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世代传诵的青天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人，北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始为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后徙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县。庆历三年（1043）入京任殿中丞，又迁监察御史。皇祐二年（1050）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四年，除龙图阁直学士。嘉祐元年（1056）权知开封府。六年升为枢密副使。七年，逝世，终年64岁，谥孝肃。著作《奏议》十五卷传世。因为他曾先后任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学士，因此，后人称其为包待制或包龙图。
@@廉洁奉公明察善断
包拯，即后世所称包公。论官职，他无法与同朝名相寇准相比；论作为，他无法与“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相比；包拯论武功，他无法与岳飞相比；论文才，他无法与“三苏”相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封建官僚，在千百年来的民众心中，却是任何人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寇准、王安石、岳飞、苏轼的结局都非常悲惨，而独有包拯得以善终。虽然他也屡犯龙颜，忤怒权贵，然而自宋朝起，他被褒誉的程度却越来越高。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个奇特的现象。
在民间传说中，包拯是尽忠尽孝，惩恶扬善，明察善断，解民疾苦，廉洁奉公，几乎集所有美德于一身。那么，真实的包拯又是怎样的？他的事迹又经过怎样的流传演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模样的呢？
人们总结包拯的几条特质是不错的。然而，人们习惯于把人看作是单面的人，也就是说，如果视一人为奸臣，那么所有的窳坏之事都会算在他头上。反之，忠臣也是如此。所以，有些“光辉业绩”，虽然不是包拯所为，人们也愿意将它们附着在包拯身上。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包龙图——包拯——是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景祐四年（1037）包拯于入朝听选前，曾作诗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一片赤胆忠心跃然纸上。
包拯曾任盛产端砚的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县。
当时，端砚是朝廷广东肇庆包公祠贡品，为常人所难求。他的前任曾征取朝贡数量的十倍来结交朝中权贵。而包拯赴任后，仅仅按照朝廷所要求的数量征求，直到任职届满，也没有带走一方端砚。
庆历六年（1046），包拯在监察御史任上出使契丹。此时距宋辽两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已经四五十年了，宋依靠向辽输“岁币”而保持了北疆的安宁。以往宋臣出使的姿态都是比较低的，而此次包拯却显得不卑不亢。
其间，辽主派接待人员质问包拯道：“宋朝在雄州关上新开了一个便门，这不是为了诱我方居民叛逃，来刺探我们边境情报吗？”
包拯立即正色回答道：“涿州也曾经开过门，如果去刺探边境情报，还用得着专门开一个便门吗？”
对方哑口无言，包拯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务。
包拯对朝廷用金钱买平安的做法非常不满。他曾经对仁宗上书道：“国家每年拿出钱来贿赂契丹，这绝不是巩固边疆的好办法。我们应该选择精兵强将，整顿边务，严阵以待，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他多次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徵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要他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他还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政，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沈括庆历二年（1042），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食盐官营后，政府将出售食盐的地方集中于少数几个店铺里，运输食盐的任务便摊派到军队和百姓身上。由于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百姓纷纷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包拯专门去了盐产地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收税以增加收入。仁宗采纳了包拯的建议。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包拯又是个至孝之人。考中进士后，朝廷先后派他为大理评事，做建昌知县。他因父母年迈，坚辞不就；又派他去监和州（今安徽和县）税。由于其父不愿意跟随他赴任，他便立即辞官回家赡养父母。几年后，父母相继亡故，他仍然坚持守孝，不肯离开。同乡父老纷纷前来劝勉，很久之后，他才听候朝廷调遣出世为官。
作为人臣，出使不侮王命，在廷上能指责皇帝不要“先入为主”；做为人子，能放弃功名利禄，守护父母十余载，皆可谓难得了。
包拯不但严于律己，还订立家训以儆后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百姓所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
包拯家训碑包拯除对国、对君忠心耿耿外，主要的业绩是他的明察善断。
