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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玄学与文学自然美的追求

玄学是重自然的。玄学要解决的就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论以“无”为本还是以“自生”、“独化”为本,都是对“道”即自然的不同认识。而这也是玄学影响文学的根本问题。

老庄开始就崇尚自然,但经过玄学,崇尚自然才进一步变为士人的心理追求和人生态度的思想基础,深入到人们的审美意识。玄学“自然”说对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自然为本体,山水田园诗中对自然山水之美的崇尚,在缘情问题上主张任情自然,都看出玄学“自然”说的影响。这一节主要讨论其他方面,在艺术表现、审美风貌方面,玄学“自然”说的影响,玄学怎样影响后来文学自然美的追求,在玄学的影响下,人们在理论和创作上怎样认识和处理人为的艺术技巧、规范法度问题,怎样创造精心锤炼而又不露斧凿痕迹的质朴自然之美。艺术上尚自然,实际提出了一个新的巨大的艺术课题,这就是如何处理自然和人为的矛盾。任何艺术,都有一个艺术加工的过程,越是感人的美的艺术,越有一个艰苦的艺术加工过程。精心的构思,艺术表现手法技巧的运用,语言的提炼,一般讲艺术创作,都要研究这个具体艺术加工过程,赋、比、兴,对仗、夸张、用典,篇章的安排,等等。这个艺术加工过程是很艰巨的。但是在老庄玄学看来,这一艺术加工的具体过程并不重要,任自然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任自然”,当然不可能没有这个艺术加工过程,而是使这个过程毫无痕迹,因而这是一种超越,既包含这一过程,又淡化这一过程,淡化到无痕迹,如同没有艺术加工。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艺术把握,因而也是一个更为艰苦的过程。老庄玄学提出的,就是这样一个与儒家、与一般的艺术思想完全不同的新的巨大的艺术课题。

追求文学的自然之美,首先面对的是艺术技巧的认识和处理问题,在对艺术技巧的认识中,表现出对自然之美的追求。

这个问题是老庄最早提出来的。老庄提出的是整个艺术、整个人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老庄有否定一切人为,包括人为艺术的倾向。老庄崇尚自然,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反对一切人为造作。本体论上,“道”即自然无为。社会理想,向往未有任何人为痕迹的纯原始的小国寡民状态。人生哲学上安时处顺,也是反对一切人为努力。它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导致对一切人类文明的否定。《老子》十九章说“绝圣去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圣、智、仁义、巧利,都是人类文明的表现。《老子》八十章说:

“有什伯之器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结绳而用之”,文字也在否定之列。《庄子·脑箧》说,斗斛权衡符玺,仁义圣知,一切人类文明的产物都要毁弃。绝圣弃知,擅玉毁珠,焚符破玺,掊斗折衡,殚残天下之圣法。这就决定了老庄对文艺的态度。《老子》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去”是否定,否定以五色、五音为表现手段的艺术。《庄子·肤箧》:“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都是否定取消艺术。老庄不只是反对统治者的纵情声色,他们没有说怎样的艺术可以肯定,怎样的艺术要否定。从老庄的基本思想看,崇尚自然,则凡是人为的东西,都在否定之列。所谓“绝圣弃智”,一切艺术,不论它用什么形式,反映什么内容,表现什么风格,为谁所享用或利用,都是人为的产物,都是人类圣知的结晶,既然绝圣弃智,反对一切人为,那么,一切人为的艺术自然也在被否定之列。

否定一切艺术,从这方面看,老庄的“自然”说对文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老庄还有另一方面的思想。《老子》八十一章说: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实之言朴实不华美,华美之言不信实。言还是要的,只是要信实朴实。《庄子·天道》说:“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刻意》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都没有否定美本身,只是要素朴,要淡然无极。老子和庄子实际还是从明道的意义上去讲的。“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因而明道之言不待华饰。一旦有意华饰,就不信实,不是明道之言了。“朴素”是虚静无为,虚静无为才是“道”,才是至尊至圣,因而“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一切都无心,对仁义、功名、江海都无心, “淡然无极”才能“众美从之”。所谓“美”,实际是道之美,无为之美。但既然讲到美,就可以和艺术问题联系起来。

“自然”说经过玄学阐发改造,为魏晋及之后的文人进一步接受之后,也就进一步对文艺发生影响。玄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崇本息末。按照这个思想,自然是本,人为(名教即人为)是末,人为和自然是矛盾的,又是可以统一的,人为应当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人为统一于自然。因此,美不在人工雕饰,不在具体的艺术表现,而在自然质朴,在无声无味,在自然之和。而这正是后来文人在文学上崇尚自然之美的一个思想基础。

