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论名家。名家之说，关于礼制者，则所谓“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也。关于人事百物者，则所谓“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也。《庄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非特褒贬损益而已。《穀梁传》曰：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六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石、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说曰：陨石，记闻也，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六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徐而察之则退飞，是关于散名者也。凡正名者，亦非一家之术，儒、道、墨、法，必兼是学，然后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经说》上、下，皆名家之真谛，散在余子者也。若惠施、公孙龙辈，专以名家著闻，而苟为析者多，其术反同诡辩。故先举儒家荀子《正名》之说，以征名号。其说曰：
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疮、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
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又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又别，至于无别然后止。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
按此说同异何缘，曰缘天官。中土书籍少言缘者，故当征之佛书。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缘：一曰因缘，识种是也；二曰所缘缘，尘境是也；三曰增上缘，助伴是也；四曰等无间缘，前念是也。缘者是攀附义。此云缘天官者，五官缘境，彼境是所缘缘，心缘五官见分，五官见分是增上缘，故曰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五官非心不能感境，故同时有五，俱意识为五官，作增土缘。心非五官不能征知，故复借五官见分为心作增上缘。五官感觉，惟是现量，故曰五官簿之而不知。心能知觉，兼有非量、比量，初知觉时，犹未安立名言，故曰心征之而无说。征而无说，人谓其不知，于是名字生焉。
大抵起心分位，必更五级：其一曰作意，此能警心令起；二曰触，此能令根（即五官）。境识三和合为一；三曰受，此能领纳顺违俱非境相；四曰想，此能取境分齐；五曰思，此能取境本因。作意与触，今称动向，受者今称感觉，想者今称知觉，思者今称考察。初起名字，惟由想成，所谓口呼意呼者也。继起名字，多由思成，所谓考呼者也。凡诸别名，起于取像，故由想位口呼而成。凡诸共名，起于概念，故由思位考呼而成。同状异所，如两马同状，而所据方分各异；异状同所，如壮老异状，而所据方分是同。不能以同状异所者，谓为一物；亦不能以异状同所者，谓为二物。然佛家说六种言论，有云众法聚集言论者，谓于色、香、味、触等事和合差别，建立宅舍，瓶衣车乘军林树等种种言论，有云非常言论者，或由加行谓于金段等起，诸加行造环钏等异，庄严具，金段言舍，环钏言生。或由转变，谓饮食等于转变时，饮食言舍便秽言生。（见《瑜伽师地论》。）然则同状异所者，物虽异而名可同，聚集万人，则谓之师矣。异状同所者，物虽同而名可异，如卵变为鸡，则谓之鸡矣。荀子未言及此，亦其鉴有未周也。
次举《墨经》以解因明。其说曰：
故所得而后成也。（《经上》。）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经说上》。）荀子惟能制名，不及因名之术，要待墨子而后明之。何谓因明？谓以此因明彼宗旨。佛家因明之法，宗因喻三分为三支，于喻之中，又有同喻异喻。同喻异喻之上，各有合离之言词，名曰喻体，即此喻语，名曰喻依，如云声是无常（宗），所作性故（因），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同喻如瓶。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异喻如太空。（喻。）墨子之“故”，即彼之“因”，必得此因，而后成宗，故曰“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大故，皆简因喻过误之言，云何小故，谓以此大为小之因。盖凡“因”较宗之“后陈”，其量必减，如以所作成无常，而无常之中，有多分非所作者，若海市电光，无常起灭，岂必皆是所作。然凡所作者，则无一不是无常。是故无常量宽，所作量狭，今此同喻合词。若云凡无常者，皆是所作，则有“倒合”之过，故曰“有之不必然”。谓有无常者，不必皆是所作也。然于异喻离词，若云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则为无过，故曰“无之必不然”。谓无无常者，必不是所作也。以体喻宽量，以端喻狭量，故云“体也若有端”。云何大故？谓以此大为彼大之因。如云声是无常不遍性，故不遍之与无常，了不相关，其量亦无宽狭。既不相关，必不能以不遍之因，成无常之宗，故曰“有之必无然”。二者同量，若见与见，若尺之前端后端，故曰“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近人或谓印度三支，即是欧洲三段。所云宗者，当彼断按；所云因者，当彼小前提；所云同喻之喻体者，当彼大前提。特其排列逆顺，彼此相反，则由自悟悟他之不同耳。然欧洲无异喻，而印度有异喻者，则以防其倒合，倒合则有减量换位之失。是故示以离法，而此弊为之消弭。村上专精据此以为因明法式长于欧洲。乃墨子于小故一条已能如此，是亦难能可贵矣。若鸡三足、狗非犬之类，诡辩繁辞，今姑勿论。
次论杂家。杂家者，兼儒、墨，合名、法，见王治之无不贯，此本出于议官。彼此异论，非以调和为能事也。《吕氏春秋》、《淮南》内篇，由数人集合而成，言各异指，固无所害，及以一人为之，则漫羡无所归心，此《汉志》所以讥为荡者也。《韩非子·显学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俭、侈，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举，安得无乱乎？韩非说虽如是，然欲一国议论如合符节，此固必不可得者。学术进行，亦借互相驳难，又不必偏废也。至以一人之言而矛盾自陷，俛仰异趋，则学术自此衰矣。东汉以来，此风最盛，章氏《文史通义》谓近人著作，无专门可归者，率以儒家、杂家为蛇龙之菹，信不诬也。
次论农家。农家诸书，世无传者，《氾胜之书》，时见他书征引，与贾思勰之《齐民要术》、王桢之《农书》义趣不异。若农家止于如此，则不妨归之方技，与医经经方同列。然观《志》所述云：“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则许行所谓神农之言犹有存者。《韩非·显学篇》云：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是即近世均地主义，斯所以自成一家欤！
次论小说家。周秦、西汉之小说，似与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臣寿周纪》七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与近世杂史相类，比于《西京杂记》、《四朝闻见录》等，盖差胜矣。贾谊尝引《青史》，必非谬悠之说可知。如《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宋子》十八篇、《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则其言又兼黄老。《庄子·天下篇》举宋钘、尹文之术，列为一家，荀卿亦与宋子相难。今尹文入名家，而宋子只入小说，此又不可解者。以意揣之，宋子上说下教，强聒不舍（见《庄子·天下篇》），盖有意于社会道德者。所列黄老诸家，宜亦同此。街谈巷议，所以有益于民俗也。《笑林》以后，此指渐衰，非刍荛之议矣。
上来所述诸子，凡得十家，而《汉志》称九流者，彼云九家可观，盖小说特为附录而已。就此十家论之，儒、道本同源而异流，与杂家、纵横家合为一类，墨家、阴阳家为一类，农家、小说家为一类，法家、名家各自独立，特有其相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