《宋史》中记载有一例包公断案。包拯出知天长县时，遇到了一桩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农民来到县衙，状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并无财利可图，故包拯推断此事必属怨家的报复行为，于是命农人宰牛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宋代宰杀耕牛属违法）。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见牛主杀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县衙首告，遂自投罗网，疑案立破。
不仅邻里之争的小事包拯能勘后立破，就是震惊朝野的惊天大案，也同样显示出他的才智。
皇祐二年（1050）四月初的一天，京城忽然来了一个庐山和尚，姓全名大道。他带着一位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青年，声称这名青年是当今圣上的皇子，要面见皇上。这个消息不啻一声惊雷，一下子轰动了京城。
仁宗皇帝听到奏报此事后，马上命令翰林学士赵概和知谏院尹包拯进行调查。包拯铁面无私，断案如神，深得仁宗皇帝信任，接到此案之后，知道非同小可，遂深究追问。终于找出破绽，弄清了真相。
原来这位青年名叫冷青，其母王氏本来是仁宗皇帝后宫中的一名宫女，熟知宫内情形，后来因偶犯小过被贬出宫去，生计无着，嫁给一个名叫冷绪的郎中为妻。婚后，王氏为冷绪生有一子一女，此子即为冷青。冷青自幼缺少家教，既不愿意读书，又不愿意劳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东游西荡，无所事事。后来竟离家出走，四处漂泊，到了庐山。和尚全大道得知冷青是宫女之子，遂将其收留。全大道深知此时皇室正为继承人着急，王氏在宫中的经历又有隙可乘，倘若把冷青调教一番，再用花言巧语骗过皇上，说不定自己因此名利双收，飞黄腾达呢！于是他便和冷青在密室中日夜谋划，时时演练，随后把冷青打扮一下，下了庐山。哪曾想，刚入京城便遇上了智谋过人的包大人，露出了马脚，两人全被诛死。“假皇子”的闹剧才收了场。
@@惩恶扬善拯民疾苦
庆历四年（1044），包拯授监察御史不久，就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他不畏权贵，先后弹劾了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驱使士兵为自包拯墓碑己织造1600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还弹劾过宰相宋庠等。他还曾七次弹劾王逵，三次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
王逵本是一个地方小吏，为了结交上层，他随意增加赋税用来行贿，曾经一次就多收税30万贯。在他任荆湖南路转运使时，许多百姓被逼得逃到少数民族居住的山洞里。他被调往池州后，当地百姓聚合庆贺，城里数万家居民接连三天张灯结彩。包拯得知后便上书弹劾他。但朝廷却把此事压下，不了了之。而王逵怀疑告发他的是前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卞咸，于是制造冤狱，逮捕卞咸，因此事被牵连的达五六百人之众。包拯便第二次上书弹劾。经查实后，王逵被贬为徐州知州。可王逵与宰相有旧交，不久，又被提拔为淮南转运使。王逵也越发肆无忌惮。包拯便又连续五次上书弹劾，甚至不惜与皇帝在廷上争辩，谴责王逵“累任皆惨虐不法，降黜差遣，纵该赫宥，不可复任原职，乞追还敕命”。而且批评皇帝：“今乃不怕人言，因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就这样，包拯共弹劾王逵七次，终于使仁宗罢免了这一贪官。
合肥包公祠包拯对于忠心耿耿、年富力强的清官却大加褒扬、推荐。如杨邠、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嫉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之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三人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因为包拯为官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所以那些达官显贵们不得不收敛了许多。他们都非常惧怕包拯。因为包拯不苟言笑，所以人们都说想要让包拯笑，比让黄河变清还难。连妇女儿童也知道他的名声，都称他为“包待制”。京城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历史上，包拯确实是一个时刻关心百姓，解民于倒悬的好官。《宋史》中记载：“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深取于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包拯的几道奏折，就为百姓们减去许多额外的赋税。人们能不赞颂他吗？像这样的事情，在《宋史》中是使用了大量的笔墨的。
包拯曾说过：“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只有减轻百姓负担，才能长治久安，利国利民。皇祐元年（1049），包拯出任三司使财政官，更是时刻关心民间疾苦。包拯上书给仁宗皇帝，要求罢掉“天下科率”，减轻赋税。他在巡视山西时，发现漳河两岸的邢、洛、赵三州（现在的山西中南一带）万顷肥沃农田被当成军马牧场使用，而军粮却从外地远道运来，费时费力又耗费国财。他立即上书请求归还耕地，此事得到了仁宗的首肯，粮食和马料都得到了解决。
