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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贪污“指南”

宣布实行“两规”的时候,他轻轻嗯了一声,心里是有被蜇了一口的感觉,说一点没有那不是事实。这就像在某个场合秘书不恰当地催他吃药,或者说夫人来电话一样。但他表情镇定,一点也不惊慌,根本不像电影上演的。纪委的人念完决定,就把两只眼定定地放在他脸上,等待他的反应。好像等待一次爆破,一个亮相,他咆哮如雷或者瘫软在地,把屎尿拉在裤裆里。他们总是这样想的,肯定是这样的。然而他没有,什么动作也没有。

这很对不起观众。但确实不是故意的。

“三讲”都讲过了,上面也来验收了,他的发言印成了材料,有几句话还登在报纸上。谁能想到还有这一出。

从他的座位望出去,透过落地窗,可以清楚看见对面富豪大酒店的楼顶。这幢二十四层的楼房就在他脚下。此刻楼顶有两个青年人,好像是酒店的保安,一男一女,搂在一起。那男的一只手正向纵深挺进,而女的身体像蛇一样扭动缠绕。这情形确实很少见很精彩,从窗子看出去,就像演着一部没有声音的电视剧。这些天天一直阴着,阳光难得一现,这么灿烂的阳光底下,这种动作有点激动人心。连他们都懂得,这种地方其实最安全了,离太阳很近,越近越安全。除了上帝谁也不会看见。人在仰望的时候身子先就矮了,谁还能想到二十四层楼的楼顶此刻会有什么浪漫镜头。他看见了纯属偶然。整个政府大楼只有他这一间办公室高过富豪大酒店,而且他平时也不大回办公室。

这是一个春天的中午,他接到通知,让他回来接待一个什么代表团。

他的嘴角抽了一下,想笑又不敢笑的样子。这个小动作被那个人捕捉到了,那人疑惑地回过头去看一眼,也笑了,笑得肩头麻花一样扭起来。但转过脸来却是愤怒得不行,也许他们以为受到愚弄了吧。当然,现在还不能把他怎么样,现在他还是“肖建国同志”。

他赶紧低下头,问,我可以带点东西吗?换洗衣服可以。总要带本书、笔记本什么的吧?会有人替你准备的。冷得像块铁。

走出电梯,还有好几个人上来打招呼。他点点头,没有表情,和平常一样。平常他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平常也总有一些人围在他身边,有事没事都是这样。好像他随时都有危险,这些人随时都准备冲出去献身。他烦起来不免要把他们臭骂一顿,过后还是一样。这是没办法的事。当然在某个特定时段,他们还是识趣的。他们会像轻烟一样消失,下一次又轻烟一样聚拢。现在他终于轻松了,身边又换了一群人,而且再没有下一次了。

他们坐的是一辆黑色的“子弹头”,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本市的车。他的车就在不远处泊着,橘红色,车尾很高,像一只傲慢的大公鸡,在阳光底下撅着屁股。他不知道要到哪去,他也懒得去想,想了也没用。这几个人很不客气,一上车就把他夹在中间。他们沿滨海大道奔驰,一边欣赏赞叹一边还说:修得这么好。

滨海大道是他的杰作之一,不记得是第几个“十件实事”了,总之都是从他手上过的。以往有领导来,都是他陪着参观。领导说,不错嘛,有发展眼光。他就笑笑而已,并不多话。谁都明白,领导夸这座城市,就是在夸他。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说多了反而显得浅。可是这会儿,他就特别想说,特别想告诉他们,这条路是自己主持的,总造价是多少,每一个独特的设施是怎样构思的,为什么要搞隔音墙,为什么红树林怕噪音,为什么红树林是胎生植物,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干一行才知道一行,因为干这一行才会爱这一行,因为这里头太复杂、太微妙、太狡猾、太有趣了,因为现在哪怕做成一件小事都是那样地不容易。

然而他们不给他机会。他们只会高谈阔论,说些不着边际的外行话。瞧这车开的。瞧这路,听说连沥青都是进口的。坐司机旁边的老头,好像是负责的,姓王,吃惊地回过头来问:是吗?有这个必要吗?没人能回答,他只好答:有。他心想,你们不也觉着舒服吗?都不吭声了。一时间全是轮胎发出的沙沙声。又过了一会儿,后座的一个小伙子突然高声道:还不是为了拿回扣?还是港币!又都笑起来。他回头看看,小伙子脖子涨得跟脸差不多粗。

他们吃了红灯。

过了这个道口,就是边检站了。然后就是高速公路,然后高速公路不知会把他带到哪儿去。想到这一点,他陡然有点恐慌,好像到这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他开始东张西望。

这个红灯怎么这么长?怎么设计的?那老王有些不耐烦。

他不想再回答他们。回答什么其实都没有意义。他们只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在沥青里加上一种化学成分就可以让路面寿命提高十倍,可国内厂家谁也不愿做这件事,因为这会砸掉很多饭碗。他就不这样干,他宁愿花高价去进口,也不愿养人。这道理你跟他们说得通吗?这条横马路是通向口岸的,为了疏通这里等待过关的货柜车,他想了多少点子?他在这里反复测算了好几个夜晚,有一次淋了雨,他差点得了肺炎。后来就下决心在这里搞立交桥,设计方案都出了好几套。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但搞大了又涉及拆迁和预算,又涉及财政和招标……他们哪懂这些?他们只知道你搞项目就是为了搞钱。搞钱就是为了贪污。有这么初级阶段的吗?那他就不叫肖建国了。

上高速之前,他们突然说要吃饭,车就拐到边检站广场前面的小饭店去。他有点发愣,说,我不吃。那老王说,你不吃我们要吃,我们早晨四点就出发了。那小伙子说,你要是不好意思,可以替我们买单。他说,我没钱,我从来不带钱的。他们就笑:放心吧,没人愿意吃你的,脏。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不想吃。他们就发火了,不吃就看我们吃!这样他就没办法了,现在他还能有什么办法?他只好下车,在这个看都不想看一眼的地方坐下来。

不过还好,这家饭店已经换了主人,桌椅也不是从前那种塑料的。

几年前,他在这个地方差点跟人打过一架。为了吃何娴的醋。这样的事说给谁谁都不会相信的。市长大佬吃醋,真是这样。当时如果有枪,那香港小胡子的骨灰怕都找不见了。他抄起椅子砸过去,椅子从小胡子头上飞过,弹在墙上,又钻出玻璃窗,椅子背当时就开裂了。他不知自己竟有这样大力气,塑料椅也怎么这样不经摔。后来有几个老总知道了这件事,有要拆掉这家饭店的,有要摆平小胡子的,还有要惩治何娴的,都被他的一声不吭给挡住了。

那是一个转折点。

其实他心里何尝不清楚,这些人不过是想讨个好,他们并不欣赏他的痴情他的失态,尽管嘴上那么说说。重情重义,好人好汉,其实心里头都在暗暗好笑。女人,在哪没有女人啊。何况是那么一个不识做的女人!

那确实是一个转折点。那以后真的是放开了。他想开了。他们安排过很多次活动,香港、澳门、广州、北京,每次都有新的介绍。本科生,硕士生,还有一个是在读的博士,说是研究昆虫的。小姐都放得开他有什么放不开的?不过他始终不能忘记何娴。到现在他也不明白何娴,为什么要那样?

