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后来回想，那天是有点不大对头：汝坤声音怪怪的，一本正经的，好像有点严重。我那几天也有点变故，心中正暗自得意着，也没太留心。
那天下了暴雨，快下班的时候雨过来的，旱了多少天终于还是来了。那情形就像蓄了多少年的憋屈陡然开闸，横着就扫过来了，敲在玻璃上铮铮作响，有点战鼓擂动催人奋进的意思。接着楼下传来砰砰咣咣地摔窗声和一阵阵尖叫，看来风也不小。办公室是新近装修的，换上了塑钢窗，居然一点都感觉不到。这就是有职务的好处。
我抓起电话，给许慧说，晚上有应酬，不回家吃饭了。
这娘儿们张口就来一句：又上哪儿腐去？
本来心里挺美，一家伙就叫她堵上了。这年头就这样，高兴的事不多，想让一个人快活不容易，想给你添堵一个字就够了。
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是汝坤来了。我跟他怎么腐？
许慧说，早吱声啊！田大嘴又不是别人，来家吃不就完了！
其实我知道她是怕冷清。人生到了这岁数就进了快车道，孩子上大学了，老人驾鹤西游了，日子陡然就没味道了，出门一把锁进门几盏灯，一天就听见电视机子响，吵架都提不起神儿来。
我哼哼说，不行啊，他说得好像很严肃，非要请我吃饭。
许慧愣了一下，又笑道，那你先把钱包掏出来，搁办公室里锁好。
我也笑了，说人家是大乡长，那种事老干就没劲了。
许慧说，那可说不准，他那种人！
其实汝坤人不坏，许慧也明白，就是叫他搞怕了。有一回汝坤来搞贷款，要请农机局和银行的客，非拉我们两口子作陪。结果饭吃完了，他才说没带那么多钱，搞得许慧一张脸就像对不准频道的电视机。还有一回快过年了，来两个陌生人敲门，手上拿着汝坤的字条，说是田乡长正在地区开会身上没带钱，他们也是想办点年货没法子。我拿过来看看，两张欠条一共才一百多块钱。汝坤就那么个德行，事后道个歉也就忘了，该干啥还干啥，根本就忘了许慧是个女人。
其实许慧也就是嘴臭，知道我就是腐也腐不到哪去。
这回又不知道是个什么事，说的那么急。但不管怎么说，战友还是战友。什么叫哥们儿？其实真正的哥们儿还是那些下过乡的扛过枪的。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老婆能变这都不能变。
然后我美美地伸个懒腰，起身站到窗前，看着大街上狼奔豕突的人群，看着那些没关好的玻璃窗被连根拔掉，还有乒乓球一样飞来飞去的纸盒子和垃圾桶，刺激得一塌糊涂。这段日子怪得很，各方面都有迹象表明，行情看涨了。如今的局势就像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一下子就能把积尘灰垢冲刷得干干净净。原有的秩序自然是打乱了，可是这秩序不该打乱吗？不打乱还能有我老曹的日子吗？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副局长的位置上我整整坐了十年，按理局长换过三任，怎么排队也该排上了，可前面总有人不断夹塞夹进来。这就好像西西弗斯推着大石头上山，眼看到山顶了又滚回原地。而现在不同了，现在局长到点下岗已成定局，夹塞进来的那个人，据说是什么人的小舅子，突然查出来有肝癌。石破天惊！
按说人家生癌我是不该幸灾乐祸的，可这小子确实不是个东西。他到局里来老局长的意思是说他在上层关系多，可以为教育局多争取些经费，可这小子除了请客吃饭就抓两件事：一件是中小学生的校服，一件是营养牛奶的供应。弄得局机关一个个见了他眼睛都水汪汪的，他一高兴说给你哪个县真给你哪个县。他的关系都用在这上头了。
昨天下班碰见组织部的老胡，这老家伙从来不拿正眼瞧我的，居然多老远就把双手伸出来，眼睛里特有内涵。这样，机关里那些人的脸色陡然也都复杂起来。我目光过处就像这大风掠过麦田，麦穗一排排地倒伏又一排排地昂起，一个个都笑出了前所未有的灿烂。
门轻轻响了两下。我回头，看见一把雨伞靠在门边，而送伞的手只闪了一下，门又轻轻带上了。顿时窃喜。这种感觉，真他妈的绝了。我追出去，看见了办公室刘主任。
我说：你们还没走啊？
刘主任小姑娘似的把身子一扭，侧头笑道：您不也还没走吗？
绝对妙不可言。
真想来一句：同志们辛苦了。到底还是没好意思说出口。
二
汝坤领着我七拐八拐，进了一家小饭馆，一看见那种油糊糊台子胃里就直翻。我说：你要掏不起钱，我请你吧。
你请还不是公家掏钱？
我私人请，总行了吧？操。
汝坤把我按在椅子上说：这是我们乡里一个农民开的饭店，也算是照顾人家生意。再讲我是有话要跟你谈，别处乱哄哄的谈不痛快。
我说我也有重要情况要通报，找个干净点的地方我请你不好吗？
汝坤不吭声，一挥手，酒菜就上来了。然后，店老板把大门也关上了。
见他搞得那么神秘，这才觉得有些严重，也就不再坚持。
喝的是啤酒，闷头喝。菜上了不少，吃得却不多。
我说：你小子这几年太肥了吧？怎么吃上斋了？
汝坤笑：那你就多吃一点，乡下人手艺差劲，东西可是绝对新鲜。
又喝了两杯，我憋不住了：究竟出了什么事？说吧？
汝坤看看表，说：还是你先讲吧。早着呢。
还是你先吧，你是主人。
你先，你先。客气什么？
我笑，还是当乡长的，果然斯文了，懂外交礼仪。
然后我就说了。关于换届，关于班子里几个人的近况，关于小舅子，特别是这几年受的憋屈，和机关里风云诡谲的变化。说到愤激之处还拍了桌子踹板凳，吹起胡子翘眉毛，叫道：你想想这都他妈的什么事啊？要是这次还不行，老子坚决打报告回去教书去。骗你我就是这个！
可是这些事汝坤听着并不上心，也不惊讶，他有时微微点头，有时插上一两句，一两句就能说在点子上。只是提到小舅子，汝坤皱了眉头，问是不是确诊了。然后就劝我还是应该有点韧劲儿，凡事不可强求，人到了这岁数也该看开了，我们这辈人也死讯频传了，官帽子并不像我想的那样，想甩就能甩掉的，如此等等。
我哼哼说，我知道，下面的人事更复杂，你早就曾经沧海了。
汝坤想了一下，说：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你真当了局长，你能改变什么？
我说，我能改革啊，我有一整套的想法。真的，我不骗你。
你能把农村教师的工资问题彻底解决了？
我噎住了，说：工资问题是你们乡政府的事，我怎么解决得了？
他问：那“普九”是不是你的事？
“普九”当然是我的事。国家都立法了，教育局还能不管吗？
那好。你一边立法要我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边又不管教师的吃饭问题，你改的什么革？你也是当过老师的人，你一个月两个月不拿工资你也许还觉得怪高尚，让你半年一年见不着荤腥你还能站得住讲台吗？
我火了，说，你今天阴阳怪气是跟我谈这个事啊？你又不是傻子，这种事咱们两个说了管用吗？鸟用不管。
汝坤尴尬了半天，说不是不是，是你先提起来的我才随便那么一问。喝酒喝酒。
我已经没兴致喝了。说你究竟有啥事？你给句明白话行不？
