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应由国际规定及国际组织予以解决。但是无论从效率方面还是合法性方面来讲，引起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缺乏解决衍生问题的新机构，比如移民；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机构之间的问题，比如金融危机。
也许是因为权力的本质本身在变化，权力已由政府转移到市场、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如今，想解决国际问题，仅有外交官及其他政府官员之间的协商远远不够。但是主要原因还是权力的转移，简略地说，是权力中心由西方逐渐转移到新兴国家。
如果有人想帮助解决问题，则需要帮助调整策略。“与己无关”的老式信条在人们中产生共鸣，因此这些关于改革八国集团峰会、八国加五国集团峰会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讨论是合乎逻辑的。同样，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也是符合常理的。
简而言之，双重权力转移的结果是我们需要广泛动员联盟，使每个人参与进来。不过新问题接着出现了：谁来负责？负责什么？谁来制定政策？怎样避免搭便车行为？这就需要信任，而信任转而又由商定的规则和良好的政治达成。
欧盟本身就是个好例子，起初欧盟是欧洲人的和平工程，随着欧盟的扩大，和平与稳定的区域也随之扩展。我们现在和未来的艰巨任务是为在世界范围内倡导和平以及运作政治作出贡献。
欧盟谨慎奉行外交与安全政策，迄今已有十年。在这十年中，尽管不是一切完美，但我们尽量在其领域内追求完美。它在巴尔干地区、非洲、中东及其他地方倡导和平、保护弱者；7万多人已被部署到20多个危机管理部门，其中包括士兵、警察、法律专家等。
这些使命很重要，他们营救生命，维护稳定，他们也表现了欧洲的抱负与身份。我们按照欧洲方式综合地进行危机管理，按照国际法及国际惯例行事，与联合国、北约、非洲联盟及其他组织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当然，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是美国。奥巴马总统已为美国外交政策设定了新的方向，并且它得到了世界尤其是欧洲的欢迎。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欧洲人欢迎包容性的领导、真正的协商以及其奉行的实用主义原则。
关于中东问题、伊朗问题、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及关塔那摩（美军在古巴海军基地）问题和今天导弹防御问题重要讲话的新的政策方针已经确定。此外，还有一个对于亚洲的更大定位，尤其是对于中国。这并不完全是新的，但是这种趋势确实日渐明显。这也是权力转移的一个结果。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融入，已成为全球政治备受争议的一个重要趋势。形势的发展将会塑造我们子孙后代的世界。我们理解与中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许多国际问题需要美国与中国朝着同一方向共同努力。但是世界的运行不可能简单地由两个国家操控，因为这将违背包容性这一关键原则，欧盟要参与其中，它应当得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大西洋沿岸国家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谢天谢地，聚焦欧洲安全问题的日子早已不复存在。如今需要世界范围内的合作行动，这进而要求做到以下两项：首先是共享的策略，即美国需自愿去听取建议；其次是资源，即欧洲要能够采取行动。
我们欢迎美国与欧盟合作共事的承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与欧洲合作的附加价值取决于我们。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所能共同做到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的主张、诸多问题要求；未来几个月内欧盟与美国达成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得到明确的问题处理结果。我们有共同的意愿和资源去完成此项任务。
中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几周前，我在中东，乔治·米切尔也在该地区，我们会在周末碰面。一起努力创造一个动态和平的状态。请允许我重申我的想法：成功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真正的和解。和平的决定因素已被定义，而且众所周知，调解员也需要制定出时间表。如果当事人无法坚持下去，那么国际社会的支持应当开诚布公，一视同仁。
经过一个限定期限，联合国安理会应宣告批准两个国家加入的解决办法。这应当包括以下基本要素：1967年事件，难民问题、耶路撒冷问题，以及安全组织问题。联合国会接受巴勒斯坦成为其正式成员国并制订执行计划，联合国安理会还将委托办理其他领土争端决议并使索赔结果合法化。阿拉伯国家将通过“阿拉伯和平倡议”积极参与此事。
关于中东，我将强调以下三个问题：阿富汗、俄罗斯以及气候变化。当然，我很愿意回答各种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之所以在阿富汗是因为我们的安全需要一个有效的阿富汗国家政府。而且障碍和困难也很清楚：不断增长的叛乱、毒品的腐蚀性作用以及高度腐败问题。我们需要与新的阿富汗政府领导制定一个新的“契约”，或是“合约”。此合约应阐明双方义务并赋予阿富汗更大的自主权和明确的职责。
美国比我们更加热衷于此事，但是作为欧盟我们正在作出有益的贡献，即在人民愿意提供援助的情况下，做更多对我们有益的事情。安全是发展和建设国家的前提，欧洲已在波斯尼亚部署三万兵力，这超出了以往的数量。我们需要有足够能力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包括军队以及警察。我们也正在培养和训练能构成这个部队的士兵。