人们反对雕琢技巧。反对雕琢技巧,是因为它有伤于自然之美。钟嵘《诗品》就反对用典,反对人为的声律。他说:“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批评大明、泰始(457-_471)中“文章殆同书钞”,“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纳”的风气。他以为,人为的声律只会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他主张自然的声律,不能随从世俗风气,拘泥于人为的声病,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褰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人,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间里已具。”他认为诗歌当有“自然英旨”,应当“直寻”,当求“真美”。反对用事和“声病”说,是因为有碍于自然真美。

这是后来很多人的思想倾向。皎然也反对用事。他在《诗式·诗有五格》中说:“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直用事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他把“情”格放在第一位,体格不高,情志卑下,或品格稍下,不论有事无事,均为末等。而在“情”格基础上,用事与否则成为衡量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直接用事最次,所谓“直用事第三”。其次是经过构思,融人比兴,以申明己意,或语似用事,而义非用事,所谓“作用事第二”。最好则是不用事,所谓“不用事第一”。类似的思想,其他人有。齐己《风骚旨格》说:“诗有三格,上格用意,中格用气,下格用事。”贾岛《二南密旨》说:“诗有三格,一日情,二日意,三日事。”都把用事作为下格。

人们把雕琢作为文章之病,以为有伤文章之气。宋陆游《读近人诗》就说:“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也说:“雕刻伤气,敷衍露骨。”他们推崇陶渊明诗,之所以推崇陶渊明诗,就因为他的诗质朴自然。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把陶诗和谢灵运诗比较,说:“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金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评陶诗,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精工是精致工巧,是人为,他们认为,自然高于精工,陶诗的价值在其天然真淳,落尽雕丽之色彩。他们反对字句的精心推敲,清王夫之《夕永堂日绪论内编》:“‘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思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因景因情,是自然,沉吟于或推或敲,是人为。王夫之主张自然灵妙,即景会心,而不当人为地推敲字句。陈师道《后山诗话》:“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拙、朴,是自然状态,巧、华,是有所雕琢。他是反对人为技巧华丽色彩。

艺术技巧当然是无法一概否定的。文学自觉之后,文学技巧已经进一步发展,而且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证明,文学的精雕细琢,文意的提炼,字句的锤炼等等,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对艺术美的表现,是非常必要的。问题在于怎样使之归于自然,升华为自然状态。这是人们讨论更多的问题。

刘勰《文心雕龙》提出了这一问题。他提出“原道”说,“道”即自然。他又对各种艺术技巧作了全面总结和具体分析,从熔裁、声律、章句,到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等等。他是用“道”即自然把所有文学问题都统摄起来,把所有这些艺术技巧都归之于“道”,归之于自然。他为魏晋以来发展起来的对文学自身特点、表现技巧找到了哲学本体论的根据。他说,文本于自然,这可能还包含一个思想,即一切文,包括艺术技巧,都要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文心雕龙-情采》也说,要“为情而造文”,不要“为文而造情”。他在《明诗》篇中说,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为情而造文,其实就是让“文”,即一切文采,包括各种艺术技巧,都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

皎然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诗议》说:“或日: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当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真奥之思。夫希世之珍,必出骊龙之颔,况通幽名变之文哉?”《诗式》“取境”说:“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日: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风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这段话提出两个问题,一方面,不能一般的否定人为的构思技巧。皎然是反对用事的,从这段话看,他又没有一般地否定艺术技巧。他认为作诗需要苦思,需要修饰。但是另一方面,成篇之后,须“有似等闲,不思而得”,就是说,不要有苦思和雕琢的痕迹,要归于自然。精心构思雕琢之后,要以自然的面貌出现,苦思是服务于自然,归本于自然。这也就是他在《诗式》“诗有六至”中说的:“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归着点是自然,是无雕琢痕迹。他在《诗式》中评苏李诗也说:“其五言诗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未有作用,就是未有精心构思雕琢的痕迹。既讲艺术技巧,又使之没有任何雕琢痕迹,他提出的是艺术技巧的进一步升华的问题,升华到自然的境地。这是艺术创作更高的境地。

这一点,为后人反复论述,人工锤炼之巧而升华为自然,这一境界一直为人们所追求。

宋惠洪(1071一1128)《冷斋夜话》说:“东坡尝日:渊明诗初看若散漫,熟看有奇句。如‘日暮巾紫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暧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熟看有奇句,造语精到,就是说,有精心的艺术加工技巧,但是这种技巧升华了,升华的结果,是不见斧凿之痕,达到大匠运斤,自然天成的境地。他的《天厨禁脔》说:“《宫词》:‘白发宫娥不解悲,满头犹自插花枝。曾缘玉貌君王宠,准拟人看似旧时。’《大林寺》: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此二诗,前乃杜牧之作,后白乐天作。其词语如水流花开,不假功力,此谓之天趣。天趣者,自然之趣耳。”不假功力,也是对艺术功力的超越升华,惟见其自然之趣。他所追求的,就是大匠运斤的自然天趣。