汝坤看看手表，又看看墙上，说再等五分钟，再等五分钟。
我把筷子一扔站起来要走，说当个破乡长，又不是当太监，蔫儿成这样！
汝坤拦着我死活不让，说是等五分钟你自己就明白了。五分钟过去了，汝坤把手抖抖地举起来摁亮了电视机。
原来是电视台的《焦点》。我瞧瞧汝坤。
汝坤的大嘴巴已然抖起来了。
再往下看可了不得，那个漂亮的女记者正拿着话筒冲锋枪一样对着汝坤。
我扭头看见，汝坤真跟枪弹击中似的捂着胸口。就好像红血球排着方队从他身上突然逃离，一张脸刷一下就白了。然后，越往下听身子越软，越矮，然后就慢慢滑下了地。
那女记者问，你知道这样做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吗？知道。你知道中央是怎么三令五申的吗？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做？然后就是汝坤张着大嘴巴的特写，好像那个问号被一个喷嚏挡住了，这个喷嚏就永远也打不出来。
接下来就是主持人慷慨激昂妙语连珠的评论，说些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我没有经过这种阵势，只觉着两腿发软。
汝坤端在手上的碗啪地摔碎了，叫：骗子，一帮小骗子！
我问，他们怎么找上你了？
汝坤叫：不公平啊，我回答你了为什么不播？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了，为什么装听不见？他捶着板凳叫：不公平啊！
然后他就呜呜地哭开了。
我也是头一回见到汝坤的哭，一个七尺男儿的号啕大哭。这种哭不是伤心，也不是懊悔，而是一种无可奈何。是一种被捉弄而又无法还手，永远也说不清楚的悲凉。这种痛苦我也有过。
我问汝坤：你没什么事吧？你要不行就躺躺？
饭店老板挺懂事，立马找来一张折叠床。
汝坤说，我们事先讲好的，我如实讲他们如实播，他们都答应过的。
我说，你真是，几十岁的人了又不是几十斤，这些记者的话还能当真？
汝坤说，我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
汝坤说，我说我永远不会欺压农民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这话也只有你说我才相信。
汝坤叫道：可是我没法子啊，我不找农民要找谁要去？我没法子啊。
不找农民要找谁要，是一句大白话，在基层干过的都明白。如今农民欠附加欠提留实际上就是欠干部的工资，只是话不能这么说而已。
我也这才明白汝坤的用心，其实他已经感觉到会是个什么结果。他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所以他的结果只能是痛哭一场。他有泪也只能在战友面前流。也只有我才能明白，他不是那样一种人。汝坤并没有那么强大，并不那么粗糙，他也需要理解，需要支持，需要朋友。可是他已然混到了这个份儿上，此时此刻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无法面对，跑一百多里地来痛哭一场！
月又明了，星又稀了，暴雨过去了，心仍苍凉着。我架着汝坤朝家走，我不能把汝坤一个人扔下。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安慰他。毕竟，我们都是这个时代越活越糊涂的人。
快到家门口时手机响了。许慧说：还在腐啊？都腐到电视上去了还腐！
我脱口就骂，你少放屁我跟你说，我跟汝坤已经到楼下了。
许慧这一惊吃得不小，见着我俩进家了比龟孙都乖，一张乌鸦嘴夹得铁紧，又是递毛巾，又是替汝坤脱鞋，还亲自扶他上床躺下。
我这才有点不过意了，抽空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说，这才像我老婆。
关上房门，许慧轻声说，吓死我了。一看见电视我心就乱跳，以为你们不知道才给你打电话的。
我拉她坐在腿上，亲了又亲，吻了又吻，什么话也不想说，什么事也不愿想。还是家好啊，还是自己老婆好啊，这种时候你什么样的压力都忘在脑后了。一时间竟浑身热了起来，三下两下就跟剥粽子一样把许慧剥了个精光。
完事了，许慧趴在耳朵上说，你找个机会把大嘴调回来算了，他当老师比谁不强？受这个罪。我们城关就缺他这样的。这时候她也没忘记她是个副校长。
我哼哼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天亮时，许慧才慌慌张张把我推醒，问：大嘴啥时候走的？
三
汝坤和我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几十年的友谊了。现在叫战友，在部队上又叫老乡。部队里称老乡是指从同一个地区来当兵的，并不是指的籍贯。事实上汝坤家在农村却从城市入伍，而我生长在城市却是由农村来的插队知青。我那时年轻，生得白白净净，能写新闻报道唱样板戏，怎么说都跟汝坤不一样。汝坤在新兵连里就得了个大嘴巴的雅号。还给他编了个顺口溜：田汝坤田头站，一张嘴盖住脸，大叫驴不敢哼，癞蛤蟆围着转，日你妈不能看！他嘴巴确实大，就跟笑面人一样，笑起来能连上耳朵根。
但汝坤确实与我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他是中师毕业不久的小学老师，我是高中毕业不久的插队知青，平时走得近，说话也比较合拍。也就是说，在我们那个连队里，我们俩是最显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按说在当时部队的环境里，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任务应该是挨不上的，怎么讲我们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也是经过审查的。偏偏我们摊上一位极其认真的指导员，几乎是从接到花名册的那一刻起我们俩就已经是改造对象了。
经过两年多的改造，我们俩无论是军事技能还是政治思想都不比别人差，我还多次写通讯报道为连队赢来荣誉，入党问题就是解决不了。若说我有点小资情调还有点像，因为我干农活确实不如人，可人家汝坤在家就是挣十个工分的“整劳力”了，也不行。而那时，入党、提干差不多就是所有当兵的最高人生目标了，总不能当几年兵混个白丁回家，起码当个党员日后说起来也好听一点。
第三年，我们连调到农场，听到这消息我差不多都要哭出来了。我的腰在战备施工中受过伤，若是插秧割稻，我就是两头勾到一头去累成死虾米也是赶不上别人的。汝坤跟我说，你每插一行都要这么想：插完这一行，党票就到手了，这样你才有劲头。我说，我是没指望了，党的大门始终敞开着，可我离那个大门口始终有二百里。
