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范畴大多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同时也在传承和变易、贯通和互渗的辩证运动中嬗变、生成、延展。“清”就是这样一个审美范畴。它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积淀了各个时代的美学精神并形成了丰富的审美内涵，不仅从生活领域深入到艺术和审美领域，而且成为人们评价艺术活动的重要审美原则或审美标准。以“清”来品鉴人物，阐释文艺，构成中国古典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它本身也逐渐构成了一个演进历程复杂、审美内涵丰富、活动场域广阔的“清”美系统。研究它的衍变和内涵，对了解古代审美范畴发生发展的特点和中国古代艺术批评的特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清”的演进历程
“清”字本义为水澄澈。《说文解字》曰：“清，朖也，澂水之貌。”如果细察起来，“清”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历史流变中是不断发生变化的。
先秦时期的“清”在老庄哲学中主要是一个与宇宙论相联系的概念。如《老子》三十九章中就曾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四十五章又说：“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在儒家那里，它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伦理概念，人们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大多将宇宙与人生、艺事相比附。如《礼记·乐记》云：“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这种以天地清浊、人伦正邪同艺术相比附的倾向在先秦艺术评论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如荀子谈音乐，主张“美善相乐”，所谓“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认为真正的音乐是美与善的统一，能起到修心养性、移风易俗，使个体或群体都能达到和谐的作用。
魏晋以来的“清”作为一种批评概念，最初主要用于人伦品鉴。这一时期的人物品评，主要以儒家伦理为依据，以政治实用功利为目的，以人物德行操守和才能学识的高下为评判标准。魏晋以来，随着老庄思想的抬头，玄风逐渐兴起，对朝政的“清议”之风因现实的黑暗与恐怖而逐渐转为富于思辨色彩的、远离现实之岸的“清谈”之风。对人物的品藻也由人伦品鉴或善恶价值评价逐渐转为对人物自身仪形、气度、风神及生命情调的品评（这可以在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找到大量的例证）。品评之风开始从政治、道德领域泛化到整个文化领域，而其焦点随后又集中在艺术领域。“清谈”在玄学与文艺美学之间有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汉末清议发展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清谈”作为士族名士们的主要社交方式，促使了文艺批评之风的盛行和批评标准中玄学色彩的加深。当然，这一转换阶段的完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还经历了对山水自然的品评和赏会。在世界多种文化系统中，也许难以再找出另外一种像中国这样人与自然有着异常亲和的关系的文化系统。山水、自然成为中国艺术家精神得以自由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他们的精神归宿与家园。山水的空、灵、趣、媚最易诱发人的情感与想象，对自然、山水的品藻与赏会不仅启发了艺术家们从自然美中去寻找人格美的投影，也启发着批评家们将这种品藻方式嫁接到对艺术的品评中。清高的人格、清新的自然、清谈的风气以及对清辞丽句的追求在这一时期有机融合在一起。因此，魏晋南北朝艺术批评中的“清”这一概念的大量出现，有其必然的逻辑发展趋势。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清”作为审美范畴和文艺批评概念进入审美领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清”正式、全面地进入了美学领域，并获得理论上和文艺批评上的空前发展，成了人们评人、品文的审美标准，甚至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审美追求。
魏晋南北朝美学在审美取向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自然清丽为美。这一点可以以魏晋南北朝文艺批评中“清”这一概念的大量出现来证明。仅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著为例，就可以发现，“清”这一概念已关涉到文艺的辞、句、字、体、旨、风等各个方面。如《文心雕龙·哀吊》谓贾谊吊屈原之作“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其《章表》称曹植之作“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都是就文艺作品的文辞而言的。其《体性》篇将“清”这一概念用于文体风格：“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风骨》篇中则将“清”这一概念运用到对文风的剖析中，其云：“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章句》篇中更将“清”这一概念用于对文章句法的论述中：“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至于钟嵘，在他的诗歌美学著作《诗品》中，用“清”字对古代诗人作评论的比比皆是，如称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称班婕妤《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称嵇康“讬喻清远，良有鉴裁”；称刘琨、卢谌“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称谢瞻、谢混等人“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称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称沈约“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称虞羲诗“奇句清拔”等。可以说，“清”在钟嵘的诗歌评论中已成为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诗歌风格批评概念。
