶层的文弱风气影响。宋初为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重现，强调文治，各级官吏多用文臣，这势必影响到社会文弱风气的出现。特别是理学的兴起，更助长了此风的蔓延，到南宋时期，理学奠定了独尊的地位，深受统治者重视，理学强调的“禁欲”、“主静”等主张使社会文弱风气日甚一日，这显然与马球的性质背道而驰，故马球活动，特别是帝王参加的马球活动，常遭儒臣的反对。如宋孝宗曾射箭伤目，其尚书右仆射陈俊卿进谏：“弓矢之技，人所常习而易精，然犹不免今日之患，况球鞠之戏，本无益于用武。”殿中侍御史单时也给孝宗上书进谏，劝他不要打马球，孝宗嘉其直言敢谏，升其为右谏议大夫，并喜谓辅臣曰：“击球，朕放下多时；饮酒，朕当自戒”（《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一）。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周必大不仅劝孝宗以天下为重，不要击球，而且要求孝宗不让太子击球，“武士击球，太子亦与，臣甚危之……陛下勿命之可也”（《宋史·周必大传》）。架不住儒臣的频繁进谏，自孝宗以后，宫廷马球不禁自灭，史籍鲜见。在儒臣反对、宫廷马球衰落之后，在正统的文人观念里，打马球已不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社会风尚，而变成了一般市井之徒的恶习：“独球多贱人能之”（《中山诗话》）。显然打马球已为当时的社会文弱风气所不容。风行几百年的马球活动至此一蹶不振，再未呈现过唐代那种崇尚马球的气象。
由马球分化出的步打球，在宋代也得到了发展，是宫廷里的娱乐项目。由于受社会风气的影响，随着其他球类运动技术与风尚的变化，步打球由原来的对抗性竞赛，演变成了非对抗性比赛，以球穴代替球门，这就是产生于宋代的捶丸活动。据《丸经·序》说，捶丸至晚产生于宋徽宗时：“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捶丸可以“养其血脉，以畅四肢”，是“训将练兵之一技”。可能由于刚刚产生，尚未形成一种风尚，宋代似不太流行，史籍中鲜见记载，只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有捶丸的具体形象，是宋代有此项活动的佐证。捶丸的流行与发展，已是元代的事了。捶丸颇类近代盛行于欧美的高尔夫球，据说欧美的这项活动就是从我国元代传去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三辑）。
（2）“触处□狂”的蹴鞠活动
唐代的蹴鞠活动与唐代社会的开放风气相适应，以竞赛形式多样、参加阶层较广而见长；宋代的蹴鞠活动受社会文弱风气的影响，尽管也十分盛行，但竞赛方式发生了变化，唐代风行的双球门对抗赛基本不见了，主要流行一个球门和不用球门的踢法。这些竞赛方式运动量不大，对抗性不强，较之双球门的踢法显然是一种退步。但它技术性高、娱乐性强，易为一般市民百姓所接受（不用球门的一般场户踢法，可以不受场地的限制），也为蹴鞠的商品化提供了条件。两宋出现的以蹴鞠卖艺谋生的职业艺人的产生，和这个时期流行的蹴鞠方式及技术性高、娱乐性强的特点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也是市民阶层广泛参与蹴鞠活动的重要条件。
《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当时蹴鞠的场地设备和竞赛方法：竞赛前立球门，“约高三丈许，杂彩结络，留门一尺许。”参赛两队称左右军，各十余人，其中球头（队长）一人，次球头（副队长）二人，此外还有跷头、正挟、头挟、左竿网、右竿网、散立等。比赛于鼓乐声中开始，“左军先以球团转众，小筑数遭，有一对次球头，小筑数下，待其端正，即供球与球头，打大癎过球门。右军承得球，复团转众，小筑数遭，次球头亦依前供球于球头，以大癎打过”（《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射中门架上的门洞得分，以进球多寡定胜负。南宋时期还有左右军务七人（《事林广记》续集卷七）和十六人（见《武林旧事》卷四）的踢法，方法与前大同小异。
不设球门的蹴鞠称一般场户，在两宋十分流行。人数可多可少，从一人场至十人场不等，是技巧性踢法。如一人场叫“滚弄”，就是以头、肩、背、臀、胸、腹、膝、足触球，使球“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绕身不堕”，比谁踢得花样多，“绕身不堕”的时间长。九人场称“踢花心”，即一人居中，八人围在其周，轮流踢给“花心”。