有一天夜里站岗，汝坤突然跑出来找我谈话，说你这样就是累死，也是白死，就算追认你了，还有鸟用？那年头说这种话就够上反动了，汝坤见我不吭声，又说，我知道你不会去告状。汝坤说，我们得想个法子，我们俩这是在竞争啊。我们自以为挺有表现，可人家在一边偷着乐儿。
竞争这个词，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第一次和人生实际联系起来的。我们俩突然意识到，党的大门尽管是敞开的，可两个人同时往里挤也不现实，人家怎么知道谁改造得更好？你得为人家创造一个比较鉴别的机会。
汝坤是从农村出来的，家境不好，也比我大两岁，所以要比我成熟得多。他认为坏就坏在指导员身上。他说，这家伙肯定神经有毛病，是个虐待狂。他说我都想好了：退伍的那一天，火车快开了，我就给指导员招手，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笑眯眯地过来了，我啪啦就是一巴掌！他就是气死也没用，火车已经开了……
我哈哈大笑。田大嘴还是个很有想像力的人。
我俩后来商量的办法是：我退出竞争，让汝坤先上，在农场让他样样得第一；等部队回到营房了大家都穿上干净衣服了，我再打报告要求去喂猪，能喂猪就能写讲用稿，能写讲用稿就能有表现机会。身上脏了思想红了，脚上臭了灵魂香了，臭了我一个香了全人类……
这些在今天看来颇不真实的言辞在当时也很难说不是一种真实的思想存在，因为在支部大会上我确实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甚至感到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搞脏了自己就是洗刷了自己，丑化了自己其实才真正是证明了自己。至于我们俩为什么还是同时挤了进来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指导员良心发现了吧。
我没想到的是，入党那天晚上我们抒发了很多激情以后，汝坤突然流泪了。汝坤说他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爹。他对党隐瞒了真情。
汝坤说，我爹不是病死的，是饿死的。那时入党有几条内部掌握的界限，其中一条就是直系亲属中不得有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非正常死亡的。这是个不成文的规定。他有个表哥是部队的营级干部，早就写信提醒过他，教给他一套说辞。
这下我傻眼了。
我当时出自本能的反应就是，如果汝坤去坦白，我们俩都完了。人家会再一次想起知识分子的复杂性，他有问题，我也难保没有问题。而我父亲的一段历史五几年就被审查得死去活来。可我又能劝他什么呢，劝他不要坦白？劝他继续隐瞒？刚才还壮怀激烈着，转眼就原形毕露了。
汝坤哭着说，其实我爹真是个好人，骗你我就是这个！我爹不光嘴大，肚子也大，一米八几的个儿，一顿能吃四斤馍，可他愣是饿死的！
他爹真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个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身为仓库管理员，大队的种粮仓库离他家只有十几步路，而自己却饿死在自家的门槛上，死的时候仓库的钥匙就挂在腰里。这在今天恐怕是很难想象的。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可他确实是非正常死亡。汝坤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爹，却让我们心头压上一块巨石。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很少说话，也很少碰头，只有拼命干活。好在那时我们连队又奉命转入山区的战备施工，劳累可以遮盖一切。
更想不到的是，十月的一天传达了中央文件，林彪“自我爆炸”了。来传达文件的是上级派来的干部。念完文件，整个冷场了。按那时的惯例，有重要文件传达以后，一般都是指导员领着大家呼口号。然而这一次指导员脸色惨白，站起来把自己的领章撕了，然后就自己噼噼啪啪抽嘴巴。我们那个指导员，其实自己也是个高中毕业生，而且是非常紧跟的那种“小资产阶级”，他的拿手好戏就是讲用，因为宣讲林立果的“第四个里程碑”，还得过大军区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眼看就要提拔了，他也没想到会栽在这上头。
以后的日子，又有各种文件的学习，很多年过去了，有一句毛主席的话印象特别深刻：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们是不清楚的。
很多年过去了，汝坤的一句话同样印象深刻：妈的，老子比他们干净得多。
四
下午，汝坤来了电话，说：我没事了，你放心吧。
我说，你走也不打个招呼，我们都急坏了。有句话也没好意思说出口：早晨许慧差点哭出来，说大嘴不会想不开吧？
汝坤却笑道：我是怕撞见你两个正干好事呢。
又说笑几句，也就算了。其实早上就有消息传来，行署正在开会研究《焦点》的事，听说Z县的县长书记都发了火，发誓要把提供新闻线索的内奸找出来。既然各级都有这个态度，我料想汝坤也没有大麻烦，顶多发个通报批评一下了事。很多文章都是这么做出来的。
去年春节头上，腊月二十几，Z县九个乡的农民出动了四百辆小四轮，一路浩浩荡荡喊叫着去省城上访。把书记专员吓得滴尿，拦在桥头鞠躬作揖什么丑态都出来了。后来不也不了了之。电视新闻里反而说，行署一班人深入基层和贫困农民一起欢度佳节。
果然，我问汝坤打算怎么办，汝坤说：怎么办？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我一个乡五大班子齐全，加上退休的几百口人要拿工资，另外还有六百名教师要吃饭，我不向农民要向谁要？我又不会印钞票！我增加农民负担《焦点》要找我，我要不给教师开工资《焦点》不还是要找我？恐怕你都饶不了我！
我想想，笑了，说，也是这么个理。你就蹲风箱里混日子吧。什么时候不想干了就言语一声，还回来当老师，我给你安排。
汝坤噎了一下，说行，那我就先谢了，好哥们儿。
说句话也就是暖人心的意思，我也不愿意出现那样的情况。
说起来我们两个还真称得上解不开拆不散的好哥们儿。退伍回来以后，汝坤还回小学当老师，当着当着就当出了名堂，全国第一批特级教师中就有他的名字，是破格的。我呢，先当工人后上大学，回来后也当上了教师。山不转水转，转来转去又转到一起来了。后来干部队伍搞四化，有文凭的开始吃香，我俩又是党员又有文凭，官运来了推都推不走，我就一步登天当上一个地区教育局副局长。汝坤呢，开头是死活不干，到了一九九五年忽然又想干了，说是与其让那帮贪官污吏干还不如自己干。本来地委组织部的意思是让他当Z县政协副主席，他却提出来回老家当乡长。跟我说的话是：要当就当一任好官，要把他老爹的损失补回来。