他们从来没有争吵,甚至可以说每次都很温情。何娴是个温顺的女子,说话慢慢的,动作轻轻的,从来只有答应的声音。她对人照顾体贴从来都不挂在嘴上,而是让你从心里感觉到。她像是一朵云,轻柔绵长,若即若离,不觉着心就软了。她从来没提过什么过高的要求,儿子要上个好学校,这还能算是要求吗?

可是,可是她竟然那样!开头有人提醒他还不相信。后来他亲眼看见了,他还能不信吗?他希望听到解释,哪怕说声对不起也好,可她就是不吭声。那天在小饭店里,何娴始终没吐一个字,只是簌簌发抖,抖得让人心疼。在反光镜里,他看见她眼里有一包泪,旋着旋着才滚下来。车上立交桥了,还一直是那个姿势。

吃过午饭个个昏昏欲睡,只有前头的老王保持清醒。老王碰了碰他,递过一张纸巾说,擦擦吧。

他一惊,这才明白自己是流泪了。

老王说,难过了?难过了就好好反省。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争取早日解脱。

他擤着鼻涕说:嗯,嗯!

王启明原本是不想下来的,有很多很多的理由都可以赖着不走。五十岁的人了,真要耍赖皮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倒也不是舍不得北京舍不得家,从前出差就跟上厕所似的,没定性,一年里头总有两三个月在路上过。不想下来是因为心里憋气。他是学纺织机械的,一参加工作就搞综合平衡,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忽然一下就成了毫无用处的人。好像他就等于计划经济,用了他就是倒退。把他排斥在外就是坚持改革开放。

从前,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人物,手里把着上十亿的资金,批个项目就跟玩儿似的。从前人老实,到哪儿去顶多也就吃得好一点儿住得好一点儿,带五斤香油都要做检讨,哪像现在?现在倒好,一个比一个牛。什么都放开了,他反而没戏了。没戏也就罢了,不该踩乎人。组织纺织协会,原本还有他一个理事,可成立时连会都没参加上。据说是怕引起误解,好像综合平衡又来了。一次通知他回机关参加座谈会,差点连大门都没让进。

开头还到处跟人家说,在家看书多自在啊,从前哪有这享受?从前他就喜欢抠历史。开头老跑北图,他还真的结识了一帮书虫子,俩火烧一碗杂碎汤能在外头混一天。可冷板凳坐长了,屁股倒不觉着冷,心就冷了。

有一回组织部来电话,是个处长,说是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他屁颠屁颠说那我就到部里来谈吧。处长说不用了,就是有一个纪委书记的职位不知你愿不愿意去。一打听,才是个处级单位。还说如果不想去连这个都困难了。于是他就把话说得很难听。他说我还是上北图吧,你们能把书虫子也踩死了?

和他相似的干部有一大批,会钻门子的都有了好去处,唯独他成了“最正直”的人。他们局有四个局级干部,三个都分得不错,一个黄晓敏,和他同年,去了一家大公司当稽查员,每次回北京都带两辆车,一辆奔驰自己开,一辆奥迪说是驻京办事处的,其实就是老婆孩子的教练车。见面就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市场经济就是烦人经济”啦,“无边落发潇潇下”啦,他就不想想从前挤公共汽车是什么滋味。另一个张慧,比他还大两岁,却升官当了副部长。他的咏叹调档次要高一些,“不自由,放个屁都要打报告”啦,“千头万绪”啦,好像全世界的矛盾都等着他出招似的。还有一个许克宽,去了美国读MBA,年轻人更是牛得不行,开口就是大趋势,他早就对中国洞若观火了。

他当局长唯一的收获就是和几个副手相处得不坏,几个人刚分手时还有联系,有一年春节还聚过一回。当然话不投机,时间一长自然也就淡了。不过说起来还称他老领导,“各人的机遇不同”,“如今像你这样正直的人已经不多了”,如此而已。

然后忽然有一天,他的“正直”就被纪委起用了。

交代案情时,人家就告诉他这是块硬骨头。此人是个很著名的实干家,抓工作很有一套,也很能吃苦。举报信是匿名的,其实就是真名也没多大用处,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这是事实,本人也不否认。至于为什么要动这个人,纪委没解释,他也就不好问。

“您是老领导了,经验比我们丰富。”跟他谈话的是一个处长,顶多三十岁,自然十分客气。他想,老当书虫也不是个事,出去走走也行。如果能搞出点成绩,组织部或许能重新考虑亦未可知。

几个回合下来就知道难弄。说肖建国是块硬骨头并不确切,他不硬,态度好得出奇,很愿意配合专案组把问题搞清楚。问到每一项工程他都能从头说起,怎么设想,怎么立项,怎么组织,怎么落实,甚至很多数据他都能一口报出来。就是在节骨眼儿上他自己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他是个无名英雄,在需要表彰的时候悄然离去。还可以打个这样的比方,他们就像钻入一堵棉花墙,左冲右突都过不去,偶尔透过的一丝光亮,只要你想抓住它就消失,如果你不去理它它就一直亮着。

还有一层困难,是很难说明白的。他有点惧内。老婆有点高干背景,心高气横,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所以从前特喜欢出差,一出家门就松了一大口气。现在虽说那背景不在了,可老婆的气势犹存。一接到任务,老婆就说,知道为什么又起用你了吗?王启明摇头说不知道,然后看着老婆。然后老婆并不给答案,只给一个高深莫测眼神,似乎这事和老头子有关,还牵扯着一个核心机密。她分析这里头的伟大意义是:特区是个样板,中央直接抓的,它的一举一动都和上面连着,这样一级的干部绝对不是无根的浮萍。这样的事也绝对不是小范围的影响,弄不好就是个国际性的。想想也是,他们这次行动涉及的几个人,地方党委都不能插手,是保密的。这样就有了点柳暗花明的联想,似乎命运女神突然又向他微笑了。很多机遇其实就是这样来到的,尽管你还意识不到,但你抓住了就跟上一趟车,从此一顺百顺一路绿灯。抓不住也只好自认倒霉,永远在那儿傻等。

可是唯其如此,几个回合下来,他才又格外多了一层疑虑。肖建国为什么这样难弄?他耷拉下来的眼皮后面为什么总有一丝笑意?他在嘲弄什么?

跟老婆通电话,说几句家常话,老婆忽然高声说:你王启明算老几啊?你爬到天平上去称称!王启明说:你怎么搞的,忽然又变一张脸?老婆说:你弄好了未必是个功臣,弄砸了后半辈子都消停不了。他不知出了什么事,家里坐着谁,或者风向又有变化了?立马答道:行,行,我这就把自己的态度给端正端正。老婆说:我们不想让你建功立业升官发财,就想你平平安安!

