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臆说》是被王阳明自己亲手毁掉的。原因有二：一是这本书仓促而成，内容显然还不太成熟；二是这本书是王阳明在思想爆发状态时写下的，其中必定有许多不被时人所知的“敏感”内容。这些内容是不能被一心拱卫皇权的官僚集团发现的，否则不但王阳明的家族要遭灭顶之灾，就连他的学说和弟子们也会遭到清算。
虽然《五经臆说》被“秦火”烧毁了，但王阳明悟到的哲理，却已经在他的思想深处生了根。从这一刻开始，阳明先生不再是贵族纨绔，不再是“罪臣”，更不再把自己当成什么“弃妇”，他放下一切思想包袱，像普通人一样走进阳光，开始体验属于他的那份人生。
王阳明的灵魂得救了，他的哲学思辨之路也正式展开了。
三无处不在的良知
“良知”二字，是阳明学说的重中之重，是心学一切理论的核心。
早在龙场悟道的时候，阳明先生对此已有所立论，但对“良知之学”进行全面整理，使之成为一个哲学体系，还是回京任职，在北京、滁州、南京等地讲学的时候完成的。
中国真正的儒家学说——也就是所谓“孔孟”文学有一个特点，即讨论学术时的灵活性。儒学虽有师生之别，却无师生之实，师可以为生，生亦可以为师。唐代大儒韩愈总结出一句了不起的名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工，如此而已。”韩夫子这句话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来自孔子的名言。《论语·子罕》有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吾叩其两端而竭焉。”
孔子认为，老师和学生都只是“思考者”罢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师和学生是完全平等的。所不同的是：这个人知道这个道理，那个人暂时还不知道，于是知道的就讲给不知道的听，此时知者为“师”，学者为“生”。显然，这种“师生关系”随时可能消失，或者转换。你懂，你教给我，这时你是师，我是生；另一个问题我懂，你不懂，又想学，则我教你，于是我为师，你为生。
其实韩愈提出的这种“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松散师生关系，在《论语》里另有一个精彩的版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大家在一起做事，同事们身上必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看到同事身上的优点，我把它“吸收”过来；看到同事身上的缺点，我反省，如果我也有这样的毛病，则把它改掉。此处强调的，是“自我”和“自觉”。
在此处大谈“儒家师生关系”，似是题外话，其实不然，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学说本身非常强调“自我”和“自觉”两个概念。
自我和自觉，是良知的基础，王阳明“良知论”的基础也建立在此概念之上。
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概念来自《孟子·尽心上》中的一句话：“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王阳明对孟子的这一观点从一开始就非常认同。在《传习录》中，他这样告诉弟子：“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这正是从孟子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推演而来的。
对于良知，孟子的看法很是坚定，他认为“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在孟子看来，良知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只要善加引导，人心里的“仁义”观念就可以自然成型。
而王阳明也针对这一观点，专门针对孩子们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王阳明所说的，可视作他对于儿童的教育方针，而这个“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的教育思路直接来自孟子。在思想保守、主张体罚教育的“棍棒出孝子”时代，王阳明的教育思路恐怕未必能让时人接受，但在今人看来，这种“鼓励式”教育思路是如此正确，以至根本无需辩论。
通过对孟子“不学而知，不学而能”这一“良知”理论进行推演，王阳明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即：良知人人皆有，不管是帝王还是百姓，不管是圣人还是普通人。对此，王阳明在《书朱守乾卷》里明确指出：“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知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这种对良知“普遍性”的极力肯定，有其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如此一来，就把“圣人”和“愚人”、帝王和百姓之间的等级鸿沟彻底抹去了，使圣人和普通人、皇帝和百姓完全站到了一个平面上，再无“贵贱贤愚”之分。
基于此，也就为阳明心学思想的最高峰——“满街都是圣人”理论的提出，埋下了伏笔。
