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足够的钱粮发放，朝廷就只能拖欠官员俸禄，拖欠军队的粮饷，连一些宗室贵族的月粮也赖着不发。这些人连工资都领不到，自然就仗着手中的权力到老百姓头上去想“办法”，文官搜刮百姓，武将掠害军户。至于老百姓会不会被逼死，军户们会不会饿死，朝廷不管，地方官更不管。
朝廷已经是这么一个烂摊子，地方上更甚，偏巧又赶上正德这样的皇帝，刘瑾这样的权阉。正德皇帝居然公开命令派到各地的太监给他进贡“孝敬钱”，规定南京每年征收十五万两，两广十三万两，湖广十一万两，四川九万两，河南八万两，陕西七万两，其他山东、山西、福建、浙江、江西各省都有。刘瑾比皇帝更厉害，干脆公开在朝廷里买卖官职，不但向那些求他办事的官员索要贿赂，甚至那些只是进京来述职的官员也必须向刘瑾进贡银两，就连派到外地的官员回京，也必须给刘瑾送一笔银子，那些不给钱的官员，就要遭到打击报复。
到后来，刘瑾觉得这样一笔一笔的索贿已经不够，干脆又向获罪的官员罚起款来，而且他处罚的多是那些得罪了他而被打击的正直官员，其中正德三年九月一次就对五十六人罚米，多的三百石，少的二百石，规定这些官员必须在一个月内把米送到指定的官仓，否则治罪。因此被他整垮、害死的人多得难以计数。
有皇帝、刘瑾做榜样，朝廷里的坏人哪里还会闲着？那些藩王、贵戚、太监、奸党们一个个借着皇帝的名义拼命搜刮百姓，横征暴敛，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有良知的官员和穷苦的百姓们则被逼到无以为生的地步，现在庐陵县的杂税一增就是三倍，正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了。
庐陵，一年之间经历了旱灾、瘟疫、火灾，到现在还要上缴三倍于往年的杂税，百姓们哪里还受得了。于是上千百姓又一次拥进县衙，跪在地上请求县太爷帮他们想个办法，救全县百姓的命。但“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的王阳明，面对朝廷，面对政局，仍然是想不出任何好办法来。
孔夫子曾说过，“仁者爱人”，可怎么才叫“爱人”呢？孔夫子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眼下王阳明任庐陵县令，要是一心巴结朝廷，奉承长官，那就昧了良知，成了恶棍了。可要是护着百姓去和朝廷斗一场，王阳明就必须要做好被罢官、入狱、流放的准备。这正是考验一个人“良知”的时候。
好在阳明先生也真不负“心学宗师”之名，下定决心为百姓着想，于是当众做出了保证：这一万多两滥征的捐税全部免除！为了百姓的利益，王阳明这个小小的县令把性命豁上了。他在给上级吉安知府的公文里赫然写着这样的话：“俯念时势之难为，特赐宽容，悉与蠲免，其有迟违等罪，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以为不职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
这是真正的“为民请命”。但王阳明的勇敢会有人响应吗？
没有。
王阳明完全是在孤军奋战，虽然他在为百姓谋利益，却根本得不到百姓的支持——不是百姓们不肯支持他，而是封建专制、王法条例都是捆绑百姓的绳索，处在封建专制之下的百姓们麻木、愚昧、胆小如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支持这位好心的县令。所以这个小小的庐陵县令眼下非常脆弱，也非常危险，送出公文之后，他只能坐等着上级部门来逮捕他，治他的罪。
阳明先生原本也确实是要被治罪的，因为他的上级是个严厉的官员，连一个征不齐“葛布捐”的小吏都不放过，又怎么会放过这个公然免除税银的县令呢？可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刘瑾倒台了！
刘瑾倒台，是自正德皇帝发动政变迫害朝臣以来，北京城里发生的最大的政治事件。这一政治事件使得朝廷的权力天平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很多东西在一瞬间被颠倒了过来，王阳明这个待罪的县令也立刻被视为早年与刘瑾斗争并遭到陷害的忠臣之一，昭雪冤案，奉命调回京城等候任命。
这种时候“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政治的巨大惯性使得所有人都不再提起阳明先生“抗命罢捐”的事了。于是原本犯了重罪的王阳明忽然被洗脱出来，顺顺当当离开庐陵，回京城做官去了。