宋叶梦得(1077—1148)《石林诗话》卷上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诗律精妙,锤字炼句,以至一字一句不可移易。这是人为功力,却浑然天成。他举例说: “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考之,皆经隐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对偶,是技巧,不觉有对偶,是人于自然。“隐括权衡”,是人工雕琢,但出于舒闲容与之态,则又人于自然。他追求的就是这种境界。《石林诗话》卷下又说:“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雕削之痕。”他举了杜甫的诗例,说:“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无一字虚设”,字句经过锤炼。

又说:“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又是精雕细琢。但是他说:“如此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又是入于浑然天成,不见雕削之痕。又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蓉’,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又是由精彩华妙而归于自然天成。

宋葛立方(?一1164)《韵语阳秋》说:“陶潜、谢胱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组丽锤炼是需要的,自然平淡正是锤炼技巧的提升超越。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作诗必以巧进,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笔最难,作诗惟拙句最难。至于拙,则浑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巧,是人工技巧;拙,是自然拙朴。以巧进,以拙成,正是人工雕削而入于自然之境这一过程的简明概括。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说:

“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日自然高妙。”知其妙,是有工巧在;

不知其所以妙,则无雕削痕迹,是入于自然。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渊明托旨冲澹,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人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极工,是有精心锤炼之功,但毫无雕琢痕迹,是升华到自然的境地。清黄生(1622—1696)《诗麈》把诗分为三品,“写景之句,以雕琢致工为妙品,真境凑泊为神品,平淡真率为逸品。”如他所举的诗例,“神品”如王维“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杜甫“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等等,写景抒情真切,浑然成一境,但尚可感觉到锤炼之功,艺术之力。“逸品”如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孟浩然“绿树村边合,青山廓外斜”,贾岛“松生青石上,泉落白云间”等等,仿佛完全不费力,率尔成篇,却清新精美。最高之品是“逸品”。黄生又说:“诗道以自然为上,工巧次之,工巧之至,始人自然,自然之妙,无须工巧。”又说:“王元美谓:‘章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最上一乘法门,即工巧之至而人自然者也。”

不满足于一般的艺术技巧,而进一步要求浑然天成,确是历代文人追求的更高的艺术境界。

文学自然美,还面对一个法度的问题。在对法度的认识中,也体现出对自然之美的追求。

这种认识,从西晋陆机《文赋》就开始了。陆机《文赋》一方面分析了各种文章的写作规则,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提出“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只要能真切地表现对象,不一定拘泥于方圆规矩。离方遁圆,实际是不拘规范,主张纵心自如的创作境界。

刘勰《文心雕龙》也涉及这一问题。《神思》篇讨论艺术想像的种种规律,他认为,这一切也不是固有不变的,有很多东西是无法规范的,要“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他实际是既重法度,又认为不能拘于法度。

讨论法度与自然关系,更多的是在宋代以后,因为如明李东阳《麓堂诗话》所说:“诗法多出宋。”诗法多出,也就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法度与自然的关系。

当时一个重要认识,是以为文学创作既要循法度,又不当拘于法度。

苏轼《书吴道子画后》有二句名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辙《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说:“纵横放肆,出于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纵心不逾矩之妙。”朱熹《清邃阁论诗》也说:“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他们是认为,文学创作是有法度的,但他们只是把法度作为基本的艺术法则和规律,而不是作为具体的艺术技巧写作规范。他们只是说要遵循法度,但并没有说要拘于法度。他们的基本思想,是主张纵心抒写,表现自己的创作个性,表现艺术的新颖之意。所谓“豪放”,所谓“纵横放肆”,所谓“从容”,都是主张一种自由创造的态度。

宋吕本中提出“活法”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

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元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夏均父集序》)吕本中作过《江西宗派图》,就诗歌思想来说,他是倾向于江西诗派的。但他的“活法”说却显然是要纠正江西诗派之弊。他的一些说法与江西诗派已有不同。他所谓“法”,所谓“规矩”,已不像是指具体的作诗技巧,如夺胎换骨之类,而当是倾向于基本的写作规律。他处处讲不背于规矩,讲定法,又处处讲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讲无定法。他讲“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联系前后文看,可能已不是讲风格的流转自然,而讲如弹丸般纵横自如的写作境界。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反对“法”。明李东阳《麓堂诗话》:

“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道。”他不认为“法”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从天真兴致出发,则不当拘于法。他又说:“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李东阳是推崇唐人的,唐人不言诗法,则作诗不当拘于法。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说:“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先立意,后作诗,这是宋人诗法,但李白却并非如此。“不假布置”,就是不要规矩诗法;“意随笔生”,就是主张随意自如的抒写。谢榛又说:

“诗有不立意造句,以兴为主,漫然入篇,此诗之化也。”“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假雕饰。”不立意造句,突然而起,也是不循诗法。

一些人提出“无法”。明陆时雍《诗镜总论》说:“少陵五言律,其法最多,颠倒纵横,出人意表。余谓万法总归一法,一法不如无法。水流自行,云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设?”从评价杜甫五言律提出“法”的问题。陆时雍对杜甫常有批评。他曾说,李白七言古诗为千古之雄,而杜甫不能与之抗颜争胜。他又曾说,杜甫五言古诗本之汉魏居多,但出手稍钝,苦雕细琢,降为唐音。他又曾说,少陵之病在于好奇,于天然之致远。这一例论五言律,似也有对杜甫的批评之意。对杜诗能颠倒纵横,出人意表,似有称许之意,但对其法度之多,却似有微辞。因此他说,万法不如一法,一法不如无法。“万法”是种种具体的作诗之法,“一法”是总的基本的创作法则,而“无法”则完全是纵心自如的抒写之境。陆时雍是推崇李白的,这里所谓“无法”,所谓“水流自行,云生自起”,可能是对李白写作特点的概括。他赞许的是这样一种自由的创作境界。

苏轼下面的两段论述更为人们熟悉,也更能反映人们对法度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他在《答谢民师书》中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态横生。”在《文说》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苏轼曾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但这里却一点也不讲法度,只讲文理自然,只讲随物赋形。他是强调情思文思的自然流露,也是强调艺术表现上的因任自然,不拘法度。

纵心不逾矩、活法、无法、文理自然、随物赋形等,都是对自由抒写境界的追求。不拘法度规范,自由抒写,这样的作品常常呈现一种舒放自然之美。苏轼的诗文作品是这方面的典型。这种认识和追求,在宋代,有禅宗参禅悟道要求参活句的思想影响,但也与道家包括玄学“自然”说的影响有关。苏轼的“文理自然”、“随物赋形”说,就与老庄玄学的“自然”说更为接近。

这是老庄玄学影响下追求自然之美的又一方面的表现。

创作上,一些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表现出自然平淡的色彩。首先在表现方式上,感情自然流露,仿佛未经雕琢,信手拈来,率尔成篇,用平淡无奇的方法写寻常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对偶、声律不经意而成,不太用典甚至不用典。

这在魏晋时期就有表现。如嵇康诗。前文我们引述过他的不少作品多有这一风格特点,我们再看他的《四言赠兄秀才人军诗》第一章:“鸳鸯于飞,肃肃其羽。朝游高原,夕宿兰渚。邕邕和鸣,顾眄俦侣。俯仰慷慨,优游容与。”陈祚明曾评这一章是“语无深浅”。所谓“语无深浅”,就是表现手法平淡,没有感情深浅起伏的波澜,一切有如自然本来的面目,平平而写。东晋玄言诗写得更为平淡,不过走向淡乎寡味。陶渊明诗则虽平淡而有淳厚之味,艺术水准有高下之分,但追求自然美的趋向则是一致的。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途情已缅。鸟瞬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悠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岂乃浅。”写归耕是他早年的愿望,而今日得以实践,如何夙晨即作准备,路上如何轻松欢快,又感觉路途偏远,又有怎样的感慨,一一平平叙来。陶渊明《和刘柴桑》:“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良辰人奇怀,挈杖还西庐。荒途无归入,时时见废墟。”仿佛闲谈家常,叙他何以不去庐山,叙他的田园生活,在平淡无奇的叙述中,把人引人诗情。《与殷晋安别》,陶渊明只说他们相交不久,而亲密如故,又作过邻居,有过相随游从的乐事,不意分别在即,而望别后常记及老朋友,如此而已。陶渊明《移居》其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只是平平地叙述交代,顺着题义,交代他何以要移居,仿佛不经意地带出“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一层意思,带出对淳朴和睦的人间亲情的向往之意。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先写树木扶疏,仿佛不经意地由树而带出树上之鸟,又由树上之鸟随意带及树下之庐、之人,顺笔写出摘蔬饮酒一类日常农家情趣,不经意的平铺直叙之中带出一种气氛。陶渊明还常常用叙事和对话。《归园田居》其五就是一例,从荒墟回来杀鸡备酒,和邻居通宵宴欢,都原原本本地叙述。《归园田居》其四,叙在荒墟的情景,旨在写人生似幻化的感受,则用对话引出。叙事和对话,在这里更接近生活的自然。

初盛唐特别是盛唐一些诗人也表现这一特点。追求自然的美,是盛唐诗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明胡应麟《诗薮》:“唐人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外编卷六)指的主要就是盛唐这些诗。贺知章《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全唐诗》