欧洲警察特派团的任务重点在于民警，其目的是培训教练员，这已取得良好进展，这一点已得到阿富汗和美国合作伙伴的认可，我们将继续努力并尽可能扩展任务范围。但是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这只是一个政治性的解决办法，它更注重和解。但和解是未来阿富汗政府面临的一个艰巨的任务，它要为塔利班民兵提供就业机会并与中等阶层达成政治交易。我相信，如果我们把了解文化与历史的合适的人派送到合适的地方，那么就会产生真正的重大影响。
让我再谈谈俄罗斯。首先，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如果俄罗斯能在“大欧洲秩序”中找到它合适的位置，欧洲便没有真正的安全可言。
冷战结束以来，我们在西方问题上的确犯过错误，也错失过机会。但俄罗斯人也应扪心自问，在当前普遍盛行的不信任情绪背后，俄罗斯做了些什么，尤其是在其邻国之间，共同的安全需要统一的心态，需要一致的原则，需要践行的决心。
乔治·凯南在《长电报》中，解释了苏联不支持建立新的全球性机构的原因，即苏维埃政权并不受理性逻辑影响，但对武力逻辑却高度敏感。这就是我们相信理性思维成就了俄罗斯领导地位的原因，也是我们想要探索梅德韦杰夫总统，关于在美国“调整”下建立新的欧洲安全结构体系与环境这一观点的原因。
我们欢迎“调整”，一个新的包括不扩散与裁军的调整，今年年底应该会有一个减少战略核武器的后续启动。这一切将使我们的世界更美好。
作为欧盟，我们在许多全球问题上与俄罗斯达成了一致，比如中东问题、伊朗问题、索马里问题，这一点类似于美国的做法。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与俄罗斯共处一个大洲。因此，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一个日常业务，包括能源安全、移民以及环境问题。有时候应付俄罗斯对我们来说很难，但考虑到不同欧盟成员国有不同的历史，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一场讨论重要的不是如何开始，而是如何结束。欧盟各成员国已经就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建议及格鲁吉亚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梅德韦杰夫总统本人，最近评论分析了俄罗斯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即腐败的普遍盛行和一个更加开放的法治的民主制度的亟待建立。
由于我们后现代的基因，欧盟并没有资格去推行“大国政治”，但美国可能认为“大国政治”比较容易。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除了与俄罗斯合作外别无选择。无论是在广泛安全问题方面还是在能源问题方面，这种合作最好建立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欧美合作的第三个领域是气候变化方面。科学家新的发现结果越来越糟糕，我们正面临一个紧迫的行星危机，我们需要为此承担起责任。可喜的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危机中，欧盟发挥了其领导作用，它既在组织内制定一系列政策，又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在政策方面，我们主要需要做两件事情，即正确地刺激绿色投资和推广全球正义。诸如“防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也在我的担忧之列。作为南北对抗的焦点问题，“防扩散”已被搁置。大家一致认为谁制造问题，谁就应当解决问题。是的，富人制造问题，但是却是穷人在承受问题之苦，这是一个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每一个曾经活着和现在仍然活着的人都应贡献力量解决的问题。
这一切都需要在哥本哈根得到全面处理。我们要有宏伟的目标、过硬的队伍、良好的贸易体系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和应对意外的资金。关于目标，我很赞赏日本的最新承诺：到2030年减少25%的排放量。而且我希望美国能够效仿此做法，尽管目前国内政治形势步履维艰，但假若美国不采取行动，中国和印度也会按兵不动。我们必须打破这种“集体自杀协议”。有诚信的巨额融资交易不仅是更大的交易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也是达成更大交易的唯一途径。我知道，这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危机形势下这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但事实恰恰相反，在绿色技术方面投资正是克服经济危机的关键。我不是在做白日梦，相信我，这是可行的，欧盟已经承诺支付其相应份额。下周，在匹兹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将揭晓各国愿意捐献的资金数额。
虽然欧美关系呈现出新迹象，但这仍是一个艰巨的议程，包括以下议题：中东、伊朗、阿富汗、俄罗斯、东欧、“防扩散”和裁军问题、能源和气候问题，这些问题彼此截然不同，同时又各有难处。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就是普政。那么何谓普政？于我而言，普政包括耐心、同情、正直和创造力。普政与重新建立信任有关，与聚焦未来有关，而不是聚焦过去；普政要求更广阔的视野，而非狭隘的视野；普政还需要吸引、变通、动员、说服和劝诱的能力。
亲爱的朋友们，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充斥着诸多棘手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个世界充满可以协调的矛盾和新的机遇，如果我们能不断努力，并践行普政，我们一定能化解矛盾并抓住机遇。
非常感谢大家。
演讲人简介：
ConanO’Brien（康纳·欧布莱恩）哈佛的高才生康纳是全美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康纳主持过16年的脱口秀《康纳·欧布莱恩深夜秀》获得了广大年轻观众的欢迎康纳现为TBS电视台的主打脱口秀节目--《康纳》的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