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凤伟在《〈泥鳅〉我不能不写的现实题材的书》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泥鳅》写的是社会的一个疼痛点，也是一个几乎无法疗治的疼痛点。表面上是写了几个打工仔，事实上却是中国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可谓触目惊心。由于土地减少、负担加重、粮价低贱、投入与产出呈负数，农民在土地上看不到希望，只好把目光转向城市，据说全国的农工打工族有一亿之众。”⑧●尤凤伟的这段话隐含着两个重大的问题：一个是传统的乡土世界，在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下，呈现出颓败的趋势，农民在原有的土地上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只得盲目地进入城市；另一个是进入城市的“农民”由于精神上仍然属于“乡土的世界”，且身份与城里人也有区别，城里的文化和人也难以接受甚至排斥他们，那么，农民还有稳定的人生么？当下中国乡土世界所出现的这种变化，体现在农民身上是他们动荡、不安、盲目的个性冲动，他们的生存选择缺少社会理性规范和历史所要求的社会责任，人的行为方式有着突出的个人性的、盲目的性质。《泥鳅》中的“国瑞”、“陶凤”等一群农民来到城市后，他们违背乡土伦理所要求的做“老实人”的准则，去做“鸡”、做“鸭”，甚至做黑帮的老大，虽然都是迫于生计、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但是当他（她）们去选择这种职业的时候，是有着仅仅为生存而选择的盲目冲动因素在起作用的，选择之后的痛苦、无奈，受人欺凌、摆布、愚弄的处境是预想不到并且无力摆脱的，像国瑞成为玉姐的“近仆”，后被玉姐的丈夫设计陷害，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的、个人的因素在起作用，实际上一张庞大的与社会相关的命运之网笼罩着进城的农民。周大新的《新市民》、孙慧芬的《民工》都体现着这样的意蕴，完整的为历史所要求的有目的工作或生活在这里都被个人的、无奈的人生宿命所取代，即使留在乡土世界里的人也同样有着这种人生的盲目冲动。毕飞宇的《玉米》中的王连方在农村为官，为所欲为地睡女人，看不到他为“官”的责任和使命，玉米则因为王连方倒台后引发村民强奸事件而导致其命运变化，决心嫁给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嫁给有“权”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对玉米来说是未知的，她只是为了摆脱个人生存的困境，进行了这样的选择。在乡土世界这种个人人生的盲目选择过程中，我们虽然看到了时代变化过程中的巨大历史力量所导致的生活破碎感，但是面对这种混乱而富有生机的现实，作家还能不能确立穿透这种生活的历史意识呢？显然目前小说所表达的“乡土世界”是碎片化的，作家的历史意识也是随着碎片化的生活呈现出破碎的无奈和痛感。这种历史意识的分裂体现在小说中就是人生价值的不确定性。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曾说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被吹得无所适从，这非常形象地说出了当下乡土世界的情形，在这里乡村人的价值判断也被“吹”得不确定了。从“乡土历史”的发展来看，影响乡土人生价值的历史文化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与宗法文化，一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人民公社为组织基础的社会群体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人民大众文化。这两种文化影响下的乡土世界其人生价值的标准都是较为明晰的，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追求什么或鄙弃什么似乎都有一个外在的确定性标准。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经济和城市化进程，打破了原有人民公社社会组织基础上形成的主流文化形态，以往的宗法文化在乡村中的统治力量也日渐衰微，新的乡村文化规范又没有确立起来，乡村人的价值观念似乎变得模糊不清，难以确定。王祥夫的《上边》写一对老人守着生活了半辈子的房屋和土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逻辑，在漫漫时光中品尝着生活的滋味，他们的儿子在城里工作，这是“乡土世界”所追寻的一种有价值的人生，但是他们却渴望儿子归来时的生机和活力，儿子走了，他们又回到了寂寞中。儿子的“出走”和“归来”，对于他们而言，显然有着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而这两种价值的选择却是困难的，他们只能在冲突和期待中承受内心的折磨。艾伟《水上的声音》则在乡村所信奉的美好信念的被遗弃中，哀叹着世风的堕落，有价值的人生到底在哪里呢？