卷一百一十二)前一首以“少小离家”和“老大回”对比,“乡音未改”的不变和“鬓毛衰”的变化对比,回故乡本当有很多熟识之人,却“儿童相见不相识”,本为主人,却被人认作“客”,儿童之“笑”反衬内心的无限感慨。第二首,以湖波的不改,和人事半消磨的对比,可以想见经过作者怎样的熔意裁辞,但写来却质朴无华,毫不见雕琢痕迹。

孟浩然一些诗,被人称为“淡到看不见诗”,所谓“淡”,也就是自然。他的《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出谷未停午,到家日已曛。回瞻下山路,但见牛羊群。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

衡门犹未掩,伫立望夫君。”《闲园怀苏子》:“林园虽少事,幽独自多违。向夕开帘坐,庭阴落景微。鸟过烟树宿,萤傍水轩飞。

感念同怀子,京华去不归。”(《全唐诗》卷一百六十)前诗从出游到到家,尔后是回望所见,自然地带出衡门未掩,伫立望夫君之意。后诗写怀人,感情抒写却没有大的起伏,只是平平叙来,写林园之景事,以见其闲居幽独,而思友怀人之情自然流露而出。王维这类诗更多,我们只看他的《终南山杂诗三首》之一: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三)有人从故乡来,因此问一问故乡的事,这是再寻常也不过的事了。寻常生活这样,他就不做任何加工地写入诗中。写思乡之情,可以有很多写法,他只写绮窗前的寒梅,寒梅既是他故乡最熟悉的景物,又暗比自己高洁的品格,其中其实有精巧的构思,但写来却非常自然,仿佛信手拈来,毫不费力。

李白更是以其敏捷诗千首的天才,轻松自如的驾驭各种诗材,一切都写得毫不费力。他的《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集校注》卷十三)写了什么呢?就是听说你左迁被贬,我非常想你,我的心也跟着你去了。这样想,就这样写,没有更多曲折的思路,没有其他复杂的铺垫烘托。写明月,是写心的透亮:也是写亲和写关切,用作比兴,但也是随笔而写,信手拈来。他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集校注》卷十二)以水之深喻别情之深,非常巧妙,但仿佛即景抒情,仿佛乘舟欲行时的即兴脱口之作。明胡应麟《诗薮》曾说:“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又说:“李作故极自然,王亦和婉中浑成,尽谢炉锤之迹。”(内编卷六)正指出了李白诗的这一特点。

胡应麟这里说的“王”,指王昌龄,王昌龄绝句也写得自然浑成,我们这里没有举他的例子。李白、王昌龄之外,盛唐像这样的诗太多了。我们再举一首。唐王翰《凉州词》其一:“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全唐诗》卷一百五十六)酒之美,杯之美,欲饮而又马上催,都是为写情之豪,既西出征战,就未曾想过回返,捐躯沙场而视若醉卧,是何等的气魄,又是何等的笔力。这是边塞诗,诗风刚健昂扬,写来同样不见雕琢痕迹。

中唐有白居易一派,他们是尚通俗的,而通俗中体现自然。

看王建一首诗,他的《洛中张籍新居》:“最是城中闲静处,更回门向寺前开。云山且喜重重见,新故应须得得来。借倩学生排药合,留连处士乞松载。自君移到无多日,墙上人名满绿苔。”(《全唐诗》卷三○○)何以要写新居是城中闲静处,门又向寺而开,再写云山重重见,盖既写主人之性格,又为下文作铺垫。如此僻静之处,不论新故交友,学生抑或处士,均慕名而来,正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构思不可谓不细,但写来却痕迹不露,一如溪水,顺流而下而已。这一派尚通俗,受到民歌影响,但民歌的影响不能完全解释他们诗歌美的成因。这首诗就不带民歌风味。

再看自居易两首诗。他的《同友人寻涧花》:“闻有涧底花,贳得村中酒。与君来校迟,已逢摇落后。临觞有遗恨,怅望空溪口。记取花发时,期君重携手。我生日日老,春色年年有。且作来岁期,不知身健否?”(《白居易集》卷十)诗本来可以写得更凝练一些,浓缩一些,意思可以表达得更含蓄一些,思路本来可以更曲折一些,但他没有。他只是平平地写来。他只说,听说涧底花开了,要和友人一起饮酒赏花,于是他连到村中贳酒也写了。欲赏花,但花已摇落,有点感伤,事是这样,他也就照直写了,说有遗恨,说怅望。没有渲染,也没有烘托,什么艺术技巧也没有用。他希望下次花发时,和友人再来赏花,但自己一天比一天老,不知明年身体是否健康。他这样想,也就照实写,写得那样平易,一点波澜起伏也没有。这首诗艺术水准上和盛唐那些自然平淡而韵味无穷的诗不能相比,它没有盛唐诗那样经过锤炼之后出以自然的艺术功力,它还是经过一番构思,但这种构思推敲的痕迹一点也看不到了。它表现的也是自然平淡之美,只是它的平淡背后没有多少深厚的含蕴。相比较而言,白居易的《曲江忆元九》写来更多含蕴。诗日:“春来无伴闲游少,行乐三分减二分。何况今朝杏园里,闲人逢尽不逢君!”(《白居易集》卷十三)处处写曲江之游,而句句写忆元九。因无伴而闲游少,而亦因无伴无乐而思闲游遣闷。前二句显然为后二句作铺垫。但闲游本为遣闷,却闲人逢尽不逢君,更加思念友人,更加忧闷不欢。