在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包拯常不辞辛劳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一年江南地区发生旱灾，他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以解燃眉之急。按照惯例，开仓放粮必须事先请示皇帝。但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所以，包拯一边派人急奏朝廷，开封龙亭同时果断地开始放粮，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还有一次，江淮地区大范围受灾，百姓缺粮断炊。地方官吏们却为了政绩，隐瞒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并且还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拯了解到灾情后，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包拯从此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在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此事编写而成的。
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朝廷派包拯权知开封府。次年三月包拯正式上任。在一年多的短暂时间里，他就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其中有两件事为人称道：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案件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源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来为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解决了水患问题。
@@清官偶像百姓传诵
包拯去世不久，作为艺术形象的“包公”就在话本小说里出现了。
宋朝建立以后，对土地进行集约化管理，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大批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促进了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产生。浙江绍兴包公祠市民阶层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和审美情趣，促成了包括“说话”（即“说书”艺术的雏形）等文艺形式的兴起。而“说话”的依据就是“话本小说”。话本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的是“公案小说”，其中就有“包公案”，如《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等。前者讲述发生在灾年之后的财产纠纷案，经过包公调查核实后协调解决；后者写的是恩将仇报、通奸杀夫的案件，包公依靠鬼魂申冤和破解字谜来捉拿凶手。从开头的“话说……”云云，到结尾的“话本说彻，权作散场”来看，这些话本是在勾栏瓦舍中由说话艺人说出来的，而不是文人作家所写。这一时期的包公艺术形象还不够丰富、完美，但它们却是包公从历史人物向文学人物的转型期，是后来关于包公的一切艺术形象的基础。
包公的文学形象一直在发展演绎着。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包公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在流传较广的十几部短篇公案小说集中，描写了包公的有《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两种，包括了100则包公破案的故事。在这两个小说集中，开始把许多与包公并不相干的断案故事汇集于他的名下，包公成了一个集侦破、审讯、判决于一身的不畏权贵的清官。这里所描述的包公在破案过程中的微服私访、欲擒故纵、掌握案犯的心理状态等，令读者叹服不已。由此，包公形象变得丰满、生动。进入清代后，随着文学的发展，公案小说向章回化、长篇化发展，包公小说也不例外。《龙图耳录》及据此改编的长篇章回小说《三侠五义》就成形于这一时期。《三侠五义》的前半部写包公除暴安良，平雪冤狱，与庞太师对峙，众侠客大力协助；后半部写包公的学生颜查散率领众侠剪除叛党，已没有了公案的成分。
文学的发展轨迹从来都不是单行道。用文学手法来表现包公形象的形式是由话本到小说，而所用的则是杂剧的形式。据考证，早在宋末元初，京剧里的包公形象周密所著《武林旧事》中的宋官本杂剧段数就是最早的包公戏的剧本。到了元代，民族压迫、阶级剥削空前严重，百姓渴望能有为民作主的清官出现。包公的形象于是真正在舞台上树立起来。据专家统计，元杂剧剧目约有六七百种，今存本162种，其中，有关包公的有11种。在这些杂剧中，包公不单审断人间的冤狱奇案，连阴曹地府的案子也要审理了，如《叮叮当当盆儿鬼》。同时，剧本把包公刻画得日益睿智、机敏。如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为了瞒过皇帝，包公将案犯魯齋郎的名字改为“魚齊即”，等到准斩的圣旨批下后，包公将三个字的另一半添上，然后杀了鲁斋郎。元杂剧所体现出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是极具进步意义的。它塑造的包公性格的基调，为包公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包公戏继续发展，但这一时期流行的剧目有所减少，题材范围也相对缩小，往往局限于审理家庭纠纷。到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各种社会矛盾难以调和，百姓需要一些替天行道的侠客出现。于是就产生了融入新内容的包公戏。包公的身边逐渐出现了大侠：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等。
清政府被推翻后，中国进入了连续数十年的战乱时期。这期间，包公的文学和艺术形象没有大的改观。建国后，虽然先后有京剧《铡美案》、越剧《追鱼》等包公戏出现，但并未能在艺坛上造成巨大影响。倒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香港、大陆都先后拍摄、播映了有关包公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不过，随着我国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和谐，包公戏再也不会产生当年的效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