他五十岁的人了,一惊一乍地折腾确实犯不着。

那几个小组的情况也都大体差不多,有进展,进展不大;有材料,材料也不多。所以他也不急。

碰头会碰完了,有人喊老王:周末,出去玩玩吧。老钻牛角尖也不行。

老王说,我不去。这儿有山有水,还不够你玩吗?我打拖拉机。

现在时兴一种扑克玩法,叫拖拉机。玩着,就拖拉上了瘾。

姓名,年龄,职务,文化程度。差不多够一百次了吧?就是二百次也只能说这些。肖建国也办过案子,更参加过无数次案情分析的会议,知道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僵局。换句话说,专案组手里没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他们只能依据推理,依据你的合法收入得出你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然后就指望你交代了,某日某地因某事接受某人贿赂多少。然后找到那个人一关一诈一核对,然后签字按手印,这一条就成立了。如果那个人不承认呢?他们还会回过头找你,说你不老实,让你继续交代。因为你想宽大,你就搜肠刮肚,拼命往头上扣屎盆子。其实这一套早就不灵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判个两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死活不吭声,鬼都头痛,最后只能存疑待查。万一将来上面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还要给你平反。这种事他见得多了。

开头几天,他们还挺激动。八点钟不到就进来了。肖建国,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今天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能说什么呢?你就说谢谢谢谢。

态度绝对要好。一定要让他们觉得你是想出去的,想活下去的,你是想彻底坦白争取宽大的。你痛心疾首,你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你决心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贡献出来。然而你的法律意识淡薄,你不知道自己在犯罪,现在你无比后悔,很愿意配合组织上把问题查清。如果组织上发现我不老实,怎么处理都没意见,枪毙都没意见。枪毙还可以教育其他同志嘛。

时间长了,跟他们也混熟了。组长老王,山西人,司局级干部,烟瘾特别大,一支没吸完另一支就掏出来等着了。烟都是孬烟,四五块钱的那种。咳嗽起来脸涨得血紫,实在可怜。要是从前认识他,早就让他吸上大中华了,也就是一个眼色的事。机关里个个都会弄这种事,机关里也没有这笔开支,他们知道到哪去弄。所以要查也是查不出来的。

每天,太阳从东头过来,光线落在他背后墙上。然后一点一点从脚下爬过,爬到老王他们的背后,在天花板那儿拉长,变淡,消失。然后这一天就过去了,就好像又完成了一个工程。渐渐地,他就从这种时光流逝中品出了味道。这说明他现在是安全的,他们已经无法得到更多了。于是他决定开始温习一门功课。从前他出去疗养的时候,跟人学过几天气功,后来因为忙就丢掉了,现在正好可以捡起来。四肢放松,气存丹田,由前而后由上而下,几日下来小周天就打通了。于是这一天就过得更加充实,感觉到生命的的确确的存在,活着实在是美好。他想象自己飞上云端,身披彩霞,目光锐利,把这个世界看得通透明亮。这是一种艺术,一种境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困境作审美处理的。

有一次,那个毛头小伙子冲过来要揍他。他抱着脑袋哇哇大叫,做出很害怕的样子。其实心里更明白了,这说明自己判断是正确的。过后,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如果我受到虐待,我就可能胡说八道,说了什么都不能负责任。然后他们的眼都大了,一屋子电灯泡要短路一样闪烁不定。然后那小伙子就再也没出现过。

开头饭是给他端到房间里来吃的。后来时间长了,他们也烦了,就让他跟着一起到饭堂里吃。伙食也不差,四菜一汤,他吃着饭量还见长。饭后是他的放风散步时间,他在前面走,专案组派两个人在后面跟着,怕他跑掉,或者怕他想不开。从前有个区委书记被审查的时候,因为几次自杀不成功,后来把裤带都收走,把玻璃窗都下掉,把一嘴牙齿都拔光,说是怕他咬舌头。故事多了去了。

其实哪能呢?他早就设想过各种可能的情况,尽管现在还无法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但决不选择逃跑自杀。现在,就更没有必要了。于是他就把散步当作在国外旅行,或者参加高层会议。

老王提出来要跟他谈心,说:老肖啊,你究竟怎么想的?组织上决定把你弄到这里来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真的不想好了?

他说:老王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党的政策我明白,我想宽大,我不想找死。我要说,我还想为党做些工作,你可能认为我还有幻想,我说我不想死你总该信了吧?他真的不想死,干吗要死呢?说话时他眼珠红着,声音哽着,动的是真情。他说:请组织上查吧,查出什么我都认账,这还不行吗?

老王把脸青着:看来你还是没想明白。我可以跟你透一句,从你老婆那儿查出来的现金就几十万。你老婆会生钞票?

他抽搐一下,叫道:我跟她分居五年多了,我早就交代过的!

你想说明什么?那些钞票跟你无关?人家有毛病?给不相干的人送钱玩?

查吧,你们查出来跟我有关系我都认账,行了吧?

老王就把一口气分好几次吐出来。

他也不是一点反省没有。反省最多的是和许馥兰的关系。

他和许馥兰的第一个十年是节俭的,甚至可以说得上抠门。那时工资少得可怜,就那么干巴巴的几张,数都不值得数,捏捏就清楚了。所以那时他接了工资袋是看也不看的,回家就打开五斗柜的第一格扔进去。当时时兴五斗柜,他和许馥兰去买家具时,许馥兰一眼就相中了这种在第一格里隐藏着一个暗屉的式样,说,这个可以装工资。这以后工资袋他看也不看就扔进去了。他不吸烟不喝酒,身上带着钱也没用。虽然是个小人物,也用不着巴结谁去请客。偶然别人起哄,跟着干笑几声也就敷衍过去。倒也不是小气,是他根本就没长这根筋,或者说他这根筋长的和别人不一样。

他和许馥兰结婚的时候,工会老大姐说:建国啊,事情成了你该有个表示,一来呢是向大家宣布的意思;二来呢大家伙都对你挺关心,都在凑份子给你道喜呢,你也应该有个表示。肖建国趴地上就给老大姐磕一个响头。老大姐脸红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要请大家吃一顿饭。他拍拍膝盖说好好,那就吃饺子,我特会包饺子。老大姐也认为不错,本来就是组织上关心的意思,也就是热闹热闹的意思,太铺张反而把那点意思搞得没意思了。

他是个孤儿,老大姐是坚决要把党的阳光雨露向他重点抛洒的。

那天全机关的人都来了,二十多个。一人凑二十块钱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老大姐把她认为必须的生活用品从暖瓶到痰盂都置办齐了以后,还剩下不少钱,就当场包了一个大红包。这些日用品花花绿绿堆了半堵墙那么高,预示着他以后的生活蒸蒸日上大红大紫。然后大家围着一块空床板热烈鼓掌,一屋子喜气洋洋。然后就吃饺子,热气腾腾的几大脸盆。吃着,大家就觉得饺子有点怪,看上去是肉馅,细细的嫩嫩的粉红粉红的,还有碧绿的葱花,可就是吃不出肉味来。女的不好意思开口,男的就憋不住了,说建国啊你这饺子真够水平,什么馅的?