其实这话也就是说了好听，听了好过，屁用不管。如今有钱还好说，只要不贪不拿有钱还能干几件事。没钱呢，没钱你就是磕头作揖老百姓还戳你脊梁骨。他那个老家我清楚，是个狗都不拉屎的穷乡僻壤。所以我给他的忠告是：能干就干，不能干也别上火，叫做不要着急慢慢来。他说，我明白，我明白。
我们两个虽说官场上交道不多，可也许都是当教师出身的原因，看问题说事情都还跟从前一样合拍，几十年过去了，好像一点变化都没有。这也是个怪事，按许慧的说法，这叫前世是冤家，今生做夫妻，前世是夫妻，今生做兄弟。
我跟他说了这样一层意思：我们俩都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属于变革的既得利益者，有不顺心的事发发牢骚可以，太认真就大可不必。《焦点》能怎么样？农民没钱，它能谈出钱来？中国的农村问题，《焦点》能谈清楚？这么一想，那天看电视根本就不值得一惊一乍，简直浪费了感情。
汝坤说，看看吧，再看看。
接下来还是那些破烂事，局长抓的点，我去擦屁股；小舅子生癌病，我去落实医药费；全国“普九”宣传日，我去登台唱大戏。我就像一块万能膏药，哪儿疼我就往哪儿贴。谁叫我想那把椅子呢？这叫不劳动者不得食。
然后忽然有一天，办公室刘主任鬼鬼祟祟过来告诉我：Z县上《焦点》的事现在查清楚了。
我说，哦。心想查清楚又能怎么样？
看看刘主任，一副欲言又止的架势。
我说，加重农民负担本来就是秃头上的虱子，哪个县不是这样？现在教师工资都只能发基本三项了，有的地区连这都保证不了，上面不知道？不找农民要找谁要？要了就难免说一点牢骚怪话，你总不能把老百姓嘴巴也堵起来吧？
可是刘主任还是赖着不走，东摸摸西看看。
我问，还有事吗？
刘主任看着我，眼皮竟慢慢红起来，说曹局长，以前我是有不够尊敬你的地方，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啊……
我说，你这是啥意思吗，《焦点》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刘主任愣了半天说，对不起啊，我知道你和田乡长是战友，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件事故意冷淡我呢，我误会了，我误会了！说着自己又笑起来。
我说，你越讲我越糊涂了，怎么又扯上田乡长了？
刘主任这才把话说清楚：Z县这次是下决心要把那个提供新闻线索的人查出来的，花了大工夫的，谁知查来查去，还是田乡长自己干的。
我笑起来，这怎么可能吗？你想想可能不可能？
刘主任凑近了说，真是这样的，说出来谁都不信。可田乡长已经承认了，现在地委大院里都轰起来了。
我往起一蹦，脑袋立马就大了。
刘主任说，现在这些人一个个都疯掉了，做出事情来让人都看不懂。……曹局长你没事吧？
五
我们那个市是个地级市，屁股大一个小城，城东放个屁城西能闻见臭。还没到下班时间，满城沟沟坎坎都在刮这个风了。而且人们传播这些消息都特别兴奋，比看《焦点》还解气，比狂犬病毒还厉害。到了傍晚，许慧带回来的传闻已经变成这样：Z县矛店乡一个乡长克扣农民被电视台曝了光，本想花钱消灾的，没想到北京来一个大官微服私访，把他给逮起来了。
我说：你们这些当老师的怎么跟小市民一样？这种话也相信？猪脑子！
许慧说，你喊什么喊？你跟我喊有什么用？还不赶快给田大嘴打电话？
我说，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好像你比我还关心田大嘴。
许慧怔住了，说我不是为你想吗？你们这些男的，吃喝嫖赌是亲兄弟，心里想的全是往上爬，真到节骨眼儿上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
然而大嘴已然联系不上了。
乡政府的秘书说，田乡长下去抓晚秋好几天了，我们也到处找他呢。
吃过饭，看过电视剧，快十一点了，许慧突然说：我越想越不对劲啊。
我说，没事儿，真有事他第一时间就会找我。
嘴上这么讲，心里也发起毛来。照理，刘主任的情报是不会错的，她丈夫就在地委宣传部。如果汝坤已经承认了，那么他不在地区就在县里，从时间上推他也不会走得太远。那么为什么乡政府找他好几天呢？难道真是给逮起来了？就算他是私自联系电视台，顶多也就是个违反宣传纪律，何况他是给自己曝光，并没有触犯别人。除非他还有经济问题？这会儿给“双规”了？
想想，坐不住了，不得已还是动用了一级战备关系。地委副秘书长杨林是我的校友，过去互相都不知道，后来还是我的老师给牵的线。像这样的资源一般不到关键时候最好不要用，用一次就少一次，可是为了汝坤也没法子。
扯了会儿闲篇才说上正题，杨林说，田汝坤是你的战友啊？他笑起来，你还有这么个战友！
我说，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他说，他不在家在哪？也许上哪喝闷酒去了，反正这回够他喝一壶的。
这才把一颗心放回肚子里。又聊了一会儿，情况大致也就清楚了。
原来这次“费改税”，下面有一些矛盾，哪儿没矛盾呢？你只要不闲着，天天都有矛盾。偏偏这个汝坤不安生，想借着“费改税”的机会搭车把教师工资问题一并解决了，为这事已经跟省体改办的人吵过几回了。矛店乡有个出了名的刁民叫齐二宝，有天到乡政府来掰扯，他认为按人头定税不合理。本来这也没啥，两个人说戗了，难免就高声大气。齐二宝就说，反正你嘴巴大，你把嘴捏起一半儿我都说不过你，说不过我就找嘴巴更大的来跟你说。汝坤问，你想找谁呢？齐二宝就说要找《焦点》。汝坤就说，你要不认识路我帮你找地址。就这么着，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焦点》的人还真的来了。现在估计，汝坤的本意是想借电视台的大嘴巴把下面的财政困难反映反映，能把农村教师工资归到国家税费里去，你不能讲他这个意见没有道理，可人家电视台怎么能上你的套儿呢？结果电视一播，县领导发火了，说是没王法了。讲是要查，其实也就是吓唬吓唬，不然基层工作没法做。谁知那个齐二宝一吓就拉稀了，非说是汝坤指使他干的。到了这时候，汝坤没法子，就是一泡屎，他也得吞到肚里去。
杨林问，你这个老战友是不是有点迂？
我说，迂是有点迂，教书的出身。不过他倒是真想做一任好官的。
杨林哼道，好官！谁又不想当好官？国家税费是他一个乡长能说话的吗？
如今谁都明白，当官的办法有很多种，想当好官的窍门也有的是。种大棚菜，养蘑菇，贩长毛兔，然后上网销售，然后写经验总结开现场会上电视，你干点什么不行？有板凳不坐偏坐树桩子？
我问：你估计地委能怎么处理？