逢闲人和逢君的对比,往日闲游少和今日闲游的对比,显然经过精心构思,但写来却丝毫不露痕迹,仿佛笔随意来,自然而下。

宋代也有这种追求。宋诗讲才学,重功力,多雕琢,但也有不少诗尚自然,虽构思精巧而不露痕迹。苏轼一些诗就是如此。

他的《湖上夜归》:“我饮不成器,半酣味尤长。篮舆湖上归,春风吹面凉。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苍苍。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尚记梨花村,依依闻暗香。人城定何时,宾客半在亡。睡眼忽惊矍,繁灯闹河塘。市人拍手笑,状如伯林獐。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人生安为乐,吾策殊未良。”写湖上夜归,事体大约是湖上饮酒至半酣,乘篮舆而归,到得孤山之西,则酒力上来,醉意朦胧,梦寐中吟诗得句,依稀之中,过村入城,而忽然醒来,已到繁灯闹市,遂被市人所笑,于是有人生如何为乐的感慨。这一切,都是平平而叙,未见任何雕饰。这在苏轼诗中并不是写得好的,尚且如此。苏轼的一些小诗,更有这一特点。他的《和孔密州五绝》其三《东栏梨花》:“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以柳之深青辉映梨花之淡白,又以一株雪作比喻,以飞舞之柳絮和满城之花作衬托,于此境中流露人生的感慨,构思何等细致,又何等轻巧自如,不着痕迹。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一:“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潆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人们熟悉的诗句。前二句以“水光”对“山色”,以“晴”对“雨”,何等工巧,而全然不觉其有对偶,后二句比喻新颖,而毫不费力。其二:“朝曦迎客滟重冈,晚雨留人人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朝曦”以对“晚雨”,同样工巧,朝曦而可迎客,晚雨而能留人,拟人的描写中透露出对自然的迷恋,而悠然自得中,自比为水仙之王,构思同样新颖,出人意料,但同样不见雕琢痕迹。

还可以举出宋杨万里等人的例子。杨万里《晓出净慈送林子方》云:“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为突出六月西湖特有的风光之美,诗人在构思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先点明是“六月”,而不是其他时候的西湖,并且用“毕竟”一词提起,又直说,六月西湖风光与四时其他时候都有不同,把题目尽力放开,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就引起读者关心,引出下面的描写。诺大的西湖,景象万千,写什么呢?他只写了莲叶与荷花,莲花而日“接天”,是写莲叶之无边,也是写西湖之开阔;碧而日“无穷”,是极写其绿,也极写绿色无边。荷花而映日,则知其时晴日朗照,一片澄明。红而日“别样红”,足见其红得特别,鲜艳得特别。试想晴朗空澄,水天相接,满池碧叶,映衬着满池荷花,绿得可爱,又红得特别,这是怎样的景色!而且三四句对偶工巧。这是精心构思才有的效果,却不见斧斤之迹,写来仿佛脱口而出,对偶工巧而流丽,前后诗思衔接自如,抑制不住的赞美之意流露出来是那样自然。这是锤炼到了自然的境地。陆游《小园》其一:“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只写了小园的烟草,阴阴的桑柘,斜斜的路径,写读书、锄瓜,没有对偶,没有比喻、烘托,一如平静的生活那样平静无波地叙写,而诗人闲适的情趣自然流露于其中。“永嘉四灵”的诗,如徐照的《题张提举西墅》:“渡头风景如前日,谁种桃花在两边?

