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建筑工地上，干活的工人们掘出了一个陶瓮和一个银罐。陶瓮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银罐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打开一看——几乎全是金银。陕西省文物主管部门获悉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前来清理和调查。见到陶瓮和银罐里的器物后，考古人员在周围的地带钻探了几天，在出土陶瓮北部约1米的地方发现了另一个盛满金银器物的大陶瓮。在2个陶瓮和1个银罐中，共清点出各类文物1000多件，其中金银器皿271件，金银“开元通宝”451枚，再加上其他金银货币和金银饰品，金器的总计重量达298两，银器重量达3900两。
从文献记载看，唐代的上流社会，简直就是由金银构筑而成的。相比唐人王建“一样金盘五千面”的夸耀、唐太和年间淮南节度使王播入朝时一次进献皇帝大小银碗3400枚的排场，何家村出土的数量不过是大唐金银器的九牛一毛。
在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皿中以杯、盘、碗、盒、壶等器类为多，这些器类在唐代文献中多有提及。如《旧唐书》给胡楚宾立传时说他才思敏捷，喜欢酒后作文，唐高宗每次找他写文章，“必金银杯盛酒令饮”，可知杯为酒具；又如贺知章《答朝士》诗有“银盘盛蛤蜊”句，可知盘为盛食器。与杯、盘一样，碗、盒、壶也作饮食器具使用。实际上，以金银制作饮食器皿在唐代的上层社会已蔚然成风，其原因并不仅仅是为了显富贵求享乐，更重要的是与道教的神仙思想有关。早在汉代时，汉武帝就曾笃信黄金“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的言论，唐代贵族以此为据，竞相仿效，因此成风。
虽然如此，金银器皿并不是人人能用的。《唐会要》记载，官员“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又“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同时，金银器皿还是玩赏品，因此，金银器的制作不仅讲究实用性，也讲究观赏性。何家村出土了许多件图案精美的金杯、银杯，其中以掐丝团花纹金杯最为富丽华彩。金杯高6厘米，口径69厘米，重230克，一侧有环耳，以金丝做成4个团花，焊接于杯的腹部，纹样凸出器表，极具动感。团花是吉祥的纹饰，在唐代十分常见。这批金银器皿上还有许多颇具民族情趣的图案，表达了祝福和吉祥的内容。如，鎏金双雁纹银盒的盒面上线刻相向而立欲作亲昵状的双雁，双雁站在结满莲子的莲蓬上。雁在古代是男婚女嫁象征物，寓意夫唱妇随，永不分离；而莲子则寓意多子多福。另外，鎏金龟纹银盘底面锤揲出象征长寿的乌龟、鎏金鹦鹉纹提梁银壶外壁刻象征智慧的鹦鹉等等，都表达了相类似的美好情感。此外，何家村出土的“舞马衔杯”纹银壶更是一件精品。舞马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的曹魏，到庸代，舞马较为兴盛，不过，当时的一般官员和百姓，是无缘欣赏舞马表演的，因为舞马的节目主要表演给皇帝看。唐玄宗是最热衷于舞马表演的一位大唐皇帝，传说他养了400匹舞马，当他得到一匹从塞外来的良马时，欢喜得不得了，亲自着手培训。在每年千秋节（即玄宗的生日）举行的盛大庆典中，舞马表演是必不可少的。在玄宗身边做过丞相的张说写了10多首舞马的歌赋，其中《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描述得最为精妙：“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既能乖巧地跪拜祝寿，又能醉酒矫作憨态，怪不得玄宗如此喜欢呢！唐代的百姓是无缘看舞马表演的，可今天的人们却能有幸窥其一斑，这件鎏金纹银壶上刻画有十分精彩的“舞马衔杯”的图案，是当今唯一能确证为舞马的图像资料，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银壶的外形犹如皮囊，高148厘米，壶上方一端开有络筒形小口，极像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皮囊壶，这可能与舞马多来自塞外有关。壶的提梁和盖是鎏金的，两幅形象相同的“舞马衔杯”纹也是鎏金的，分别装饰在银壶腹部的两个侧面上。“舞马衔杯”纹是以模压和锤揲的方法制成的。凸出壶腹的表面，极具立体感。欣赏这匹舞马，但见它鬃飞尾扬，缨飘眼迷，正舞得兴起时，突然做出了“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的动作，虽然我们不能见到舞马“垂头掉尾醉如泥”的怩态，也听不到舞马时的华音妙乐，但我们能想象到唐玄宗喜乐开怀的情态，也能感受到大唐宫廷庆典的奢华。
何家村出土的另一件值得一提的珍宝是银香囊。这件香囊呈圆球体，直径45厘米，其上由吊链连接，链长75厘米，整体重36克，正好适合女子佩带在衣物上。由于需要打开，香囊的球体分为上下两个半球，可以随意开合；球体内有两个同心环和一个半圆形小金盂；球体、同心环、金盂之间有活动的轴连接；金盂里放香料，由于金盂的重量和轴的机动性，无论球体怎样摆动，金盂始终保持水平，香料和燃过的灰烬也不会漏出球体之外。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古代女子悬挂香囊而不担心香料溅出。
唐代金银器的兴起，一是源于贵族相信以金银为饮食器可以延年益寿，二是源于贵族对由丝绸之路传入的外来金银器的收藏和喜爱。为各投其好，地方官员以“进奉”名义给皇帝进献金银珍玩，而皇帝为了笼络权臣，有时也会大量赏赐他们金银器皿。贵族们的需求刺激了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富户收藏金银器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一方面，金银器摆在室内，使用和欣赏；另一方面，金银器是财产，有时需要秘而不宣。因此，有的金银器就被主人埋于地下，由于某些原因，有的就永久埋于地底，直到今天才被发现。
关于金银器窖藏，文献的记载仅是星星点点，而考古的发现也是为数不多，但仅以这些材料足以说明，掩埋金银珠宝在唐代已成风气。
根据专家考证：何家村窖藏为唐代汾王府财产，因为窖藏地点与汾王府同在一个居住区域内，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时，皇帝逃跑，叛军占领长安，汾王府人员在逃离前把金银玉石埋于地下，这就是何家村窖藏。但近些年来，学者们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齐东方先生认为何家村窖藏是官府财产，为租庸使刘震所藏，何家村窖藏地点在刘震宅的附近。租唐使是唐朝中央政府为收地方税而专门设置的官职，刘震为租庸使时，权利宏达，文献上说他“门馆赫奕，冠盖填塞”。公元783年唐朝又发生一次叛乱，史称“任原兵变”，这次皇帝和官员又逃出长安，刘震没逃出去，却做了伪政府的官，出逃前，他曾让外甥运出了金银罗锦20驮。据此，研究者认为，何家村窖藏的财物，应是刘震想逃之前收藏起来的。叛乱平定后，刘震被朝廷处死，所以此窖藏无人知晓。另外，还有人认为何家村窖藏是由少府所属的掌治署或左尚署所有，它们都是唐朝中央政府专门管理和制造金银器的机构。
何家村窖藏的主人到底是谁，目前尚无定论，还需要专家们进一步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