杨林说，处理也不会怎么处理，扒拉下去就完了。他的看法也不能说不对，地委不也有叫好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懂游戏规则，人都得罪完了，今后还怎么混得下去？
我心想，只要不处分就已经是万幸了，话也就没有再往深里说。
倒是许慧，不知哪根筋拽住了，满脸通红两眼贼亮，在床上折腾一宿，兴奋得不行。说人家田大嘴做官才真正是不搞花架子想解决实际问题，哪像你们这些人，说的事不干，干的事不说。她认为“费改税”就是应当把教师工资问题改了，教师工资就是应该国家给。说国家立法要搞义务教育，为什么国家不给钱？不给钱也就算了，还要批评人家增加农民负担，还讲理不讲理？说那些贪官污吏没人管，过得比谁都滋润，田大嘴这样的好官反而没活路了，找都找不见了。
叫她嘀咕烦了，我吼道：他那是找死！
许慧说，你才找死！
我说，田大嘴那么好，你跟他过算了。
许慧怔一会儿，说，你还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就跟他过怎么样？我愿意跟谁过就跟谁过。我看人家就是比你有信仰！说着竟哭起来了。
女人的心思你永远不懂，到了许慧这岁数就更加双重标准。她们有时是世俗的，把家当成世界中心，丈夫应该永远围着她转；可有时又很理想，觉得男人就应该身材伟岸目光远大智慧超群，身上挂满勋章。
没办法了，只好又爬起来哄她。我说，你懂个屁呀？你以为教师工资那么简单？田大嘴的矛店乡就有六百名教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现在说是“费改税”了，总收入并没有增加你懂不懂？你说国家负担，国家是谁？是县财政，还是地区财政？还是省财政？有钱谁都想伸手，有包袱谁愿意背？义务教育立法了是没错，可法律上并没写着该由谁来掏钱。你坐着说话不嫌腰疼，应该，应该！讲的比唱的都好听。
许慧这才傻眼了，说那怎么办啊？嘴巴张得跟田大嘴一样。
六
早晨刚迷糊一会儿，就被敲门的搞醒了。我们那门铃原本怪好听，可丁当丁当搞长了就不知有多烦人。我蹬许慧，许慧踢我，我说，要不然猜咚猜吧？许慧一骨碌爬起来说，谁像你呀，闲得无聊！
许慧开门就呀了一声：是张老师啊？快请进。
我在屋里心里一紧，知道坏了。
张桂兰是田大嘴的夫人，也在Z县教书，平时轻易是不出门的。我和汝坤关系这么铁，两个家庭却很少走动。可能是性格上的原因，也可能是张桂兰身体一直不好，人和人之间很难说得清楚。她这么一大早来敲门，肯定是出事了。
我爬起来，就听见张桂兰慌慌乱乱地问，田汝坤没上你家来？
许慧说，快坐下，慢慢说。然后就拿眼睛瞟我。
我还没开口呢张桂兰就一屁股坐沙发上哭起来了。把沙发捶得砰砰响。
原来汝坤是病倒了，肝昏迷。那天回家脸色就不对，他平常也不大回家，回家是要说个什么事。还没说呢，手举着就放不下来，然后就跟抽去骨头的带鱼一样，身子整个往下一瘫。县医院看不了，转到地区医院已经两天了。医生说，十有八九是肝癌。现在最后结果还没出来，他人却找不见了。
我说别急，他也许是回矛店了，几天没去他不放心。
张桂兰哭道，人都这样了，还有啥放不下的？我他能放下，闺女他能放下，矛店还有啥放不下的？
我说，这样，一会儿就上班了，我陪你去找他，行了吧？
许慧说，我今天没课，我也去。
我去倒开水，许慧拿毛巾，好容易才把她哄坐下。
吃着饭，我说，桂兰你可能不太理解男人。
张桂兰说，有啥不理解的？不就是电视台曝光吗？不吃不贪的你怕谁个呀？
我说，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也不是顾家不顾家的问题。
许慧说，是啊，汝坤上这儿来直夸你呢，说有你在家他就根本不操心。我听了都妒忌死了。
她脸色这才好了一点点，叹气说，不是我背后说他，这几年我真是受够了。
我说，在基层当干部不容易，吃喝拉撒柴米油盐，他那么认真的人更不容易。
张桂兰说，一两个礼拜见不着人，一来家身后就跟着四五个，吃过喝过他也就该走了。我闺女一见他就烦。扁担箩筐支在楼道里一大堆，就是我不嫌，人家邻居也嫌啊？不是我跟你们诉苦，自从他当那么个破乡长，工资就没正经拿回来过，闺女眼看就考大学了，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
我们面面相觑，都不吭声了。这个情况虽说没有料到，可是我信。我看见许慧脸上抽了一下，知道她也想起了大过年的来两个农民讨债。现在看清楚了，那两个农民千恩万谢的后面，分明是汝坤那张尴尬无奈的脸。
张桂兰接着说，人家当个官还图个升官发财，你说你都五十出头的人了，你还图个啥？农民苦，农村教师苦。天下农民苦了几千年了，你能把它翻过来？其实他那个官当得并不好，上上下下人都得罪完了，县委书记都找他谈过几回了，有一回还约他上家来谈，拐弯抹角让他退出来，他还非要跟人家犟。
我说，汝坤是这个脾气。
张桂兰叫道：脾气有啥用啊？
七
Z县的版图像一个小瓢，所以注定要在历史的长河里随波逐流。又因为淮河流域本来就是我国的南北分界线，气候变化激剧，是自然灾害的多发地区。从宋建隆元年开始，一千年间有记载的各种灾患就有三千多次。而地势低洼又形成了十年九涝，矛店乡就是那片凹地的锅底。矛店，从前写作茅甸。
这地方说它偏，几条铁路干线都从它身边过，最近的只有二百里；说它不偏，它确实就像差点被遗忘的盲肠，时不时还能给你找点麻烦。说它重要，从来没有谁想起来把它好好建设建设；说它不重要，却又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北人南侵多取道于此，南人北拒这儿又成了重镇。
几千年的灾荒和战乱把民风搞得十分怪异，平时他们是懒散的狡猾的，干活不肯出力，有两个钱他一定要吃进肚里，决不多置家产。而动乱时他们是剽悍的勇猛的，能吃亏不怕死。从陈胜吴广开始，中国哪一次改朝换代都少不了Z县人。矛店人更是他们的代表，往上数几代，家家都有逃荒要饭的传统。麦种刚下地，就开始准备外出，要到来年返青才回家。遇灾荒更是倾巢而出，有时一个庄子都见不着烟囱冒烟。
一九九四年长江发水，这儿又成了泄洪区。省里来一个检查团，检查救灾款落实的情况。晚上看见大堤上灯火一家连一家，煞是壮观。听说老乡做出这么大牺牲还在坚守家园，首长一高兴立即就要上堤慰问。上了堤才知道，灾民们是没外出逃荒，而救灾款却变了电视机。一家围一台电视机，看得好不快活。而堤外，已经颗粒饱满的麦穗就在水面上漂，伸手就能捞回来。
汝坤就是一九九五年要求回乡的。让他去政协他不干，非要去当乡长。当时就跟他说过，你那是找死。不听，他以为他是个人物。
没想到还真不幸言中了。
我们到矛店，已经是中午了。而汝坤已给机关开了会，交代了工作，人又去了小弯。书记要留饭，我见张桂兰急得那样，谢绝了。出了乡政府大院，叫几个干部堵在路口，硬要塞给张桂兰一点钱，说是大家的心意。张桂兰不要，其中的一个说，嫂子，你就好生伺候吧，田乡长是个好人。说着把钱扔进车里人就跑了。说得张桂兰热泪一涌。