未晚人家门户闭,鹭鸶闲立钓鱼船。”(《芳兰轩诗集》卷中)眼前景平平地叙写,闲适情思自然地流露,风景如旧,惟桃花新有,一阵惊奇,于是发问“谁种桃花在两边”,问也问得自然。

徐玑的《晨起》:“晨起风吹面,朝晴野雾收。高峰多远见,浅水少平流。世事非难了,尘劳独未休。今年看鬓发,已变一茎秋。”还有徐玑的《题陈待制湖庄》:“园无三亩地,四面水连天。行向高楼处,却如身在船。野花春渚外,山色海云边。一任人来往,兹怀亦浩然。”(《二薇亭诗集》)只是平常事,也用平常手法写,不渲染,也不铺垫,对偶而不觉其对偶,一切像流水,无节制,无雕饰,仿佛不经意而成篇。

明清以后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表现方式上不求功力外露,而求自然平淡,仿佛未经雕琢,像是信手拈来,是历代很多文人都追求的艺术之美。

平常事物的意象,语言的平淡朴素,不加雕琢,甚至口语化,是一些文学作品追求的自然平淡美的又一表现。

魏晋时期嵇康诗的用辞色彩就已非常平淡。陶渊明诗的语言更是含有无穷韵味而又自然平淡。“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这是《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中的诗句,平野之上,风自远处悠悠而来,又正值“秉耒欢时务”,心情愉快之时,着一“交”字,则写出和风荡漾,轻拂悦人之状,贴切而有韵味,但写来却毫不费力。“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这是《饮酒二十首》其十六中的诗句,于弊庐之内,长夜之时,饱尝饥寒,又是悲风,着一“交”字,则既写出房舍之破弊,以至冷风可以四面交互而入,又写出风之凄紧,一阵紧似一阵的交互而至。同一辞语写出不同情景,却都似信手拈来。 “鸟瞬欢新节,泠风送余善”,这是《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中的诗句。因人欢而以为鸟亦欢,“欢”字传神。风何以日“送”,而细一想之,平野之上,和风拂拂,风伴人行,着一“送”字,则极亲和,极传神,“欢”、“送”二字用得极巧,又极自然。《杂诗》:“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着一“引”字,将时间人格化,仿佛不是人自然衰老,而是时间引我而老,极形象,又毫无雕饰痕迹。大量农家生活用语引入诗中,如“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舂秫作美酒”,“秉耒欢时务”,“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草盛豆苗稀”,“果菜始复生”,“开春理常业”,等等,给诗带来一种质朴的农家气息。他的一些诗写得如同口语。如《责子》:“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全是日常居家慈父对子女谆谆教诲的语气,平易随和。

盛唐一些诗更是韵味无穷,而又明白如话。孟浩然《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平易得简直不像在写诗,可这就是经过提炼的最精美的诗歌语言。盛唐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是这样语言极为精美而自然朴素。王维也是这样。他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的《送沈子福之江东》:“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浆向临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右丞集笺注》卷十四)都写送别,都写得一往情深,又都仿佛脱口而出。他的《崔兴宗写真》:“画君年少时,如今君已老。今时新识人,知君旧时好。”(《王右丞集笺注》

卷十)年少与年老对比,新与旧对比,无限感慨曲折,而又浅白如话。李白更是这样。他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集校注》卷八)有什么呢?只有几个再普通也不过的地名,和半轮月亮,清溪江水,就这样组合成诗。他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三)《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劳劳亭》:“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都是极朴素的语言,写极有韵味的情思。还有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人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在苍茫的江雨中向友人表白冰清玉洁的心志。《听流人水调子》:“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对客心。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在一片微月和哀筝声中融入客愁。《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全唐诗》卷一四三)在悠久历史和万里空间的雄浑背景下,表达千百年来人民渴望边地安宁的心愿。这些诗的抒情内容并不一样,但语言的平易,风格的自然则是一致的。

中唐讲通俗的一派也是如此。这一派诗歌语言上未必有盛唐诗那样韵味无穷,但自然朴素则是一样。我们只举几个例子。王建《别自栽小树》:“去年今日栽,临去见花开。好住守空院,夜间人不来。”《上田仆射》:“一方新地隔河烟,曾接诸生听管弦。

却忆去年寒食会,看花犹在水堂前。”(均见《全唐诗》卷三百。

一)诗意和语言都平易。白居易《客中月》:“客从江南来,来时月上弦。悠悠行旅中,三见清光圆。晓随残月行,夕与新月宿。

谁谓月无情,千里远相逐。朝发渭水桥,暮人长安陌。不知今夜月,又作谁家客?”(《自居易集》卷十二)没有任何曲折波澜,没有苦心构思的痕迹,也没有一个僻难之词,更不用说用典。寻常意象,寻常语言。江南、悠悠、朝、暮、来、行、宿,这样的词谁不会写?月、残月、清光,这样的意象谁不会用?诗当然还有提炼的余地,艺术上并非上乘,但其语言上的特点却是显然的,这就是自然、平淡、晓易,它是文学的语言,却如同生活口语本身一样。