他知道他们中计了,心里头过电一样麻麻地舒坦。不过他不笑,相反还是一脸的惶恐和认真。说你们猜不出来吧?这是二十斤鲜藕擦成的碎末,用五斤饺肉拌成馅儿。从前我们连一百多号人也就吃五斤肉呢。大伙哦地叫了一声。

他喜欢琢磨人,把人琢磨了还不能叫人看出来。他从小讨饭,叫人作践惯了,踢一脚骂几句是家常便饭,踢过了骂过了还得赔人家笑脸。但乞讨不等于没有自己的想头,他的想头就是让人家尝尝被作践是个什么滋味。这是从小练就的本领,能随时随地给自己找到平衡。让踢他的人烂脚,让骂他的人舌头生疮。这也是一种精神生活,是他这样的人独有的精神享受。那感觉就跟电麻过一样,酥酥地,从心里往四肢散出去。

他还介绍说,部队里一百多人喝的汤只能用两只鸡蛋,一担水里隐藏着两只鸡蛋怎么吃?那蛋花花简直比阶级敌人还狡猾,怎么才能捞出来?这里面有个口诀:(汤勺)轻轻沉到底,慢慢往上提,心里不要慌,一慌尽是汤!他说完大笑,笑得两头勾到一头去。

大伙也都跟着笑,可渐渐地那笑就僵在了脸上。

然而并没有谁敢责怪他。他留心过,谁都没有交流过这件事。他是个孤儿,他在人情世故上差一点儿是很正常的。在这方面挑剔他反倒显出自己的不地道来,就好像秃子麻子对别人的长相特别在意一样。

那时他就相信,自己是和别人不一样。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这和日后的成功有没有必然联系呢?还说不清。那时,人们对他更多的是关心,担心这个有一点孤僻的小伙子日后与花枝招展的许馥兰不好相处。他们帮他出过好多讨好女人的主意。比方晚上要洗脚,早上要叠被,出门要打招呼,娘家来客要陪着说话,等等等等。然而人们又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对他总是估计不足,把他当成弱智儿童,或者是需要重点同情的人。

许馥兰是本地人,父亲是一商系统著名的铁算盘,所以许馥兰插队回城后很自然地就在百货大楼里做了售货员。许馥兰长得很漂亮,有点像电影里的林妹妹,故而对爱情的想象就丰富一些,也就因此有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种种烦恼,和一来二去的马路新闻。新闻多得老头脸上挂不住了,便把女儿全权托付给了工会。说起来也是个缘分,是上苍对苦心追求者的褒奖。工会安排他们第一次见面,许馥兰只看了肖建国一眼,就问你想什么时候办。这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心灰意冷的意思,挑多了花眼了也就懒得再挑了。

今天的万般风华千种风情是她当时的想像力不可能到达的。

那时的许馥兰是沉下心来过日子。而过日子就需要肖建国这样的没有父母没有嗜好懂得节俭的好丈夫。在这方面她是一百个满意,连婚礼吃饺子这样的事件都没有留下阴影。那天她的朋友方面没有一个人来参加,谁也不相信她会闪电般地结婚,闪电般地生孩子。她觉着过去的一切都是一场骗人的梦,梦醒了,该干什么还是要干什么。正像一首歌里唱的,平平淡淡是真。

平淡确实是对抗激情的最好办法。丈夫兜里不留一分钱,说明他在外面没有花头,说明他感情专一,说明他把家看得重要,说明他爱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他是个孤儿,他没有别人需要关怀,他不善交际,他的全部需要已经在饭桌上在床铺上得到了满足,所以他不需要钱。

和当孤儿的日子相比,他已经活在天上了。

他们的儿子在平平淡淡中长到了三岁。三岁的儿子别的方面都还好,就是身子弱了些。儿子的病历比两口子一辈子的病历加起来还要厚,经常弄得两个人在半夜里在各家医院间疲于奔命。一个老专家拿拇指把儿子的头皮一按,头就瘪下去一块,说:看到没有?这是个乒乓头!吓得许馥兰脸都灰了,抱上儿子就逃。他们很早就当上计划生育模范这也是个原因。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并没有超出平淡日子的范畴。

儿子需要吃进去大把的药,和各种名堂的补品。时间长了,五斗柜里的内容就接不上了,后来连许馥兰从娘家带来的和做姑娘时别人留下的首饰也都吃光了。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两口子为儿子真正搞到了心力交瘁,有时连夫妻功课做到一半忽然就做不下去。

有一次在医院走廊里,两个人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肖建国醒来看见许馥兰一脸都是泪,一惊。许馥兰却笑道:好梦还没完呢。肖建国问是什么梦,许馥兰摇头不答,只把脑袋偎在他怀里。他注意到许馥兰两颊灿烂,周身绵软,比婚前还要动人。那一刻,他搂着许馥兰温软的身体,看着许馥兰微闭的两眼,忽然就产生了一种感动。好像是胸中腾起一团火,一直热到了四肢,又从脑门上升华出去。

有这样漂亮的老婆,为这样可怜的儿子,难道不该做一点什么吗?这样漂亮的老婆和可怜的儿子难道不该生活得更舒心一点吗?

那是第一次,生平第一次做出了愚蠢的决定。

刚好那时当上了百货公司的财务科长兼主管会计,做这样的事简直是上苍的安排。他明白只要把库存多报一点现金少写一点就出来了。而且他明白这样的手脚谁都看不出来,甚至检查也永远查不出来。那时很多货物都在压仓库,卖不出去也是报废。他不过是用它办些实在的事。

其实所谓第一次,也就是买一台洗衣机。他看见许馥兰的手指肚变粗糙了,从前手背上那些让他心跳的小窝窝不见了,他一下子就陷入了怅惘。他想,这都是洗衣服洗的。坐在医院走廊长椅上的他立即想到了洗衣机,双缸的,水仙牌的。他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他只是把那只可怜的手捏了又捏搓了又搓,让从前的美人许馥兰哼哼唧唧又回到了从前。

买完洗衣机还剩下几十元钱。他想也没想就把钱扔进五斗柜第一格里。可是回到办公室就觉得不对劲,坐着不对劲站着也不对劲。要是许馥兰问起来怎么办?钱是不能下崽的,怎么猛然多出来几十元?当时他就想到,多一分都不该拿。那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党是我的妈,厂是我的家,没有了就回家拿。他觉着:拿多了也不是好儿子。

回想起来,他是为许馥兰干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可是第一次也叫许馥兰发现了。在女人看来,五斗柜里突然多了几十元,又突然不翼而飞不是件小事。这个道理他是后来才想明白的。当时只是大吵大闹,骂得他狗血淋头。

而他又不能实话实说,就是一泡屎他也只能吞进嘴里烂在肚里。他认了。他把那几十元又给拿回来,承认自己是打了埋伏。

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从前他在部队时就帮司务长这么干过。那时司务长喜欢他,做事从来不瞒他。他是个孤儿,人又老实,从来不多嘴的,到哪儿人都心疼,司务长就提名让他当给养员。司务长最大的心思就是讨老婆,经常跟他说些关于讨老婆的烦恼。其实烦恼也就是没钱,而那女的娘家心又特别黑。那时部队也有公布“伙食尾子”这一说,只不过是在毛主席语录里有,实际上哪个连队也没有公布过。钱是弄不到的,他就建议司务长拿粮票,全国粮票。部队里买粮食都用全国粮票,买三十斤粮食还搭一斤油。而粮票在地方上就可以换鸡蛋,一斤粮票换十个鸡蛋。当然,能换鸡蛋就能换别的东西。于是司务长就用它换来一个老婆。这是结余的粮票,不是钱,不用白不用。谁也不会来查结余粮票够不够数,就好像百货大楼仓库里的积压库存。可是问题还是出在老婆身上,两口子一吵架,老婆就把自己的粮票身份给公开了。没说的,开除军籍,回家种地。

他当然不能说。许馥兰再漂亮也是女人。女人一激动就顾脸不顾腚。这教训太深刻了。然而他居然敢对许馥兰打埋伏,影响太深远了。就好像开刀留下了后遗症,天一阴就发作。后来日子好过了这裂痕也没消失,反而越来越深入骨髓。后来许馥兰发奖金了也偷偷存起来,再后来她连工资也不拿回来了。