而我，却从这真诚里品出另一种滋味。论理，汝坤是这儿的乡长，乡长得了绝症，想有所表示也犯不着偷偷摸摸。看来书记要留饭也是做样子的。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混到这一步他早就该明白了。
小弯村就是汝坤出生的地方。他家早就没人了，一琢磨就知道他去了坟地。他是去给老爹老娘上最后一次坟的。所以我们也没敢进村，怕惊动别人。果然，在路边见着了乡政府的破吉普，司机一个人靠在车轮上吸烟。司机说，有一会儿了。我说，你先回吧，待会儿我们送他回医院。司机想想，就上车调头了。
坟地里有一棵老槐树，好像被雷劈过，半边枯了，另半边却长得特别茂盛。太阳昏着，微风没有，听不见一丝声响，连知了也都噤声不语。远远就见汝坤一个人盘腿打坐，对着荒坟发呆。他面前拆了几包香烟，把那些烟卷一棵一棵点着。那烟直直地飘上去，连个旋儿都不打。看着他机械地做着这些事，完成这些动作，两个女人恓惶得不行，忽然就抽泣起来。
他
说
，
来
啦
。
我说，来了。
他干干地笑一下，说，真快啊，这么快就该说拜拜了。
我注意到，他真是老了，白发蓬乱着，两个眼袋已经出来了。
张桂兰想说什么，被他止住了，他说，我马上就跟你回去。你们先到那边等一下，我想跟老战友说两句话行不行？
女人们退后了，他接着点烟，一直把那些香烟点完。他自己不吸烟，点烟的动作就有点拙劣，可还是坚持点完了。点完了，他就站起来拍屁股，说，走吧。
我说，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
他说，到了这时候，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说，不行，你一定得说。
他搂着我，行了，别酸不拉叽的。这病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我说，这我已经猜到了，啥时候的事？
他说，春天，我到省里检查出来的。
我叫道，你怎么这么糊涂？
他摆摆手：你不知道乡财政有多困难。过一会儿又说，我一直在偷偷吃药。能活到现在，已经赚了。
我哽了半天，说你看不起哥们儿啊。
他说，别那么讲。又说，其实那些日子我只有一个心思，也没时间看病。
我说，是争教师工资？
他点点头，然后又摇头：费改税，多好的机会啊。可惜我没本事。
我说，所以你才想起什么《焦点》来？
弄巧成拙。他尴尬地笑笑，没想到。
我知道，现在骂他什么都没用了。汝坤说到底还是个书生。一个书生满脑子想的只是应该如此，永远也不会明白应该必须服从需要，需要是高于一切的。
沉默了一会儿，他拍着我肩膀说，算了，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我也该知足了。刚才，也问过我老爹了。
我问，老爹怎么说？
他笑了，说回吧。
坐到车上，我们再没说话。回到医院，也没说什么话。其实说什么也没用，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还有什么未了的事我们替你办？说这些就不叫哥们儿了。
一个人面对死亡他能想些什么？我不知道。书本上描绘最多的就是关于放下，世事冷暖，恩怨情仇，功名利禄，一切烦恼，统统放下。可我认为汝坤是放不下的，他只是一种无可奈何。也许，还有一点点镇定和从容，这是一个当过兵又懂得思考的人才有的气质。
他说他问过老爹了，其实老爹能跟他说什么？我知道他对老爹的感情，他娘死得早，老爹是拉扯他的唯一亲人。可他老爹大字认不得几个，能跟他说什么？他就不止一次说过老爹傻，真傻。他说，哪有那么傻的？守着粮库饿死！
可是反过来一想，如果老爹不傻，汝坤能有这样刻骨铭心的遗憾吗？如果老爹不傻，汝坤心中能有那样一根标尺吗？能在面对死亡时和老爹心灵相通吗？其实我在埋怨汝坤书呆子糊涂的时候，不也就是心仪神往这种傻吗？
我好像看见老爹又活过来了，老爹扶着墙根儿站起来了，老爹冲着一个半大的孩子在笑。老爹说，娃，你咋还不走？你哭啥咧？那孩子说，我饿。饿就回学校去，一念书就不饿了。一念书更饿。老爹怔着，说锅里还有几个糠饼子你吃了吧，吃了就回学校去。我吃了你咋办？爹是大人，爹扛得住。你骗人，你腿都肿了，你鞋都穿不上了。开春就好了，开春就接上趟了，有野菜饼子吃。你喜欢槐花的还是喜欢灰灰菜的？那孩子跳起来，说爹你真傻，你活人叫尿憋死了。老爹叹着气，在门槛上坐着，一根老烟杆在布兜里挖，挖。说娃，爹知道你的心思，可库里的粮咱可不敢动，咱村还有一千多口人指望它过日子。开春大伙就回来了。少动一点也不行吗？就一点点？你记着，咱可不能黑良心，就是饿死了也不能叫你大爷大叔戳脊梁骨。你要敢动库里的粮，我打断你的腿！那孩子没法子，吃一个糠饼子又回学校去……
我经历过那个年代，知道饥饿是个啥感觉。也大体上能体会到一个一米八几的男人，一个一顿能吃四斤馍的汉子守着种粮库挨饿的滋味。我有一个化学老师那年从食堂里打了一钵大麦糊回家，那是他们一家六口的晚餐，他一边走一边喝，到家才发现已经喝完了。后来他被迫离婚，再后来他自杀了。
汝坤后来是在学校里熬过了冬天，县一中的学生毕竟还有二十一斤半的定量。可就是那个冬天，老爹终于没能熬得过去。老爹死的姿势很特别，他是上半个身子在家里，两条腿在门外，裤子磨烂了，膝盖骨都露出来了，在他家和仓库之间留下一条长长的拖痕。他家离仓库只有十几步路。在最后的那一刻，他在家和仓库之间来回爬，来回地挣扎，而那把延续生命的钥匙就在自己腰里别着。
八
汝坤实际上回医院也没住上几天。医生说，就是化疗也不过是挨些日子。这也是实话实说，到了晚期谁都没有办法。汝坤坚持要知道实情，知道了，他反而笑了，说我可不想变成秃子，我这个人就头发长得还好看一点。回吧。
那天张桂兰拎来两篮子鸡蛋，还有几只鸡。许慧说，你这是干啥？张桂兰说我有啥办法？扔了也怪可惜。我说，留下吧。我知道。这都是矛店农民的真情实意，张家十个李家八个凑起来的。农村人可怜，以为这就是最补身子的东西了。他们是把真心捧给汝坤的，可他们不知道，汝坤已经没有这个口福了。
汝坤走了，我也累垮了。这些日子，白天上班晚上就是陪汝坤。看着他吃了又吐吐了又吃，眼看着生命一分一秒地溜走，好像也在经历一次煎熬。
这几天，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们局那个“小舅子”又回来上班了。这家伙到北京上海转了一大圈，已经确诊他不过是有点脂肪肝，从前肝上长的那个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像气泡一样的囊肿而已。这也就罢了。问题是他一回局里，局势立马就起了变化，有几个人立马提出来要为他洗尘压惊，刘主任也跟牙疼一样把脸捂起来说，那是那是，那是应该的！最讽刺的是，这家伙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看望大家，说他不在局里这些天大家都辛苦了，还说他这次生病让他明白了很多道理看清了很多东西。而我这个跑前跑后求爷爷告奶奶为他搞医药费的人，就被他赏赐握了一下手。手上的感觉就像被癞蛤蟆咬了一口，疼倒不疼，就是腻歪得招不住。
