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朋友是可以相互信任、无私付出的人。朋友是一辈子用心维护的树。
忆韦素园
鲁迅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预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介绍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划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介绍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
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仁，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仁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拼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1927年的秋初，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1929年5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介绍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痊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1932年8月1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惟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绍介了望·蔼覃(F．VanEeden)，绍介了爱伦堡(I．F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现在我以这几千字记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1934年7月16之夜
想要成为尊贵的人，在于任用贤能；想要成为神圣的人，在于使众人齐心协力。
追忆中山先生
蒋梦麟
我在此文中所要讲的，只是我与中山先生个人关系中的几件小事。
先生从事革命时，我还只是一个学生。虽然对于革命很有兴趣，但因学业关系，行动上并未参加。1908年(光绪末年)我到旧金山卜技利加州大学读书，那时先生时时路过旧金山，但直到1909年(宣统元年)某日，我才有机会与先生见面。见面地点是旧金山唐人区Stockton街一个小旅馆里，那一天晚上由一位朋友介绍去见先生。这位朋友就是湖北刘麻子，即朋友们都叫他麻哥的刘成禺(禺生)先生。我和他是加州大学同学，又同是旧金山《大同日报》的主编。《大同日报》是中山先生的机关报，因这关系，所以与先生很容易见面。麻哥为人很有趣味，喜欢讲笑话。中山先生亦戏称其为麻哥而不名。中山先生虽不大说笑话，但极爱听笑话，每听笑话，常表示欣赏的态度。
第一次在Stockton街谒见先生，所谈多为中国情形，美国时事．若干有关学术方面的事情，详细已不能记忆。其余则为麻哥的笑话，故空气极轻松愉快。中山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意志坚强、识见远大、思想周密、记忆力好，对人则温厚和蔼，虽是第一次见面，使人觉得好像老朋友一样。大凡历史上伟大人物往往能令人一见如故，所以我与中山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很不正式的，很随便的。
此后，先生在旧金山时，因报纸关系，时时见面。武昌起义时，我尚在报馆撰文，刘亦在。而先生来，谓国内有消息，武昌起义了。闻讯大家都很高兴，约同去吃饭，一问大家都没钱，经理唐琼昌先生谓他有，遂同去报馆隔壁江南楼吃饭。谈得很多，亦极随便。大家偶然讲起《烧饼歌》事，中山先生谓刘基所撰一说是靠不住的，实洪秀全时人所造。又连带讲到刘伯温的故事。
一次，明太祖对刘基说：“本来是沿途打劫，哪知道弄假成真。”
刘谓此话讲不得，让我看看有没有人窃听，朝外面一看，只一小太监。问之，但以手指耳，复指其口，原来是个耳聋口哑的人。
于是这小太监得免于死。大家听了大笑。
我讲这些话，不过要青年知道许多伟大人物不是不可亲近的，亦与我们一样极富人情味的。所谓“圣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此意。
过了几天，先生动身经欧返国。临行时把一本Robert’sParliamentaryLaw交给我，要我与麻哥把它译出来，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我和刘没有能译，后来还是先生自己译出来的。这就是《民权初步》。原书我带到北平，到对日抗战时遗失了。先生时时不忘学术，经常手不释卷，所以他知识广博。自1909年至1911年期间与先生见面时，所讨论的多属学问方面的问题。
1917年至1919年期间，在沪与先生复经常见面。几乎每晚往马利南路孙公馆看先生及夫人。此时，先生正着手起草英文《实业计划》，并要大家帮他赶写。我邀同余日章先生帮先生撰写。每草一章，即由夫人用打字机打出。我与胡展堂、朱执信、廖仲恺、陈少白、戴季陶、张溥泉、居觉生、林子超、邹海滨诸先生，即于此时认识。
有一时期，季陶先生想到美国去读书，托我向先生请求。先生说：“老了，还读什么书。”我据实报告戴先生。戴先生就自己去向先生请求。先生说：“好，好，你去。”一面抽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季陶先生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季陶先生说：“先生给我开玩笑吧？”先生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
先生平生不喜食肉，以蔬菜及鱼类为常食。一日席间，我笑语先生是Fishtarian，先生笑谓以Fishtarian代替Vegetarian，很对。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离平南来，北大学生要他回去。他要我去代行校务。我于到平后不久，即收到先生一信。其中有句话，到现在还记得，那就是：“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以后，我常住北平，唯有事南下，必晋谒先生。
北平导淮委员会绘有导淮详细地图。我知先生喜研工程，因设法一张带沪送予先生。先生一见即就地板上摊开，席图而坐，逐步逐段，仔细研究。该图以后即张挂于先生书房墙上。
杜威先生来华，我曾介绍去见先生，讨论知难行易问题。西方学者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谈得很投机。杜威先生是个大哲学家，但亦是极富人情味的，有时讲一两句笑话，先生则有时讲一两句幽默风趣话。他俩的会见，给我的印象是极有趣味的。
1921年，太平洋会议在美举行。上海各界不放心北京政府。上海商会、教育会、全国商业联合会等各团体推我与余日章两人以国民代表身份前往参加。我因欲取得护法政府之同意，赴粤谒先生。先生欣然同意我等参加，并即电美华侨一致欢迎。那时北京政府想要妥协，是我们联合一批朋友共同反对阻止的。
1922年，于太平洋会议后取道欧洲返国。先到粤复命，并电告先生。至港，见郭复初先生乘轮来接，始知陈炯明叛变，先生避难舰上，无法晋谒，因由港返沪。
1924年，先生为求南北统一北上。余至天津张园谒见，告以段执政对善后会议无诚意。先生说：“那末我们要继续革命。”先生到平以后，一直卧病。我闻讯赶到，先生已不能言语了。1925年3月12日在北平铁狮子胡同顾少川先生宅逝世。
先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卧病时，有中医陆仲安曾以黄芰医好胡适之先生病。有人推荐陆为先生医。先生说他是学西医的，他知道中医靠着经验也能把病医好，西医根据科学有时也会医不好，但西医之于科学如船之有罗盘，中医根据经验如船之不用罗盘，用罗盘的有时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有时也会到岸，不过他还是相信罗盘。
以上所叙，是我个人所知道的关于先生的几件日常琐事。自旧金山小客栈开始，一直到先生在平逝世为止，所记都是小事，但从这许多小事里，或者可以反映当年一部分大事。
卿相得不到大家的拥护，是国家的危险；大臣不同心合力，是国家的危险。
追悼志摩
胡适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大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却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得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是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适，更悲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