唐宋时期，“清”作为审美概念在文艺批评中的重要地位不仅获得理论家们的认可，而且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审美内涵，可以说，唐宋是“清”这一概念进一步形成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审美范畴的历史时期。这主要表现在“清”这一审美概念在这一时期不仅继续负载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审美内涵，而且形成了一种多向度发展的态势。如果说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中评价梁简文“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尚是对前一时期将“清”与文辞之巧丽相结合来评价文艺的庚续的话，那么在姚思廉、殷璠、王昌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那里，“清”这一概念更深入到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诸多方面，其内涵更为繁复丰富。细察之下，似乎又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其一，以“清”来探讨文艺的声律形式美问题。例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论》云：“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这其中，探讨的就是文艺气韵味和声律与“清”之间的内在关系。王昌龄在《论文意》中说：“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又说：“夫文章，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声即稳也。”也是以“清”来探讨声律问题。韩愈《送孟东野序》云：“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观其所论，对象较多，涉及文艺创作中的文辞、声律、志趣等多方面，而“清”这一概念则仍主要与声律问题相联系。这一趋向也延续到宋代。例如，梅尧臣《胡公疏示祖择之卢氏石诗和之》中所说的“雄才落笔泻天河，缀韵孤清仍险窄”也是从声律入手论“清”的。
其二，从创作主体角度来论述“清”。如欧阳修《与杜论祁公墓志铭》中称自己“心绪纷乱，不能清思于文辞，纵使强为之，辞亦不工”时，“清”涉及的就是创作主体对文辞的构思问题。元陈绎曾《诗谱》评张华诗为“气清虚，思颇率”；评傅玄诗为“思切清古，失之太工”，出发点也是创作主体。
其三，从文艺作品或审美对象等创作客体本身来论述“清”。如唐代姚思廉《陈书文学传序》云：“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这里的“清”与文艺作品自身的文理问题相关。元陈绎曾《诗谱》评谢瞻诗为“景至清虚，甚有古文”，探讨的则是文艺创作中的客体对象——自然景物。
其四，将“清”视为一种艺术风格批评中的核心语汇。在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清”字出现八处，大多与诗歌艺术风格的评论相联系。宋代范温在《潜溪诗眼·论韵》中认为文章的风格“有巧丽，有雄伟，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稳，有清，有古”。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赵紫芝、翁灵舒等人步贾岛、姚合诗之后尘，学其“清苦之风”，以至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这种批评亦是从艺术风格入手的。
明、清以来，“清”这一概念在经历了前一时期的多向发展后开始走向整合。其重要标志不仅在于“清”继续与其他语汇相组合以拓展艺术风格批评的对象与内涵，形成了清高、清宛、清俊、清峭、清妍、清超等诸多以“清”为核心探讨艺术风格的“清”族概念群落，而且开始与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些具有创生性、开放性的核心范畴如气、韵、格相联缀而盛行于审美批评中，并成为不少论家衡定文艺创作活动或审美活动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前者而言，如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即云：“韵动而气行，故气欲其清也。”清代钱谦益《瑞芝山房初集序》评雷雨津诗为“风骨峻拔，气韵清远”。这种将“清”与中国古代美学中的核心范畴相联缀的做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明清以来中国诗学、美学走向整合的发展态势。就后者而言，贵“清”、尚“清”、倡“清”的审美风尚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以来中国古代美学追求的重大变化，即从宋、元以来对“淡”美的追求向“清”美追求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亦有相当多的例子来佐证。例如，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云：“诗最可贵者清也。然有格清，有调清，有思清，有才清，才清者，王、孟、储、韦之类是也。若格不清则凡，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俗。”胡氏将“清”作为诗格、诗调、诗思、诗才的核心，几乎将“清”指涉到艺术创作的方方面面。这种将“清”视为艺事之“最可贵者”的看法也一直延续到清代。孙麟趾《词径》列作词十六诀，以“清”为首。其《词径》云：“天之气清，人之品格高者，出笔必清。五采陆离，不知命意所在者，气未清也。清则眉目显，如水之鉴物无遁影，故贵清。”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以来，“清”这一概念还与艺术鉴赏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如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二《教约》即云：“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王氏所论，要言之，就是要求在艺术鉴赏活动中以心态的平和求得声调吟咏的清新朗畅。
大体而言，“清”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中经历了一个从宇宙论和伦理学逐渐延伸到美学和艺术批评，自身内涵不断分化、拓展又走向整合的发展过程，它和“味”“神”“气”“韵”这类概念一样充分显示出中国古代美学范畴辩证运动的发展特征。
二、“清”的主要活动场域
五代荆浩评王右丞画曾谓之“笔墨宛丽，气韵高清”（《笔法记》）。这个“清”是清远还是清旷，是清奇还是清逸，是清灵还是清丽？没有作进一步的知性分析，不是“不能说”，而是点到为止——“不必说”。也许条分缕析的肢解性言说在古人看来只会破坏整体美感，但对今人而言，了解中国古代人的范畴构成方式和概念表达方式，进一步的逻辑区分是非常必要的。就“清”这一概念而言，作进一步的逻辑区分的较好方式也许在于厘定或梳理出“清”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的活动场域。“清”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出场”，带有相当大的变易性和贯通性，但细察起来，其活动场域仍然有迹可寻：
（一）作为人生的终极理想和生活趣味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