让他想不明白的是,他们早就不缺钱花了,如果从前是因为钱,那后来是为什么?为什么总拿眼角瞟着他?他逮着过好几次,许馥兰偷偷配了自己办公室的钥匙,翻过他的抽屉。

为什么要那样瞟着他?开着他的车,花着他的钱,还是那样瞟着他。

这期间,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案子告破,枪毙。震动不小。专案组在一起开了会,大家一致同意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利用重大案件的威慑力量,开展一次攻势。表态时王启明也不落后,他说:争取吧,争取“五一”前突破。

他们小组开了会,又把案情重新捋了一遍,还是没有头绪。王启明就有些发急,说,那天带他过来时,我看他流了泪,以为他有压力,谁知这家伙这么难对付。大家说,当时我们都困了,谁也没留意。谈着谈着就觉着有点蹊跷:肖建国一开始是很沉着的,宣布时还在笑,还看下流动作,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流泪?为什么他死活不愿吃饭?难道那家小饭店里有故事?这么一聊,立马决定,查!说不定就撕开豁口了。

电视录像是为他专门准备的,有很详细的审讯过程。给肖建国看过以后又沉闷了很长时间。

王启明说:这个胡长清我还认识,都是同一批的干部,以前还在一起开过会。

肖建国说:我也认识,我接待过他。

王启明说:以前就知道那小子会折腾,字写得不错。没料想折腾成这样。

肖建国说:听说就要调回北京重用了,组织部都找他谈过话了。

大家一惊,叫道:你怎么知道的?

肖建国说:他在云南跟我通过电话。

一屋子眼珠子都绷在弹弓上了,好像这是个重要线索。这样的人跟他通电话,而且就在被捕的前夕!他们能说些什么?喊,你要老实交代!

肖建国显得有些意外有点慌张,答:也没说什么。这家伙得意忘形。

他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

肖建国的头垂下来:不知道。也许,是臭味相投吧。

你们有什么来往吗?经济上的?

没有。

一点没有?

肖建国抬起眼皮说:这怎么可能有?

仔细想想,好像是不大可能有什么经济来往。从逻辑上讲,贪污毕竟是件阴暗勾当,是个人行为,隔着那么远,好像不大可能交流情况。

王启明摆摆手制止大家。想了一下说: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些吗?

肖建国说:知道。想想又说:不知道。

王启明说:人生沉浮,就在一念之间啊。

肖建国说:是。是。

王启明说:你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我要以他为教训,好好反省,争取宽大。

就这些?还有呢?

肖建国答:他的政绩主要是为当地拉来不少投资。他在中央工作过,各方面都熟。如果换上自己,不也要这样做吗?有了这些资本,不也要贪污吗?

都气炸了,嗷嗷叫。看看肖建国却是一副无辜的样子,脸都挤成柿饼了。

王启明想想说: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跟肖建国个别谈。

时间长了,他就看出这个招待所其实不是什么招待所,是一个叫什么山庄的度假村。他来过的,所以还有一些印象。也许度假村的老板出事了,这就成了罚没资产,就改成了招待所。那个假山后面的水塘是个温泉浴池,说是跟华清池的水一样。当然在这儿泡着的不是杨贵妃,是穿三点式或者没有式的现代女孩。他来过一次,一听假山后面的笑声就明白了。不过他没有去泡温泉,当时很忙,吃过饭就走了。请客的老总本来是有安排的,但那天他确实没时间,这种消费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结束的。

绕着假山转,王启明突然说:昔日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他明白这是古诗,有点人生感慨的意思,不过他不明白老王的意思,所以只是把眼皮翻了一下。知道不管是什么花招,无非是逼你交代。

老王问:你平常看不看书?他说,我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哪有时间看书。老王说,你好像还是本科毕业。他说,我那是在党校混的文凭,论文还是请人家代写的。老王笑了,说你还算实在。他说,跟组织上我不说瞎话,想瞒也瞒不住啊。

又转一圈,他们在小亭里坐下了。老王说:你怕不怕老婆?他愣一下,说有点。老王说,我也怕老婆。又说,女人这本书,谁都读不懂。

然后他眼就发直,不知老王是什么意思。老王解释道,你在家闲着,她骂你不思进取;你要出去做点事,她又怕你拖累她。我猜想你老婆也是这样的:看别人捞钱她骂你没用,看你捞着钱了她又怕你变心。

他抬起眼皮问:她关在哪儿?老王盯他好一会儿才说,她外面有人了。他点点头。老王有些惊讶:你知道?他又点点头。

老王生气道:真不知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老实说他还有点感谢那个小白脸。如果没有小白脸,许馥兰还不知要发什么神经。小白脸是个美容师,有人指给他看过。许馥兰请小白脸吃过饭,跳过舞。估计还没上过床。她那样子上了床人家也怕。顶多就是这样。

老王想想又说:那你就应该明白,组织上还是掌握一些情况的。你想不想见她一面?如果你要求,我可以安排。

他突然有些焦躁,脱口说:没用,你们关她有什么用?

老王盯着他看,不吭声。

他说:我跟你讲心里话,我跟她分居四五年了,她能知道我什么情况?你们把她关起来小孩子谁管?

老王说:这个组织上会考虑的。再说你儿子也不小了,该履行公民义务了。

他明白自己有些失态,这样不好,很不好,于是他垂下眼帘深呼吸,眼角那一丝光芒渐渐收敛回来。

老王说:你既然这么操心,就更应该早一点把问题讲清楚。

他吁出一口长气,道:我讲的是心里话,你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在特区工作,手上有点权,谁的财产跟收入相符?不说别的,就说抽烟,有谁还抽你这种孬烟?如果花钱自己买,有几个买得起?这谁能说得清楚?广东人有个习惯,过年都要给小孩子派利是,喊声叔叔阿姨都要给红包。你说我家里查出来多少多少万,我相信。可我真的说不清楚是张三还是李四。我老婆也说不清楚。我相信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说不清楚。我们要在那儿工作,要入乡随俗,要跟人家打成一片。你说这就是腐败,我承认。你说这就是贪污,我还真的讲不出是怎么贪的。

老王说,照你这么说,胡长清还冤屈了。

他说:我没这么讲。胡长清收过钱,给人办过事,这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还伸手找人要钱,几千块都要。这么下三滥的事都干,还有什么冤屈的。

老王就再也没词儿了,只是盯着他看,好像能从他脸上看出破绽来。

他想,我说的是实情。实情是不怕你看的。

老王突然跳起来掸烟灰。一截烟灰落在西装领子上,他掸了又掸,吹了又吹,还拿手搓,末了自言自语道: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你一个孤儿能有今天的地位,容易吗?还不觉悟!

他说:是是,党对我确实恩重如山。

假山对面又出现一群散步的人。他们见凉亭有人,又转到别处去了。他看见人群中有个光头一闪。他想,那不是稀毛花皮乔夫吗?常务副省长也进来了?看来这次动作确实不小。

老王后来又说了些什么,他已经听不大清楚了。

接下来几天,老王等人都没出现,吃饭也不让他去饭堂了。专案组只让他写材料,交代自己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气氛明显紧张起来。

他问:老王同志怎么没见?

送饭的刘秘书答:让你交代就老老实实交代,问那么多干吗!