当然，“满街都是圣人”这一观点如此重要，王阳明要想确立这一命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善。而阳明先生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良知”这一概念不断放大，不断强化，使之不可能被推翻、被撼动。于是王阳明首先迎战朱子理学，借着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直接提出“良知即天理”，用这样的办法提升“良知”的地位。
在《答欧阳崇一》中，王阳明指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在《传习录》中也有类似的话：“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
在另一篇《答舒国用》中更指出：“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王阳明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把心之本体、天理、良知这一系列概念通通简化合并成了同一概念。
简化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概念。当良知与天理合而为一后，王阳明开始向他希望的方向引申，将良知提升为人生的准则，对此，王阳明是不厌其烦去强调的。
阳明认为：“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把良知奉为“明师”，就把“帝王洗脑术”对学子们的思想控制和灵魂搅和过滤掉了一大半。
在《传习录》里，王阳明更说出了这样的话：“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地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这里锁定了良知是“自家准则”，也就是说，良知这个与生俱来、无处不在、等同于天理的了不起的概念，是在“自己”心里的。既不是别人强加于你，也不可能被别人强加进来。
在指出良知是天理，是明师，是准则后，王阳明干脆提出良知即是人心灵中的“天植灵根”。在《传习录》里，他说：“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又把良知称为“主人翁”，认为良知是主宰，是至善。在《答季明德》一篇中也大谈：“善即良知，言良知则使人尤为易晓。”由此层层推进，把良知一步步由外而内引向了“自我”和“自觉”。
“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尔。故其事亲也，求尽吾心之孝，而非以为孝也。事君也，求尽吾心之忠，而非以为忠也。是故夙兴夜寐，非以为勤也；剸繁理剧，非以为能也；嫉邪祛蠹，非以为刚也；规劝谏诤，非以为直也；临难死义，非以为节也。”
王阳明在《题梦槎奇游诗卷》里说的这一段话，可谓掷地有声。但乍看却又让人觉得有些窝火，甚而产生疑问：为什么每到讲哲说理的时候，古人必要大谈“忠孝”呢？难道舍此就无其他可谈吗？
对古人来说，确实，舍“忠孝”再无其他可谈！这是他们思想上的狭隘和可怜之处，是两千多年“儒皮法骨”的封建独裁统治、长期的学术洗脑和凶狠的“文字狱”这三股邪恶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王阳明所说的“忠孝”与其他儒者（比如朱熹）所说的“忠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那一套“忠孝”不一样，他所说的是“夙兴夜寐、剸繁理剧、嫉邪祛蠹、规劝谏诤、临难死义”，也就是从忧国忧民，到勤于公务，到反腐反贪，到上谏抗争，直至抗争而死，这一切，都是一个儒者的良知，正是这良知，使得一个真正的儒者可以正直无私，勇敢无畏。这也正是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在此之后，王阳明经过对“良知”的反复推演，终又在这一切思想上加了一个“帽子”，归拢到“满街都是圣人”的语境中去，使帝王和百姓平等。但天下人在自我和人格两方面得到平等地位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就应该懂得王阳明的心了。
至此，王阳明把“良知”由天理一步步引申，最终化为人生的准则，成了勇敢者手中的利剑，成了正直者心里的定盘星、试金石，成了一种最“自我”、最高尚的哲学理念。在此基础上，阳明先生又回过头来，想把这高尚的理念化为和风细雨，吹进每个人的心田。于是在《传习录》里提出：“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做还是不该做？该努力还是不该努力？怎么来决定呢？仍然是用良知来做定盘星。
夙兴夜寐、剸繁理剧、嫉邪祛蠹、规劝谏诤、临难死义，这样的大事业、大是非，不是每个人都会遇上的，多数人只是在社会的角落中过着最平凡的日子。当明白了良知是天理、是准则、是灵根、是定盘星、是自我、是自觉以后，就会发现，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中，良知，同样无处不在。
社会上常常有一些人，他们都是些老实人、好人，可身上又总有很多不良的习惯。这些人无视社会公德，不顾别人感受，行为举止很不检点，甚而把占小便宜当成人生乐趣。他们会在“请勿吸烟”的牌子下吸烟；在“请勿喧哗”的牌子下吵嚷；明知不能占道经营还要占道；见地上有一张钞票，立刻拾起装进自己口袋……一边最“老实”，一边又最无道德，结果“老实”和“不道德”混在一起，变成了猥琐。
一个人猥琐，是因为没有“自觉”，因为失去了“自我”和“自尊”，而归根究底，是心中的“良知”被尘埃蒙蔽了。
《传习录》里有这样一句话：“‘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这里说的“是非之心”就是自我，而“好恶”就是自觉。王阳明把良知比作一面镜子，教人常常擦拭，要擦得一尘不染才好。