也许他还把我当成对手吧？谁知道呢？如果有上帝，上帝的眼已经瞎了，让不该得病的人得了绝症，该死的人却活得比谁都好。
当然，这些事我也不敢跟汝坤讲。就是一泡屎我也得吞到肚里去。
他的电话是下半夜来的，惊得许慧直着从床上弹射出去。
许慧说，妈耶，吓死我了。
汝坤说，我想想，还得求你一件事。
我说，讲吧。别说一件，你现在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在乎了。
他说，你怎么那么悲观？
我说，一言难尽。说你的事吧。
他说，听说中央来个大领导？好像就是为“费改税”的事。
我说，是啊，听说是来搞调研的，已经到地区了。
他说，那好。你帮我想个办法见上一面。
我叫起来，你这也太邪乎了，你想叫我死容易得很！我要是那么牛早就把你的问题解决了，还用你费事吗？
他停了好半天，喘着说，好兄弟，你知道我的心思，你要真想帮我，你就给我帮这个忙。我到了那边天天做你的守护神……
我这才激灵一下醒过来。
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他那颗心就是为黄河活到今天的。“费改税”既然是个试点，就不是板上钉钉。怎么就没有挽回的可能？尽管这是各级领导都不愿看到的，可他已是要死的人了，你能把他怎么样？既然他决心最后一搏，我又为什么不帮他燃烧一把？做官的办法有很多种，我现在还怕谁？大不了还回去教书，又算好大的事？我觉得自己热血奔涌气吞山河，一下子就高大起来。
我约杨林在茶楼见的面。他老大不情愿，可还是来了，见面就说：有事快讲，我真的忙屁掉了。
我掏出一块鸡血石推过去。我知道他好这个。这东西原本也是珍藏着到万不得已时派用场的，用到汝坤身上也算用得其所。
我说了汝坤的情况，也讲了他的委屈和解不开的疙瘩。我讲得脸通红，他听得脸铁青。然后他把鸡血石又推回来。
我差不多就哭出来了：你真的帮不上？
他说，按理，我跟你说这个话都是犯纪律的。可是我跟你说，我也是农民的儿子，这话你信吧？这样，你等我的电话，有机会我一定通知你。东西你收回去，我要是收了你的鸡血石，我这双手就血淋淋地永远洗不干净了。
接下来就是一天一夜的等待。我这才知道等电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有好几次铃响了，扑过去却是汝坤打来的。后来汝坤的不来了，又变成张桂兰的。我知道，这个残灯将尽的人已经开始出现幻觉。而那盏灯里，油也快耗干了。
直到第二天夜里，杨林电话来了，说，明天上午，首长去丁集座谈，到时候我在镇政府门口接你们。我说，那么多矛盾突出的地方不去，干吗去丁集镇？他说，废话！然后电话就挂上了。
我想想，也确实是废话。
然后就通知汝坤。是张桂兰接的。我说，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睡一觉，否则他去讲什么？给人磕头人家还怕你把首长吓着。
张桂兰抽泣着答应了。她说，我还能咋样？我还能咋样啊？我还能咋样啊？
九
我租了一辆救护车，把汝坤两口子从矛店拉到丁集。我的意思是怕他顶不住，所以还特别叮嘱医生护士带上器械。其实都多余了，这天汝坤的气色特别好。到了丁集，首长还没影子呢，汝坤又提出来要理发刮胡子。理完发，刮完胡子，首长还没来，汝坤又说要把衣服穿上试试。张桂兰给他换上西装打上领带，他照照镜子觉得不好，又要换夹克衫。
快到十点，街道上人陡然多起来。小学生和武警战士从镇政府门口一直排到了大路口上。小学生都拿小旗穿运动服，显得怪齐整，一看就知道是我们那个小舅子的杰作。几个老师吹着哨子打着拍子领他们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然后车队就过来了，摩托车，警车，面包车，拖了一里地。一下子就让你觉得丁集繁荣起来到处是鲜花和掌声。然后首长下车步行，首长面带笑容双手抱在一起举过头顶。跟在后面的领导也立即把双手抱在一起举过头顶。再仔细看，这天首长穿的是西装，后面的领导也都是西装，正琢磨汝坤是不是搞错了，人群里就有人喊：首长好！
首长一愣，忙说，好好，大家好，同志们好！
又有人喊：首长辛苦了！
首长这回没有答，他站下，问那个人：我怎么会辛苦呢？我一直坐在车上。是你们辛苦才对。
那个人说，首长在百忙之中亲自下来搞调研、做重要指示怎么不辛苦？
首长说，我自己搞调研，怎么能不亲自呢？我指示还没做你怎么知道重要不重要呢？
那个人抓着头笑了。首长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个人说，我？种地的。
首长说，那好我问你，“费改税”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费改税好！减轻农民负担好！
好在什么地方啊？
从前一百零五，现在只交九十九块八，少五块钱，怎么不好？
首长点着头，对身边说，他真的知道。然后就鼓起掌来。然后掌声口号声一直响到政府大门口。然后有两个小孩子冲出来，要爷爷抱。首长愉快地抱了孩子照了相。
其实这也是老节目了，丁集是我们地区的样板镇，现场会交流会开得多，干这个经验不知有多丰富，找几个能说会道的农民并不困难。如果首长临时改变计划，他们也都能应付，他们能拉着那些农民跟着走，保证叫你满意而归。
我担心的是，看这个架势，我们不一定能挨得上。果然，见到杨林，我把救护车指给他看，杨林说，只能看运气了。我说我们一大早就赶过来了。他说你昨天晚上来也得看机会。
回到车上我没吭声。汝坤躺在担架上打吊水，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可我能感觉到他的身子在抖。那辆车也在抖。整个丁集镇都在抖。
张桂兰偷偷地问，就是首长能接见，他那个样也不中啊？
我说，他能扛住。说这话，我脸都硬了。
从前，当兵的时候，他最崇拜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师的副参谋长。这是一个独膀子，有一次给教导队上榴弹课出了事故。那种劣质手榴弹不知怎么搞的，后盖一旋开引信就掉下来了。当时饭堂里全是人，榴弹哧哧冒着烟，稍微一慌就要出大事。只听他大声发出口令：全体——卧倒！然后一个后滚翻，钻到一张大饭桌底下，榴弹换到了左手，再举出桌面……完成这一系列动作，才用了两秒钟。
我们连回营房的时候，这位丢了一条胳臂的副参谋长还常来打篮球。他实际上已经丢了自己的前程。谁都说他可惜了，就汝坤跳出来脸涨得通红地和人家争。说这才叫军人，这才叫从容不迫，这才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还说一个人平时说得再漂亮都是假的，是英雄是狗熊就看那两秒钟。