他知道这是升级了。

其实他的“各个时期”很简单。上学,参军,提干,然后一级一级升上来。他不是突击提拔的那一种,但他确实升得比较快。可以说,他每一班车都搭对了,甚至还跳过了一两个班车。他不是思想家,所以不是帅才,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但他是个将才,这谁也否认不了。不管什么岗位什么工程什么衰人,他都能管得笔直。这也没什么秘诀,就是肯动脑子会琢磨。他是从底层爬上来的,知道那些衰人衰在什么地方,所以他能把他们治住。现在地方法规中的很多条款,都有他出的点子。这一点连那些留过洋的博士也不能不服。

他也不是那种喜欢拍马屁的人。在领导面前他的话不多,他本来话就不多,有领导在就更不是他说话的地方。但领导就是喜欢他,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哪个领导都需要可靠的人,会办事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没本事的人才去拍马屁。

他也琢磨领导。领导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想头。学问越大想头越多。

当初,财务科长是个重要岗位,需要一个可靠的干部。公司里老科长退休了,领导们一想就想到了他。肖建国是个孤儿,根正苗红,又在部队里锻炼过,他不可靠谁可靠?肖建国人老实,胆儿小,从来不多嘴多事,天天把眼皮耷着谁见了不心疼?不用他用谁?领导们也不是没想到缺点,但他的缺点要发展地看、辩证地看,所以领导就宣布了决定。

找他谈话的时候他也没太多反应,趴地上磕一个头就回家去。领导却是一个深呼吸把脸都憋青掉了,他不用回头,就知道领导会有什么表情。这已经有过很多次的经验。领导再三强调说你是党的干部,要感谢就感谢党不要感谢我,心里头却是电熨斗熨过一样。领导说累了才发觉他早已走开,领导就一直把脸扭着,十分严肃地研究这个苦孩子单薄的背影。外面阳光灿烂,阳光白面粉一样地扑洒进来,把领导的眼睛都迷蒙了。不用回头他就知道。

这个话和谁也没说过。闷头驴子偷麦麸,张牙舞爪的人没出息。

这是母亲留给他的财富。

母亲死时他只有七岁,母亲拉着他的手,没有流泪。母亲的泪早就干了。母亲说:娃,娘不在了你咋活人?他说:娘你不要死,你死了我咋活呢?母亲说:娘给你留着“黄金”呢,“黄金”就埋在你膝盖骨里。他说,我知道了娘,多磕头少说话是不?娘就不再说了,把眼闭上了。后来有一天娘闭上眼就再也没有睁开。再后来,他就揣着这“黄金”走遍天下。

上学时,他给老师磕过头。当兵时,他给司务长磕过头。再后来,他给局长磕过,给部长磕过,给省长磕过。

磕头是知恩图报,不能乱磕,乱磕就不灵了。还不能叫别人看见,叫别人看见也就不灵了。这和寺庙里给菩萨磕头不一样。他进寺庙从来不磕头,他是个唯物主义者,最彻底了。磕头是确定一种关系,一种精神上的联系。磕头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认准了跟定了就一个头发狠磕下去,正心诚意,干脆利落。领导脸上挂不住了,嘴上说,你不要这样,你这样干吗?要感谢就感谢党感谢集体,可心里头的震动是一辈子的。领导不缺钱花,不缺享用,更不缺好听的话,缺的是一种崇高感使命感。领导感觉到震动了,他就记你一辈子帮你一辈子。这种震动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感情上的交融,是做人做到头了才能得到的回报。

有一个老首长退休几年了,听说市政府的班子老定不下来,就天天拿着拐杖跑一趟组织部。他说:我没有私心就没有忌讳,我怕谁?我就是要为肖建国说话!肖建国是个好同志!

现在他进来了,还有没有人为他说话?肯定还有。因为这种感情是割不断的,因为这种精神升上去了就不可能再掉下来。因为肖建国现在不再是孤儿,肖建国已经是肌体的一部分。把他消灭了,谁都落不下好,大家都不光彩。好好一个人,砍掉一只胳膊一只脚,总会不好受的。就是残了废了,能不动手术还是不动手术的好。

他的交代很认真,每天都在写,材料写了好几页。“各个时期”都写到了,受过哪些奖励,得过哪些称号。当然后面也都写上: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各级领导的培养和信任。我要老实交代争取宽大。

从那家小饭店里果然得到了重要线索:饭店的前一任老板是因为害怕,把饭店兑给了现在的人。老板姓刘,现在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然后不费什么劲就挖出了肖建国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肖建国是副市长,曝光率很高的人,谁都认识。刘老板说:要打鸡哪里不好打啊,不识做啊。

翌夜王启明掏钱请大家喝酒,说:争取回去过“五一”,你们看好什么土特产纪念品没有?酒杯碰得很酷。酒喝高了,跟老婆通电话不免还有点狂。老婆说,我也不是让你装孙子,只是凡事要长着点心眼儿。王启明说,我都五十的人了,想装孙子也装不了几天。

何娴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风流,家里也不阔绰,三房两厅,摆设一般。她是在一家酒店里做财务主管的,看上去还有点不般配。广东话叫孤寒。

他们进去时,何娴略微有些慌乱,她家里有个小伙子正吃着饭。不过很快镇定了,她说你们先请坐。何娴的儿子还只有十岁,读寄宿学校。这些情况并不难了解,于是面面相觑,知道有戏了。

吃完饭小伙子背上包要出门,很阴鸷地瞥了他们一眼。何娴追上去,塞给他几张钞票。小伙子想推辞,可是又收下了,然后一声不吭地下楼。何娴追着喊:自己照顾自己啊,别老吃麦当劳。回过头来怔着,脸才渐渐失了血。

何娴说,我收拾一下,可以吗?王启明说,我们没说要带你走。何娴松了一口气,坐下来,把两手夹在腿中间。王启明说,你应该明白,我们迟早会来的。

何娴点头,我一直在等。王启明说,我们去过你的单位,对你反映不错,你还是个党员,希望你对组织上说实话。何娴点头。

何娴说,我和他好过几年,后来分手了,这三年没有任何联系。

那前几年总是了解的。发现过什么问题?

你是说经济上的?我说实话我不了解。我没有找他要过钱。他只帮过我一次,为我儿子。是一个贵族学校,赞助款是免交的,后来的钱都是我自己交的。

你们是那样一种关系,怎么可能不花钱?

何娴陡然睁大眼睛,又很快黯淡下去。你是说我不可能不要钱?

我们不想给你施加压力。

我们不是那样一种关系。这种事一沾上钱就变味了。你们也不了解他。他不是那种喜欢浮华的人。他平常连话都不爱说。

那不是太没味道了?就干坐着?

是干坐着。有时一坐就是半天。我陪着他坐。

像家庭过日子?

是。我们在家里做饭。他择菜,有时他也出去买菜。我炒菜他就在一边看着我。我也是个不爱说话的人。这样的气氛我喜欢。那时候我们真的很……和谐。

很怀念那段日子?

何娴流泪了,点头。

那为什么分手?

不为什么。我害怕。

怕什么?

他有家庭。这样也不能长久。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事情?

不是。他做事打电话从来都不瞒我。我看不出他有什么事情。我也不相信他会贪污。现在外面传说他有四五个亿,打死我也不信。

那你怕什么?

他是领导。这样影响不好。他家里迟早会知道的,那时他家也搬来了。

所以你就说分手?

我说我要结婚了。有人给我介绍过。

他就愤怒了?

他不相信。……后来我就在外面和人家约会。

他就打了那个人?

何娴摇头。泪流不止。

后来就断了?你认为我们能相信吗?太纯洁了吧?

随便你们怎么想。

刚才那个人是谁?

肖建国的儿子。

这你又怎么解释?偶然碰见的?

