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中学的新剧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全国说来也是著名的。早在1909年，校长张伯苓为了纪念学校创立五周年，便演出了他自己编写的新剧《用非所学》。他认为“新剧可作社会教育之利器”，在学校加以倡导。后来，每当学校周年纪念，便组织演出新剧。1910年演出《箴膏起废》，1911年演出《影》，1912年演出《华蛾传》，1913年演出《新少年》等。这些戏的剧本多系师生集体编写，师生同台演出，颇得校内外观众好评，逐渐蔚然成风。这种演出除了纪念学校校庆之外，“尚有借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之意”陆善忱：《南开新剧团略史》，《南开校友》1935年第1卷第3期。。因此，南开中学的早期新剧活动具有进步的意义。五四运动前夕，1914年正式成立了南开新剧团。这时，新文化运动正在酝酿发展。
当时正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周恩来同志，不仅参加了新剧团，还担任了领导工作。他是布景部部长，也参加编剧和演出。他把他那种高昂的革命热情和挽救“积弱不振之中国”的革命精神也带到剧团中来。他把新剧看成唤起民众，进行“通俗教育”的最好形式，“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同时，他还提出“写实主义”的主张。他亲自撰文倡导新剧，阐明新剧的宗旨和意义以及艺术表演上的问题。这对南开新剧团的活动起了推动作用。自建团后，演出活动大量增加，演出剧目也逐渐丰富，演出内容也愈带有强烈反帝反封建的特色。如《一念差》、《一元钱》、《新村正》等剧目演出甚为轰动，特别是《新村正》在全国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曹禺说：“南开的话剧运动是有她的革命传统的。”南开新剧团是“五四”话剧运动中的一支劲旅。
曹禺是在南开新剧团的革命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成为继周恩来同志而起的新剧团的第二代演员。
他参加新剧团的活动，时值中国的话剧运动于“五四”后再度兴起之际。“五四”后的话剧摈弃了“文明戏”的低级趣味而披上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的装束。南开新剧团演出的多是“五四”以来的新剧本，如丁西林的《压迫》、田汉的《获虎之夜》等。同时，也演出外国的剧作，如果戈理的《巡按》（又名《钦差大臣》）、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又名《人民公敌》）、《娜拉》（又名《玩偶之家》）等。这时，南开中学的话剧演出已经相当普及，甚至连班级开游艺会也演出话剧。据1928年5月的《南开双周》校讯报道，不到一个月，有三个班级便演出了《多计的仆人》、《咖啡店之一夜》、《瞎了一只眼》和《换个丈夫吧》等，可见当时南中话剧表演的盛况。
曹禺在南开新剧团参加了大量的排练和演出。这种宝贵的艺术实践为他后来搞话剧创作，培养了难得的舞台感。世界上许多著名戏剧大师都有过从事戏剧表演和其他舞台工作的经历。莎士比亚很早就在剧团里工作。莫里哀甘心去做“戏子”，为此，他宁肯放弃世袭的宫廷陈设商的地位，并且背叛了他的家庭。曹禺能够在一个学习环境中从事舞台实践，这对一个剧作家的成长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条件和珍贵的机会。
除了参加舞台演出，他还用许多精力钻研戏剧。这时，他开始接触并熟读外国戏剧作品。由于学习了外文，他就直接阅读外国戏剧的原著。他很喜欢易卜生的作品，读得十分熟，以致台词背诵如流。他得到一些国外名演员如爱伦·特蕾的台词唱片，就反复聆听，潜心领会，细心欣赏其中的韵味。他学得格外刻苦认真，一本洪深改编的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被他读烂了。他还翻译了两个外国剧本：《冬夜》和《太太》。
