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开国之初，君臣以楚人为主干，时俗以楚风为相尚。一时汉家歌舞“多楚声”，楚地一些民间传统体育活动也流入汉宫，风靡全国。蹴鞠就是其中流行最普遍的一种。
据《西京杂记》记载，刘邦之父作为太上皇住进长安深宫，这位乡下老翁不喜欢锦衣玉食，看不惯轻歌曼舞，却深切怀念家乡一带流行的蹴鞠等娱乐习尚，声称：“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刘邦自然不敢稍拂其父之意，赶忙下令在长安近郊仿照古居营建新丰，迁移原楚地掌握各种技艺的父老乡亲于此，以让太上皇欢度晚年。从此，蹴鞠活动从民间引入宫廷，并很快兴盛起来，深为后来的一些帝王贵族所喜好，长安城的深宫内苑里相继出现了许多“鞠城”，作为足球竞赛场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除喜神仙方术外，也酷爱蹴鞠，是皇家蹴鞠场上最常见的观众。其宠臣董偃为了媚悦奉上，一度曾将各郡国的蹴鞠高手会集于长安城中，经常举行比赛，而汉武帝几乎是每场必至，龙颜大悦。平定西域后，汉武帝还将身轻体健、擅长蹴鞠的西域胡人专门挑拣出来，安置于三辅离宫别馆中，以供随时观赏。有时看到精彩之处，武帝本人也不禁球兴大发，走入场中踢上几脚，并令文学侍从枚皋吟诗作赋，讴歌其事。年轻的汉成帝虽在政治上作为平庸，无甚建树，却是蹴鞠场上一员龙腾虎跃、球艺非凡的战将，其狠冲猛斗的作风常常使群臣惊慌不已，深恐龙体有伤，但多次劝阻均告失败。
皇帝的好尚使汉代的蹴鞠运动在公卿贵族之间也相效成风。据《盐铁论·刺权篇》记载，当时的贵人之家无不“隆材鼎立，蹋鞠斗鸡”，并兴起了规模盛大、竞争激烈的“鸡鞠之会”。在豪门富室比较集中的长安近郊五陵地区，那些游手好闲的少年公子酒足饭饱之余，常常成群结伙聚集在一起，“多喜蹋鞠之戏”。东汉时，号称“跋扈将军”的权臣梁冀亦性嗜酒，好蹴鞠。伏波将军马援的儿子马防甚至在宅第中修建起宏大豪华的私人蹴鞠场，其围墙之长竟超过了邻近的街道，遍邀天下名将，时时蹴鞠其中。一些中下层官吏也群起仿效，大兴蹴鞠之风。文帝时，安陵阪里公乘项处就是一个嗜之若狂的蹴鞠迷，在身患痼疾“牡疝”后，仍不听医生淳于意的劝告，驰骋于足球场上，结果因劳累过度，呕血而亡。
汉代不仅将蹴鞠当做强身健体的娱乐活动，更视为“治国习武之场”，而直接引入军队之中。刘向在《别录》中即云：“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并主张“今军无事，得使蹴鞠”，寓军事训练于日常娱乐，以提高士卒的体质与素质。在三辅的一些离宫中，汉代还专门修建了供期门御林军训练的球场，不时举行蹴鞠比赛并定期校阅。汉武帝时期的青年大将霍去病既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矫健活跃的球场勇士，在出兵大漠、远征匈奴时，仍于宿营地掘地修筑球场，亲与部下蹴鞠以鼓舞精神，振奋士气。及至汉末三国，军中蹴鞠之风依然盛行不衰。自称“天下英雄”的曹操在南征北战时，常有一名叫九桂的蹴鞠高手随侍左右以供驱使。正因为两汉时代的蹴鞠作为一项军事体育活动广泛开展于军队之中，故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把时人所著的关于蹴鞠理论与实践的大作《蹴鞠二十五篇》，直接列入《兵技十三家》之内。
宫廷和军中蹴鞠的兴起，对民间蹴鞠活动的进—步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西汉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时期，蹴鞠活动不仅风靡于大都闹市，也波及到乡村僻野，所谓“康庄驱逐，穷巷蹴鞠”之语，即反映了民间蹴鞠流行的盛况。即使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岁月，民间蹴鞠的记载也不绝于史书。《太平御览》引《会稽典录》曰：“汉末，三国鼎峙，年兴金革，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当时，普通百姓家的男子一般都被征从军，在军旅生活中学得蹴鞠技艺，战争结束返归故乡后自然将这项技艺在民间进一步发扬光大。因之，“家以蹴鞠为学”之说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并非文人有意夸张。