不需要解释。他们夫妇出事了,我就该出来照顾他。信不信由你。我对不起他,我欠他的。我不想让这个小孩变成孤儿。就是这样。

何娴同志,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知情不报也是犯法的。

我知道你们希望听到什么,可我真的不了解。我已经准备跟你们走了。

……从她家出来,王启明在楼梯口被一个纸盒绊了一下,后面的人跟上去一脚把纸盒踢飞。然后坐上车,谁也不说话。

车过边检站,他们又看见了那家小饭店。正是中午,饭店的生意很火,饭桌摆到外面来了,还撑着大花遮阳伞。谁在骂:妈的。瞧瞧人家过的!

群众说,把这些当官的集合起来,拿机枪扫肯定有冤死的,隔一个毙一个还肯定有漏网的。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真查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围绕肖建国案的几十个外围人物差不多基本可以结案了,涉及到的国土局、计划局、外经局也都取证到位,就是看不出和肖建国有多少直接联系。连原先承认回扣工程款的两个潮州老板也先后翻了供,他们提供的账号也确实没走过账。

王启明寻思,也许肖建国还真的是剩下的那二分之一?

开大组碰头会,那几个组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进展,就是王启明这儿一头雾水。召集人话音里就夹进了别的腔调,说:听说你牌技见长啊老王。

有个组长也是山西人,老乡,就安慰他道:什么时候都得实事求是,办案子最忌讳好大喜功,别听他放屁。

话是这么说,压力确实越来越大。

回到组里,几个跑外勤的小伙子也有牢骚,认为这样搞不行,这样搞怎么行呢?不给压力,不吃苦头,让鱼自己咬钩子。说起码要上大灯泡,连轴转,搞他几天几夜。说现在犯罪都高科技了,我们还是这水平。

后来话题又集中到何娴身上,认为何娴这个女人不寻常,越是把自己描绘得纯洁高尚越是说明有问题。而且是重大问题,不然不会断然分手。肖建国这么好,她能拱手相让?

吵吵嚷嚷搞到深夜,还是没有头绪。王启明头就大了。

难道就不可能是个错案?其实肖建国的某些解释也不是完全说不通的,比方说接受的礼品他一般是不过问的;比方说他的工资奖金从来没有动用,这样累积的话也是一个很惊人的速度。刚来广东时王启明看望过几个老熟人,那些人家里的气派绝对不是几个工资能支撑起来的,说是巨额财产怕也不过分。反正以他王启明的生活经验想象不出来。

在北京,他还亲眼看见过一套金箔《毛选》,老首长一边翻着一边叹气道,这是送《毛选》呢还是送金子?

他在北京都那样了,不也还有人找过?人家不过是求他递转一份报告,出手就是五条大中华。他原本是坚决不要的,可是介绍人说,您要是不收,就是拒绝的意思,您自个儿看着办吧。他明白,这是时代语汇,不受礼人家不放心。

南方的春天不好过。衣服是潮的,空气是黏的,连阳光都给人湿漉漉晕乎乎的感觉。房间里只好开着空调,可是开空调并不好受。王启明烟量大,是老烟枪了,时不时就得往外头跑,怕影响别人。

“五一”节前一天,也是心里头有事,没留神脚底下一滑,一屁股就坐地上了。地是好地,玫瑰红大理石,他亲眼看着服务员拿着干拖把在前面擦,还是滑倒了。谁也怨不着,只能怨这儿气候太差。

腰疼,招待所给他找来一块五合板,垫在席梦思上,躺在那上头有点荡秋千的感觉。荡着,心就灰了。

老婆又来唠叨了。说黄晓敏老婆约她去承德避暑山庄玩,自己开车去。他说那不好吗?你也可以自己开一把过过瘾。她说人家是稽查员夫人,我挤进去算老几?心知不妙,他忙说电视里天天喊假日经济,要不然你来广东旅游吧。她说亏你说出口了,张慧老婆欧洲八国都游遍了,连许克宽老婆都去了美国,你好意思说广东。再谈下去还不知要放出什么屁来,他赶紧把电话撂了。

王启明的女儿单位里搞房改,早就吵吵要钱,一张口就是八万。两口子这一辈子加一块儿才三四万积蓄,他知道老婆最窝心的还是这个事。

想想,这些年,这些事,还不都是钱闹的?

他妈的钱!

正想着,值班的刘秘书来报告,说肖建国听说他腰受伤了想过来看看他。“五一”节,专案组也放假了,他就同意了。想想,又让刘秘书买一瓶酒,说中午干脆在一起吃吧,也算是给他过了一个节。

小刘就笑,说他要不出事,咱们想请,人家也许还不给面呢。起初是三个人喝闷酒。肖建国说,老王你真是个好人。王启明说,我当然是好人,我不是好人是什么人?肖建国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都这样了,你还让我喝酒,我是惭愧呀。王启明说,过节嘛,你也有权过节。喝酒,今天不谈案子。肖建国说好好,然后眼角就湿了。

王启明于是提议,一人讲一个笑话,如果不好笑,罚酒三杯。他先讲个从报上看来的:说单位每年都要开一次民主生活会,规定领导都要讲一条缺点。以往领导都有一条:工作急于求成简单粗暴。上级就批评了,怎么年年都简单粗暴呢?今年每人最少讲两条缺点。结果这一年每个领导又多了一条缺点,叫不善于团结女同志。两个人都笑了。

……

轮到肖建国,肖建国说我不会讲,我认罚吧。王启明就说不行,一定要讲。肖建国说怎么能跟三讲一样呢。王启明说就是跟三讲一样。肖建国说,那我就讲个真话吧。说有一次我到地铁指挥部参加中心组学习,讨论到现在对贪污有这么多惩罚措施,又是法规又是党纪又是连保责任制,可贪污为什么就是屡禁不止?谁都说不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那个徐工是个书呆子,说,这是一个概率问题。我通过大量的计算得出一个概率。贪污出事的概率,比飞机出事的概率还小。他说,你们飞机都敢坐贪污还不敢贪吗?

正笑着,小刘忽然瞟了肖建国一眼。紧跟着王启明也把眼放在肖建国脸上。肖建国的笑脸就慢慢凝固起来,像一团干透了的抹布。王启明说,喝酒喝酒!

他觉着,变化正在悄悄降临。尽管目前还不清楚这变化是什么,但它分明已经很近了。就像这五月潮湿的空气,你看不见闻不着,可水分是存在着的。它挂在洗手间的墙上,渗在衣服的纤维里。这时你稍微想一点办法,就能把它挤出来。

这里的夜是绝对安静的。他趴在窗户上,能听见蝉在蜕壳,能听见草在拔节。有一棵榕树的枝丫就在伸手就够着的地方吐着气根,一点一点,眼看着那嫩黄的根须努力伸展着,就抓住了土地,抓住了希望。

这是两个月来的第一次失眠。睡不着并不是因为酒,那点酒是打他不倒的。他是个嗜酒的人,平日一天不喝酒就浑身不得劲。可到这儿有两个多月了,没有酒不也挺过来了?可见人是可以变化的。睡不着就是因为看见了变化,看见了希望。结果发现安静其实也是个可怕的东西,它把人心里头那点死灰腾一下子就点燃了,并且发出电闪雷鸣一样的吼声。

外屋的小刘在磨牙,咯吱咯吱的,很难听。有几次他走到门口,又退了回来。按规定,未经许可他是不可以离开这个房间的。他不是个自由的人。想到这一点,心里的热望一下子又淋湿了。自由,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想过,而此刻不知怎么搞的,竟像一个知识分子。