曹禺在南开新剧团的活动曾得到老师热情的帮助和指导。多少年后他还感谢张彭春老师对他的启发和辅导。他在《雷雨·序》中说：“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张彭春又名张仲述，1892年生于天津，1908年在南开学校毕业，后来曾去美国留学。他原是学哲学教育的，但对戏剧格外爱好。他在南开中学执教期间，积极参加了南开新剧团的辅导工作。《新村正》即是他亲自编写的。他亲自担任剧团的领导和导演，在布景设计和导演艺术上都有所创造。他的新剧活动为南开新剧团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他是一位不应被忘却的中国话剧运动的早期的实践家。当曹禺在南开中学读书时，1926年，张彭春再度担任了南开中学的领导工作。他竭力倡导艺术教育，提出学生应有“艺术的生活”。在此期间，他重新整顿了南开新剧团，亲自导演了《压迫》、《获虎之夜》、《可怜的斐迦》以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和《娜拉》等。他还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专栏的指导工作。1930年和1935年，他曾以梅兰芳剧团的导演身份去美国和苏联进行访问演出。张彭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他的指导对曹禺有着重大的影响。
曹禺在南开新剧团参加演出的剧目较多，主要有德国霍普曼的《织工》、莫里哀的《悭吝人》、丁西林的《压迫》、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和《娜拉》等，他还参加演出过未来派的戏剧《换个丈夫吧》。曹禺的表演技巧相当熟练，颇得师生称赞。在《娜拉》中他扮演娜拉，演出后校刊记载说：“此剧意义极深，演员颇能称职，最佳者是两位主角万家宝和张平群先生，大得观众之好评。”《南开双周》第2卷第3期。据一位较曹禺低一年级的同学回忆说：“当时南开新剧团的演出具有相当水平，演员表演技巧也好，万家宝多是扮演女角，演得相当出色。他参加公演的《国民公敌》、《娜拉》，每次在瑞廷礼堂里演出都是满座，拥挤得很。”
曹禺在南开中学的戏剧实践活动，对他的戏剧美学思想和后来的创作都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戏剧和社会的关系上。
在较多的话剧演出实践中，他初步认识到戏剧的社会作用以及戏剧和政治的关系。1926年，为了纪念校庆廿三周年，准备演出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但是，“彼时津市军政当局憎恶其名，疑该剧有政治宣传作用，竟于将行公演之前夕，函知学校不准公演，当时因处于军阀淫威之下，未有申辩，只得忍气吞声停止公演”陆善忱：《南开新剧团略史》，《南开校友》1935年第1卷第3期。。这件事对曹禺影响很大。曹禺回顾说：“天津的军阀褚玉璞，以为有一个姓易的青年写了《国民公敌》，骂他是‘革命’的敌人，派了督办公署的爪牙勒令师生们停演。”对此，曹禺深有感触地说，当时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仿佛人要自由地呼吸一下，都需用尽一生的气力！”这是曹禺亲自经历戏剧演出遭到反动当局禁止的最早的体验。直到1928年，时值易卜生诞辰百年纪念日，才将《国民公敌》改名《刚愎的医生》公演于众。这样的事，怎能不使他感受旧制度的黑暗以及反动政权对戏剧的压迫！？曹禺说，那时学生的戏剧活动，大半是同进步的政治活动结合起来的，经常用戏剧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这样就使他从正反两个方面体验到戏剧的战斗功能，使他懂得运用戏剧这一武器为破坏旧制度服务。
二是在戏剧和群众的关系上。
可以说再没有比亲自参加过舞台实践的人更能体验观众的心理、情绪和要求了。曹禺说：“这些演出活动对我很有好处。使得我懂得了观众喜欢看什么不喜欢看什么，需要看什么。戏剧要教育观众。但演戏、写戏的人首先要懂得观众、了解观众。”他后来写《雷雨》、《日出》等，不但考虑到观众的思想水平、可接受的程度，也考虑到观众的欣赏习惯。他正是走了一条适应观众需要的戏剧道路。这点是曹禺戏剧美学思想的可贵之处，由此给他的创作带来一些独具的特色，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三是在创作方法上。
曹禺当时演出的剧本，主要是“五四”以来的话剧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这两大类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反映社会现实课题为主旨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之，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给了他比较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