我对自己说：他能扛住，他一定得扛住，他的两秒钟也到了。
快十二点，杨林跑出来说，快，帮他写个条子。
我抓笔就写：Z县矛店乡乡长田汝坤有真实情况向领导反映。
写着我才知道，杨林也是担了很大风险的。本来下午安排了首长和农民的座谈，可是上午各县县委书记汇报不完，就把座谈取消了。而首长对县委书记的汇报又不满意，有的书记对本县有多少人吃财政饭都说不清楚，更不要说财力的分配使用了。我说这明摆着是装傻，哪个当书记的不知道家底？杨林哼哼说，反正个个都拿小本子在记呢。在这种时候递条子无异于去扇书记们的嘴巴。
可他再也找不着别的机会了。他说，硬闯吧，没法子了。杨林抓着条子就冲进去。
我拉开车门，想把这情况告诉汝坤。没想到汝坤猛然坐起来，说，我饿了。
张桂兰说，饿就喝牛奶，还有饼干。
汝坤说，我想吃烧鸡。
张桂兰傻了，说这么多天不想吃，怎么猛然想起来吃烧鸡？上哪儿弄烧鸡去？
我瞧瞧汝坤，他眼直着，有一丝亮光在闪烁跳跃。那光亮就像闪电，在心里头猛地一划。我说，我这就去买。然后一转身就哽住了。
幸亏这是在丁集，烧鸡并不难找。家乡扒鸡，本地烤鸡，还有符离集烧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人常说的回光返照，但我可以确信这是他这一生吃的最后一顿鸡。我知道，燃烧就要开始了。
这只鸡他吃得很香，吃得很慢，一条一条地，一段一段地，一边吃一边还把手指头放大嘴巴里舔，说，这是哪儿产的？真不错。你们不来一点？
幸亏这只鸡，让他有力气站到了首长面前。
我得感谢这只鸡，让他在全地区那么多领导跟前气不短，神不乱。在领导们微笑着纷纷要求他不要害怕要实事求是的告诫之下，他昂着头狠狠燃烧了一把。
十
第二天早晨，张桂兰打电话说，他走了。
我说，走了？
张桂兰说，走了。声音清晰而且坚定。她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早起我看他没吭声，就给他洗脸，这才发现。
我说，这说明他没遭什么罪。
她说，是啊，我看他脸色比平常还好，跟睡着了一样。
然后，我们也跟平常一样洗漱、吃饭。
吃着，许慧才跟叫板一样，噫地一声哭了出来。说你们这些人，心肠怎么这么硬？谁不知道肝病疼得厉害？你们这些人还是人吗？
我说，他走的时候并不疼。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反复考虑过。在我看来，汝坤没有比这再好的结局了。他死得安详，说明他没有寻常人生的痛苦。在一个超越了寻常人生的世界里，死难道不是一种飞升吗？
根据死者的遗嘱，没有遗体告别，没有追悼会，只是地区小报的拐角上登了一个黑框子。他的骨灰确实是撒在了家乡的土地里，只是没有多少人知道，是严格地控制在几个亲朋好友中间的。有两根股骨没有烧化，就埋到了他老爹老娘的身边，那个被雷劈掉一半的老槐树底下。这都是死者生前交代过的。
还有一件事是，汝坤留下了一个账单归我。不到一千块钱。其中一笔最大的就是他和齐二宝请电视台记者的饭钱，二百五十多块钱。我找到了齐二宝，他见了那钱，就跟电击了一样跳起来。他满地乱蹦，嘴巴里乱叫：你打我脸啊曹同志？你日我先人啊曹同志？我从前是有眼无珠，我对不起田乡长，你怎么罚我都认。真不行，我把眼珠抠给你当泡泡踩？
我听见一庄人都在笑，说齐二宝你能啊？你狗日的能啊？笑声在秋后的平原上打着滚，撒着欢儿。秋后的平原色彩很丰富，绿的蓝的黄的红的，生命的原色在这个季节里表现得最为充分。还有夕阳，夕阳在这时候也特别的壮丽和雄浑，圆圆的一轮，傲视着苍穹，喷着血一样融入土地。
笑声里我听见好像有汝坤的声音，汝坤的乡音特别重，粗粗地，低低地，滚雷一样从头顶上碾过。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会议室，活灵活现地回去了，听见汝坤一遍一遍地说：
农民负担重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基层，而在于国家的财税体制。财税体制最大的缺口就是没有教育经费。现在县乡两级财政基本上是吃财政饭，县级财政的70%，乡级财政的80%都是给教师发工资，而且只能发前三项。不承认这个现实还谈什么实事求是？农村义务教育表面上是国家办，实际上还是让农民拿钱。这个缺口不堵，农民负担依旧，说什么都是空话。
这个道理难道不是秃头上的虱子？谁不知道？可为什么没人敢说？
他说，干群关系为什么紧张？根本原因也是财税体制。在集体经济已经被掏空的情况下，让县、乡财政“分灶吃饭”，实际上就是逼着乡镇干部和农民抢饭吃。这个不改，大危机还在后面。
他说，“费改税”本来是个好事，为什么改来改去又把最大的缺口留下了？原因还在于这个体制。老百姓不是傻瓜，有些人总靠造舆论编瞎话糊弄他们不是个常事，这个局面不改变，非出大乱子不可！
我看见一屋子领导都在发呆。一屋子只有椅子在屁股底下发出痛苦不堪的声响。
我看见首长说，你胆量不小啊田乡长。
他说，我是肝癌晚期，眼看就要死的人了。我没啥可害怕的。中国农民从五十年代起就被“剪刀差”剪得抬不起头，现在还要继续下去，他们一点积累都没有，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剪到啥时候才是个头？现在中国眼看就要入世了，入世以后最先受冲击的是谁？还是农民！我人微言轻，没有啥本事，改变不了什么，可是在座的这么多领导都不清楚？还是不敢说不愿说？依我看，大家都到了麻木不仁视而不见那才是最可怕的。
首长脸色变了，站起来沉吟片刻说，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今后国家每年拨50亿投入贫困农村的义务教育，各级政府也都要加大投入，绝不把钱摊在老百姓头上。
汝坤愣了一下，给首长鞠了一躬，说我代表矛店六百零三名老师谢谢你了！
首长说，“费改税”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回你放心了吧？
汝坤又鞠躬，说那我再代表矛店一万五千家乡父老谢谢你了。
首长扶着他，说，你讲完了吧？讲完了请你也接受我的感谢！说罢也鞠一躬。
我听见全场鼓掌，那掌声像旱雷一样在耳朵里轰鸣。然后我的耳朵就一直轰轰乱响，再也平静不了。
有一天夜里，许慧忽然偎到胸前来说：你可不要学田大嘴。
我没吭声，心想我想学也学不成。
许慧说，我怕。
我不吭声，我不知她是啥意思。
隔了半天她又说，好人命都短。
我还没吭声。我想命长又有啥用？
眼前却是一群新兵，穿着过长的新军装，一张张脸都稚嫩着，嘻嘻哈哈地笑。我看见汝坤被一帮新兵蛋子编派得恼了，说：嘴大怎么啦？嘴大是我的福分。嘴大君子，手大小人，嘴大的劳心，手大的劳力，看我当了官儿不整死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