我们在公共场所常会听到一个人斥责另一个人：“请你‘自觉’一点。”这句话多少有一点儿效果，对方常常会有所收敛。
“请你自觉”，其实就是在唤醒对方心中的“良知”。它之所以会有效果，是因为良知是个“灵明”，是个“心印”，是“试金石”和“指南针”，因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当良知被触动时，一定会有效验。
但“请你自觉”的效果又很有限，只能维持片刻工夫，因为良知归根到底还是个“自我”，它只在你的心里，要靠你的手把它擦亮，别人帮不上忙。
四狂者胸次
自从“悟道”之后，阳明先生在龙场驿站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因为他现在放下了架子，也抛下了负担，他现在想的就是怎么才能尽快修好驿站的房子，在这深山里怎么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好让自己过得舒适、快乐一些，就领着仆人和驿卒砍树架梁，打坯为砖，在驿站修起房子来了。
放下身段，人活得轻松很多。到这时候，阳明先生才注意到，其实自己并不孤独，至少眼前就有三个朋友和他做伴。有趣的是，一个人越是觉得自己不孤独，就越容易交到朋友。
很快王阳明就注意到在龙场附近生活着不少汉人，有的是从内地逃出来的难民，有的是因为犯了罪，被弄到这深山老林来受罪的，他们和阳明先生一样都被困在这大山深处。早先这些人曾和阳明先生打过些交道，却没能成为朋友，因为那时的王阳明在内心深处瞧不起这些人。现在阳明先生没有架子了，大家也就混熟了，王阳明知道这些人在当地还没有立足之地，就用自己刚刚领悟到的那种乐观心态劝说他们跟自己一样“范土架木以居”，盖起中原式的土坯房来。
有了住处，有了事情可做，王阳明真正品味到“吾性自足”的乐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放眼四顾，生活中到处都是乐趣，充实得令人惊讶。
要想在龙场过好日子，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而种庄稼，着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于是王阳明拜龙场一带的苗族人为师，开始学习种庄稼。其实当地苗人的耕作手段比较落后，所谓刀耕火种，收成不佳。但这套技术简单易学，王阳明像他的老前辈孔夫子一样，学富五车，志在四方，开宗立论，却偏偏不精于农事，只能粗手粗脚地放火烧荒，学着苗人种起庄稼来了。
想必除了“刀耕火种”这套苗人的手艺外，阳明身边的仆人和驿卒也多是农夫出身，耕作起来还是有一套办法，于是到秋天就有了一些收获——而按照阳明先生诗里的意思，他们这一年辛苦赚来的点点收成，大半都进了“鸟雀”们的肚子，但有了这种忙碌的生活和体验，王阳明活得既充实又诗意，比前一年躺在“石棺材”里等死的状态，到底是天壤之别了。
种粮种出乐趣来了，得意之余，阳明先生又开始学习种菜，这些在农夫看来最平常的事，阳明先生全都不懂，一切从最基本的开始，倒也饶有趣味，还记了一本笔记：地势低的地方适合种稻，地势高的地方适合种稷；种菜的时候土要疏松，湿度要掌握好；天太冷了谷穗长不结实，天太热了田里长虫子；草要经常除，耘田的时候要细心认真。最后又做总结说：“这套经验我是记住了，可真要操作起来还真不容易。可别以为只有在朝廷里琢磨着怎么整人才是本事，这种庄稼的本事也不能轻视呀。”
在谈论这些事的时候，阳明先生兴味十足，甚至专门写了一首诗作为纪念，诗的内容很一般，可名字取得很有意思，叫作“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咏言寄怀”。要是把这个长得像绕口令的题目每四个字加一个逗号分隔开来，倒成了一首不错的“梨花体”小诗，比诗的原文还要精彩。可见王阳明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本就是半开玩笑。这时候他的心情大好，绝境之中有此心境，也算是很难得了。于是又有了另一首直白的小诗：
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
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
“万里入炎州，官卑得自由”，阳明先生真的快乐到如此程度吗？倒也未必，但这一阶段的心情着实好了很多。
这时候的王阳明已不再是个与百姓格格不入的官僚，而是一个放下架子有说有笑的正常人。此时，王阳明又注意到一个问题：当地少数民族生活得十分艰辛。
自明朝建立以来，朝廷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血腥征讨就没停止过，其中在贵州一省，苗人受害最深。尤其景泰元年（1450），贵州苗王韦同烈起事，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聚众二十万人，在普安州的香炉山筑起大寨，率军围攻新添、平越、清平、兴隆各处官兵卫所，其中位于贵州福泉县的平越卫遭到围攻，“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明军随即发起反攻，出动二十万大军攻克香炉山，杀了韦同烈。这场大战对当地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人口大减，又造成了朝廷和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从此贵州一省大小战乱不断，民族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在这方面王阳明实在帮不上多少忙，只能尽力而为，而他所能尽的力，就是给苗人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