但庐陵县的“葛布捐”是否还在摊派？上万两的巨额捐税是否仍在征收？明年这个时候，谁来为庐陵百姓请命？我们不知道，甚至不敢去设想……
四陷害奸臣
正德五年八月十一日，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刘瑾突然倒台了，其倒下的速度比上台的速度还要快得多。这个权阉之所以会如此迅速倒台，原因只有一个：他是被皇帝和预先安排下的政治同谋们陷害至死的。
历史上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基本上没有“突然发生”这一说，刘瑾的倒台也是经过长时间蓄谋准备的，只是蓄谋的时候很隐蔽，所以发作的时候让人觉得很突然。
早在刘瑾倒台之前，内宫里发生了几件看似不相关联的事：一是刘瑾秉承皇帝的旨意，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宣布了一个由五十六位大臣组成的“奸党集团”名单；二是正德皇帝离开乾清宫，搬进了“豹房公廨”；三是“八虎党”之中权力仅次于刘瑾的另一个太监张永忽然和刘瑾闹翻了。
在掌握大权的五年时间里，刘瑾干了不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蠢事。如正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他以正德皇帝的名义颁行圣旨，命群臣跪在金水桥侧，自己当众公布了一个“奸党”名单，共列出“奸党”五十六人，其中有司礼监太监三人：王岳、范亨、徐智；大学士两人：刘健、谢迁；尚书四人：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郎中一人：李梦阳；主事四人：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检讨一人：刘瑞；给事中十六人：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郤、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士贤；御史二十五人：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闵、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浩、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佑、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卓、朱廷声、刘玉。
两位阁老，四位尚书，三位内廷中职司最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外加几个郎中、主事，几十位言官，这些人来自完全不同的部门，地位相差悬殊，平时没有过多的交往，很多言官甚至远在南京任职，这五十六人根本不可能结党，他们只是集中起来反抗了皇帝，想要诛杀刘瑾。如果这些正直的臣子被认为是“结”了党，那正德皇帝和刘瑾这几个控制特务部门的太监也可以被视为结党，他们结成了一个和被打击的文臣们对立的邪恶之党。
其实这次公布“奸党”名单并不是刘瑾的主意，而是正德皇帝在暗中授意。因为公布这个名单既是恫吓朝臣，同时又等于变相地宣布：反对皇帝的“奸党”已被消灭，皇帝对文臣的迫害至此也就告一段落。
发动政变，罢黜阁臣，这本来就是正德皇帝的主意，只不过借刘瑾的手来实施罢了。所以刘瑾残酷迫害朝臣的时候，正德皇帝一次面也没露过，刘瑾迫害宫里掌权的太监，正德皇帝也从没发过话。可是清洗司礼监，夺取东厂，重设西厂，罢黜阁臣和几位尚书，公布“奸党”名单，这一件件大事背后，皇帝的影子始终若隐若现。尤其是刘瑾又设置了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内行厂”，专门用来监督和清算宫里掌权的太监，在这件事上，正德皇帝的暗中授意就更明显了。
现在正德皇帝又通过“公布奸党名单”的办法暗示朝臣：“奸党”已被连根拔除，只要臣子们不再自找苦吃，皇帝就可以认为朝中已无奸党，当然，也就不需要大规模地抓捕、责罚、贬谪大臣了。而此时的朝臣们早已无力再闹，于是正德皇帝也就停止迫害大臣，紧绷了两年的朝局就此“缓和”了。
在宣布迫害结束、朝局缓和之后，正德皇帝就离开乾清宫，搬进了豹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