汉代蹴鞠之球，仍是外裹皮革内充毛发的实心足球，因其球体浑圆，时人称之为“圆鞠”。关于当时蹴鞠场地设备和竞赛规则，东汉文学家李尤在其诗赋名篇《鞠城铭》中，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他写道：
圆鞠方墙，仿象阴阳。
法月衡对，二六相当。
建长立平，其例有常。
不以亲疏，不有阿私。
端心平意，莫怨其非。
鞠政如此，况乎执机！
从铭中可知，汉代的蹴鞠场地是方形封闭性场地，四周围以高墙，场地左右两端各设置六个半月形的球门遥遥相对。举行比赛前两队要分别指定一名队长和共同推选一名裁判员。比赛过程中裁判要公正执法，不徇私情；运动员要球风端正，心平气和，即使输了球，也不能随便埋怨同伴或指责裁判员。这段文字说明，汉代的足球运动已粗具规模，球具、场地、队长、裁判等样样俱全，有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竞赛体制，逐渐走向规范化和竞技化。文中所描述的对裁判员和运动员道德作风及行为规范的要求，更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礼仪之邦，很早就高度重视树立良好的运动道德和体育风尚，对于今天的体育运动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汉代的蹴鞠球门不但是多球门，且有专门名称，叫做“鞠域”或“鞠室”。根据《汉书·外戚传》中吕后断戚夫人手足，置于“鞠域”的记载及后人注释来看，其球门形制多为半月形，约有半人高，筑于围墙之内。这比欧洲十六世纪足球运动初起时所用的纸制球门要坚实、美观得多。当时每个球门设一个守门员，全场共有十二名守门员。在紧张激烈的蹴鞠对抗赛中，双方运动员动作敏捷，长传短吊，寻机破门入室；守门员则身手矫健，气度沉稳，不断捕获或阻截来球。场上球来球往如飞，险情迭起，场下观众擂鼓助威，群情激动，热闹异常。
值得注意的是，喜歌善舞的两汉时人还把蹴鞠运动与舞蹈艺术结合起来，发明了舞姿优美、风格别具的蹴鞠舞。在河南南阳汉画像石馆和中岳嵩山少室阙、启母阙的汉代石雕上，都能看到当时人足蹴单鞠或双鞠翩翩起舞的形象。蹴鞠舞多是单人舞和双人舞，表演者有男有女，女子大都是杨柳细腰，头绾高髻，长袖飘飘，美若天仙，男子多身着短装，神态高昂，动作潇洒。这种蹴鞠舞常有音乐伴奏或鼓声相随，节奏明快，气氛活泼。它的出现显示了当时蹴鞠活动的普及与形式的多样化。
骑在马上挥棍打球，我国古代称为“击鞠”或“打球”，现代则称为马球。这是一种马术与球术结合、颇为惊险激烈的体育运动，在中国古代曾盛行于唐宋。但关于它究竟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史学界目前尚有争论。从现有资料看，有关中国古代击鞠活动的最早记载，是汉末三国时杰出的文学家曹植所作的乐府诗《名都篇》。诗中描写“京洛少年”们身着华丽的服装，佩剑携弓，在太阳初升时先去东郊斗鸡取乐，然后“走马长楸间，长驱上南山”打猎，打猎归来列席宴饮后，又“连骑击鞠壤”，直至“白日西南驰”才尽兴而散。这说明至迟在曹植所处的汉末三国之际已出现了击鞠活动，且京洛一带的少年们打得巧妙灵活，快速多变，达到了“巧捷惟万端”的程度。击鞠活动之所以出现于当时，其原因很可能一是骑兵日常军事训练的需要，二是受蹴鞠活动的启发。两汉时期长时期与西北边境的匈奴、羌族等少数游牧民族作战，机动灵活、迅捷勇猛的骑兵在战争中越来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争取战场上的胜利，对骑兵乘马技术、身体素质及应变能力的训练就成为日常军事训练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故此，汉代统治者按照寓军事训练于娱乐之中的治军思想，把在步兵中间流行的蹴鞠活动移植到骑兵中来，演化成为骑马击鞠这项新式的体育运动。但也有学者推测击鞠活动的问世可能出于这种情形：当一场蹴鞠比赛结束时，球场上后走的或留守的兵士，骑在马上用兵器拨弄击打尚未拿走的鞠球传给同伴，以为游戏取乐，久而久之，乘马击鞠便作为一项体育活动萌生兴起了。
由于史籍资料的极端缺乏，我们对汉末三国时期出现的击鞠活动的了解，仅为一鳞半爪，无法窥其全貌。看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只能有待于考古新发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