蹴鞠活动在两宋宫廷和民间，尤其是市民阶层十分流行。宫廷府第常有蹴鞠之戏，爱好蹴鞠的帝王将相颇多。如宋徽宗时的宫廷画家胡廷晖所绘《宋太祖蹴鞠图》，绘下了宋太祖、太宗、赵普、郑思、楚昭辅、石守信六位君臣进行一般场户蹴鞠的场面，这也反映了宋初君臣间的和睦关系。宋徽宗也十分酷爱足球，以至到了爱屋及乌的程度，他的两个宰相李邦彦和高俅都是蹴鞠能手。李邦彦曾自言“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颇以善蹴鞠自负，故“都人亦呼邦彦为‘浪子宰相’”（《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八引《幼老春秋》）。权倾朝野的高俅，不仅因善蹴鞠而深受徽宗宠爱，就是其跻身朝廷也是以蹴鞠作为敲门砖的。据《挥尘后录》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即徽宗），以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待班解后，王云：‘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癏癐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耶？’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贶，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不惟如此，其“父敦復復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倖无比，极其富贵。”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历史上虽不乏以蹴鞠、打球做官的例子，但像高俅这样因善蹴鞠而受帝王宠爱，并且由一个书童一跃而官爵达到殿前都指挥使、大尉、开府仪同三司，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同时这也反映出当时蹴鞠活动开展得相当普遍，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宫廷中设有专门的蹴鞠队，供皇帝宴饮时宗室贵戚、达官贵人娱乐观赏，比赛双方的“胜者赐以银癙锦彩”，而“不胜者球头吃鞭”（《东京梦华录》卷九）。看来在宫中当蹴鞠队员尤其是队长真不容易。
蹴鞠也是宋代清明节的传统娱乐项目，宋徽宗《宫词》“韶光婉媚属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争输赢”。就描写了清明日宫中举行蹴鞠活动的场景。
这一时期，民间蹴鞠活动也很兴盛，以致成为一些节日的传统娱乐项目和一些职业艺人的谋生手段。如《东京梦华录》记载：“正月十五日元宵……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卷六《元宵》）由于这项活动可以不受场地限制，技术性、观赏性较强，故成为了街头卖艺的内容，同时也说明这项活动开展的普遍程度。就是在平时，繁华都市也常有这项活动开展，如淳熙间都城杭州，“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投壶花弹蹴鞠……不可胜数”（周密《武林旧事·西湖游幸》）。更有甚者，为适应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有的人将蹴鞠等活动引入商业机制，以吸引游客，如《武林旧事·放春》记载：“蒋苑使有小圃不满二亩，而花木合匝，亭榭奇巧，春时悉以所有书画顽器冠花器弄之物，罗列满前……且立标杆射垛及秋千梭门门鸡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可谓别出心裁，同时也反映出宋代商业经济确是比较发达的。
宋代文人中也有以蹴鞠为乐的，有的甚至以此作为跻身仕途的手段，如《中山诗话》中就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宋真宗时有一位名叫柳三复的落魄文人，为跻身仕途，想去拜见宰相、晋国公丁谓，但又无借口，适逢丁谓“蹴球后园，偶迸出，柳挟取之，因怀所业戴球以见公，出书再拜者三。每拜，球起复于背膂幞头间。公乃笑而奇之，遂延于门下。”可惜他没有高俅那样的运气，也只是丁谓的一个门下客而已。
从出土文物所见，宋代妇女也有参与蹴鞠活动的，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足球纹铜镜”，背面的浮雕足球游戏图，就描绘有当时女子进行蹴鞠的场景。在一件宋代工艺品陶枕上，也有“妇女踢球图”，就是明证。
南宋时期，蹴鞠活动在民间愈益盛行，出现了类似现代足球俱乐部组织、专以蹴鞠为娱乐的“蹴鞠社”（《梦粱录·社会》），亦称“圆社”、“齐云社”，也是当时踢球艺人的行业组织。并供“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娱乐练习。
宋代蹴鞠活动的普及与发展，不仅使踢法多样化、规则更加详细了，而且也促进了球的制作技术的提高。宋代制作的球比唐代的更精致了，原来是八片皮缝合一球，这时已发展为十二片，并要求达到“碎凑十分圆”的程度。无疑，制球业的发展，既是蹴鞠运动兴盛的结晶，也推动了蹴鞠技术的进步。所谓“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癚狂”（《东京梦华录》卷六）确实是宋代蹴鞠活动兴盛而普遍的写照，尽管其运动方式较之唐代落后，但受社会环境的制约，毕竟也反映了当时的体育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