宋代诗歌语言写得自然朴素的,还有苏轼、杨万里、“永嘉四灵”等一些诗人。苏轼《留别雩泉》:“举酒属雩泉,白发日夜新。何时泉中天,复照泉上人。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还将弄泉手,遮日向西秦。”诗没有太深的含义,只是说,时光易逝,年华易老,住了二年,对泉水也有了感情,不知何时能再回来,而现在没有办法,只有离别向西秦。平平之义,也只是平平写来,诗的语言,全是明白而又浅显。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人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其三:“乌菱白芡不论钱,乱系青菰裹绿盘。忽忆尝新会灵观,滞留江海得加餐。”这二首诗,诗味较前一诗要足,而语言也更为凝练。用“翻墨”形容黑云突来,用“跳珠”形容白雨入船,白雨跳珠是“乱”,都非常形象。

风本自天来,何以称为“卷地”,但若细想,曾是黑云翻墨,天地间全是一片阴暗,而顷刻间忽然吹散,水天可以相映,用“卷地”是何等贴切。湖中物产,本可以尽情品尝,因此说“不论钱”,说“乱系”。说“不论钱”,说“乱系”,让人想见诗人随意闲放之态。由今天尽情品尝湖中物产,想到往日尝新灵观之事,想到贬谪江湖有一弊也有一利,这就是得以“加餐”,品尝各地新鲜物产。诗思这一转折,用“忽忆”连接,又是何等自然。这些用辞,应当经过精心提炼,但写来同样如不经意。乌菱、白芡、青菰,极普通物而人于诗中,化作诗歌意象语言,更显得通俗平易。

宋杨万里也有这样的诗。我们看他一首。《晚春即事二绝》:

“树头吹得叶冥冥,三日颠风不小停。只是向来枯树子,知他那得许多青。”诗有诚斋体幽默诙谐的风格,而语言则多口语。小停,枯树而日枯树子,知他那得许多青,都带有口语俗语色彩。

明明是春天到来,林木葱郁,就连向来之枯树,也新长了绿叶,却明知故问,说,为什么枯树也得了那么多青色。作者精心构思之意是可以感觉到的,但写来却轻松自如,毫不着力,而语言则自然活泼。

再看“永嘉四灵”的几首诗。翁卷《舍外早梅》:“行遍江村未有梅,一花忽向暖枝开。黄蜂何处知消息?便解寻香隔舍来。”(《苇碧亭诗集》)写早梅之少见,而日“行遍江村未见梅”,因“行遍”而未见,方显梅之早。“行遍”二字甚确。写一花早开,而日“忽向暖枝开”,着一“忽”字而惊异之情顿出。末句之“解”字,显然承第三句而来,黄蜂自然是寻香而来,本无须谁告知消息,也无所谓解与不解,所谓“解”,实是借写黄蜂而写人闻花开而喜的心情。着一“解”字,则别有一种意趣。用“行遍”、“忽”、“解”数字,是有一番推敲功夫在内的,但写来却极为自然,仿佛口语,未见任何构思痕迹。赵师秀《数日》:“数日秋风欺病夫,尽吹黄叶下庭芜。林疏放得遥山出,又被云遮一半无。”(《清苑斋诗集》)秋风而吹黄叶,因黄叶落而林疏,因林疏而山出,又因风吹云来而遮山,诗意一句一句环环相承。秋风尽吹黄叶,给人萧瑟之感,是一抑;而因林疏山出,心境似可因视野开阔而开朗,是一扬。最后风吹云来遮住山岭,视野又为遮挡而心境又为郁塞,是又一抑。显然是精心构思之作,但写来诗意的连贯,情思的流露,都那样自然。诗的用词也是精心推敲过的。秋风本为无知之物,何以能“欺”病夫?用“欺”字似极无理,但一想全诗之境,病夫本极体弱,而秋风既尽吹黄叶,给人萧瑟之感,方教林疏放得山出,又吹云来遮住山去,用“欺”字又极自然合理。第三句,山为静止不动之物,何以日“出”?山本无所谓困住不困住,何以日“放”?第四句,句首有一“又”字,则诗意和情绪的转折方体现出来,“放”、“出”、“又”数字,都是经过锤炼的,但用在这里,丝毫没有生硬之感。这也可看出雕琢而归于自然的艺术追求。

语言上这样的追求,明清时代一些诗人也有。这样的作品,艺术水准高低不一,有的纯为浅俗,有的则是高度提炼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追求语言的自然平易,则是一致的。

创作上追求表现方式上的不露雕琢痕迹,语言上的质朴平淡,追求艺术上的自然美,有民歌影响的因素。中唐通俗诗派的一些诗人,民歌对他们就有很深的影响,也有时代的因素。盛唐诗人崇尚自然美,和当时充满自信、昂扬风发的气象精神有关。

但是,它也与老庄玄学有关。崇尚自然,道之出口,淡乎寡味,讲朴素,反对人工雕琢,都是从老庄玄学来的。老庄玄学影响了历代以自然平淡为美的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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