其实他想出去,就是想看看小刘。小刘磨牙的声音,有点像儿子,甚至小刘整天闷声不吭眼珠子乱转的神态都有点像儿子。这是一种在优越环境里长大,没经过什么大事却又渴望别人重视的神态。他儿子就是这样的。

儿子从小身子弱,时常半夜里要抱他上医院。后来时间长了竟养成一个习惯,半夜里会突然惊醒,走到儿子床头,看看有没有动静。儿子的磨牙,就是这个声音,咯吱咯吱的。有一次他说,这孩子有深仇大恨呢,这么咬牙切齿的干什么?许馥兰打着哈欠说,父母都是前世欠下债了,儿女就是来讨债的鬼。

后来儿子大了,磨牙还是磨,身子还是弱。身子弱也就罢了,胆儿还特别小。和邻居的小孩玩跳高,两个板凳上搭一根竹竿,比他小的孩子都跳过去了,他跑到跟前就是不敢跳。有一次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女孩骑在他身上揍他,拉起来一看,那女孩比他矮一个头。他跟许馥兰说,这孩子这么弱,将来怎么办啊?许馥兰说,靠老子呗,老子强他就吃不着苦;老子不强他就有罪受。

身子弱归弱,脑子却不笨,整天闷声不吭地,像有多大心思。小时候规定他每次吃糖只能吃两块,他就省下一块种在花盆里,一个人天天给糖块浇水。许馥兰有时当客人面就说儿子有自闭症,儿子就把眼翻翻,自己回屋去。一个人回屋也不是干别的,而是偷偷抹眼泪。儿子流泪从来不愿叫别人看见。这一点他特别喜欢,像自己。自己就是在别人的歧视中长大成人的。所以他特别护儿子,每回许馥兰发神经,都是他护着儿子。他护儿子就像护着自己。他认为成绩好不好,合不合群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肯不肯动脑子。一个人肯动脑子,到什么时候都有饭吃。所以儿子也特别黏他,十几岁的人还愿意贴在他身上说话。后来他和许馥兰闹矛盾,儿子就坚决站在自己一边。想想也很怪,一般儿子都是跟妈妈亲,可这个小孩偏偏跟爸爸亲。许馥兰说,你老子在外头养野女人你知道不知道?儿子说,那你也养野男人就是了。许馥兰一下就把眼白翻出来了。

这山庄真叫安静,静得让人心焦,让人想起坟墓。现在他想,应该从坟墓里走出去。就是为儿子,也应该走出去。

这一夜并不长,转眼天就亮了。他在洗手间里看见自己,并没有多少倦容。

吃早饭时,他随便想起来似的问:刘秘书,那个秃顶的是不是我们副省长?小刘眼珠子骨碌一下,不答。他笑笑说:从前我们都叫他稀毛花皮乔夫。小刘说:学戈尔巴乔夫?他说是。

过了几天,老王问他:你跟你们乔副省长很熟?他说:算不上很熟,工作关系。老王说:你不想说点什么?他答:我能说什么呢?老王就笑了,说:你真的不想立功?他就把眼睛放直,盯着脚背。老王说:你再想想吧。

又过了两天。他说:老王同志,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可我就是不相信揭发了别人能减轻自己多少罪过。老王说:组织上会考虑的,有表现总比没有表现好。

他就说了:稀毛花皮乔夫喜欢收藏书画,水平还不低。

老王吁了一口气说:这个情况组织上还是掌握的。

他说:组织上能掌握的也就是社会上传说的吧?老王不吭声。

他又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是吧?老王还不吭声。

他就从鼻孔里哼出一丝冷笑。老王看着他,有点发愣。他说:现如今谁都不是傻子,送钱谁敢要?他送画,古字画,体面,不好拒绝。然后另外派人上门求购,说是海外某人早就想求这幅画了,求了很多年,愿意出大价钱。一般来说,家里喜好收藏的,卖几幅画不是很正常吗?

老王听着,脸色就渐渐泛了红,眼珠也挤将出来。

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这个干部的三个子女都是开房地产公司的,群众都知道他家用泥巴砌出了金砖,可是真查又查不出多少破绽。这几家公司个个手续完备,账目清楚,依法纳税,简直就是模范企业。有意思的是,如今房地产市场低迷,他家却能开发一处成功一处,价格也不算低,房子却好卖。报上吹的是这几兄弟头脑灵活善于经营,能不断地推出住房新概念,是属于那种知识经济时代的精英。所以立案审查以后,除了查出几次小小不言的违规贷款之外,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一点进展也没有。他本人不服,连当地市委也不断来人为他说话。

王启明跟肖建国说,你要能把这个谜揭开,真的可以立功。

肖建国靠在被子上,脚插在枕头底下搓。他解释说,一到春天脚气病就犯,痒得啊,钻心。

王启明说,我知道你现在还不相信我的话,不过你最终会明白的。我也不勉强你。他坐在茶几边的圈椅里,那样子真像是两个人的关系突然颠倒过来了,是王启明在求他。

肖建国就苦笑,说: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觉得没什么意思。你看我现在,自己解脱不了,却要靠揭发别人混日子。

王启明说:你不要小看这种揭发,其实你也没有揭发多少事实,但是你为我们的工作打开了思路,这一点专案组是有评价的。他说:它说明反腐斗争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我们还缺少认识。

肖建国笑道:你这人一说话就文绉绉的,我没那么高的水平。

王启明说:你有。你还能为反腐做点贡献。你已经做出了贡献。

肖建国被他说得严肃起来,愣了半天说:反腐反腐,越反越腐。又说:我跟你讲点心里话:这腐败真能反掉吗?你要不爱听,我就不讲了。

王启明说,你讲你讲。

我当领导,我就喜欢用那种有毛病的干部,他屁股不干净,小辫子捉在你手里,什么时候不听话都能提溜他。我看上级领导也是这样的,谁喜欢干干净净的?又不是找女人。

王启明说,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从前朱元璋是最反感贪污的,可他用的人还都是有点贪污行为的人,他还专门讲过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道理。我记不清了,意思跟你讲的差不多。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我不懂什么深层次,我是干实际工作的。我就知道实际情形跟你们讲的相差太远。你说基层干部辛辛苦苦图个啥?从前毛主席语录里还说要公布伙食尾子,说明红军时代就有贪污伙食尾子的情况。说明那时候条件差,连队干部只能贪污个伙食尾子。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是市场经济。不是我说那个的话,现在不是你去找钱,而是钱在找你;不是你去找女人,是女人往你怀里钻。能顶住的不是什么优秀分子,能顶住的都是菩萨。我不怕你难受,我一看你抽这种孬烟,我就知道你没担任过什么实职。你要有个实职,水平早就上去了。

王启明没料想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竟噎住了。

我再跟你讲点深层次的:现在的工资制度跟市场经济根本不配套。你说一个干部凭那几个工资能应付眼下的形势吗?房改,医疗,子女教育,在位时候还好说,退下来呢?你就是当个市委书记又怎么样?退下来照样没人理。谁家没有几个穷亲戚要照顾?谁没有老的时候?他在位时候能不考虑吗?过去讲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不捞他日后就没着落,所以才清官少贪官多。

王启明点头说,清朝的俸银是很少的,要想做个清官家里没点底子是不行的。

你有学问,这你比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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