这种人生价值的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仍然生活在乡村中的人身上，同时也体现在“出走”的那些农村人的生活中，在尤凤伟《泥鳅》中进城的农民，一方面不愿放弃已有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又要经受着城里的“现实”对自己的挤压，不得不放弃已有的价值规范。这种冲突导致他们内心的剧烈痛苦和无可奈何的悲剧人生。作品中的小寇这样说：“人要干这种下流事就得忘了自己，忘了自己也就忘了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统统忘掉，这样心理才得安。”忘了过去就一定心安吗？问题是已经融入血肉的那种人生伦理能忘得了吗？于是我们看到这群在“忘”与“不忘”之间的乡村人，在城里左冲右撞，混迹于一片喧嚣的碎片化现实中。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情境中，传统的民间道德自然呈现出碎片化的无奈和痛感。这个“碎片化的道德现实”实际上又牵扯着中国当代乡土社会何去何从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贾平凹在《秦腔》的后记中有段话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农村、农民、土地供养了我们的一切，农民是善良和勤劳的，但农村却一直是最落后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国家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那农村、农民又怎么办呢？在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极度地发挥了潜力之后，面对着粮食产量不再提高，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的社会问题，农民再也守不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旧的东西稀里哗啦的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风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于是他们挟裹于“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与那个“现代性”的生活纠缠在一起，沿着国道盖楼，出外打工，土地荒芜或者被征用，农村、农民陷入了巨大的时代漩涡中，于是贾平凹质问：“土地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的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是怎么办？”这一系列问号所质疑的正是中国当代乡土社会、文化发展的问题。面对当代社会这种复杂的问题，尤凤伟《泥鳅》中的“主题原型”自然也就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呈现形态。但不管怎样变化，我们依然期待那美好的东方道德精灵，不仅在作品中，而且在现实中带来生命的光辉，因为人类生命追求始终与“美”、“善”是联系在一起的。
“动物报恩故事”与张炜的小说
张炜的小说与民间文化有着及其深刻的内在联系，张炜自己曾说：“我相信自己的写作深得民间文学之惠。这是因为一部分受惠是自觉的，而许多时候是不自觉的。我出生地的民间文学资源丰厚无比，登州海角一带流传的故事多如牛毛，而且地域色彩鲜明——大多有关海仙奇幻之美。这是齐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它的总体色调决定和影响了我的写作，另一方面也常常作为一种具体的使用出现在我的作品中，如《古船》、《九月寓言》、《柏慧》都直接使用了这一地区的民间故事。特别是《刺猬歌》，这方面的印记就更多。”所谓的这种“印记”，我以为就是民间传说、故事的叙事“原型”在其作品中的显现与意义置换，在他的小说中，虽然可以找到不同谱系的神话叙事的原型，但从“主题原型”的角度看，张炜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三想》、《问母亲》、《我的老椿树》、《梦中苦辩》等作品应特别引起重视，在这几篇作品中，“主题原型”所生发出的意义，都体现在其后出版的《九月寓言》、《柏慧》、《刺猬歌》等长篇小说中。张炜的这几篇作品所着力表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对于人对自然的破坏及对其他生命的戕害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人与土地上的一切生命应该是相互帮助相互依存的，人——包括我自己有时也承认这个。可悲的是我们太相信、太满足于自身的力量了。随心所欲地规范、管理，丝毫也不顾及其他生命的自尊心，慢慢地变得为所欲为。”因此，在《我的老椿树》中，他写了具有灵性的老椿树在人的照顾下茁壮成长，它也以自己的生命养育了人，老椿树不仅与那位女人生下了孩子，而且还以不畏艰难的柔情用自己的血脉在苦难中支撑起了养活孩子的责任，老椿树是有情的，他抚养了孩子直到死去，那位老人也是有情的，他终身守护着老椿树，在此，万物的生命与人的生命是以情感为核心联系在一起的。《梦中苦辩》是一篇非常精致的短篇小说，它虽然没有《我的老椿树》那种浪漫的艺术手法和“万物通灵”的温馨情感，然而这篇小说却把“我”对于狗的柔情感觉与理解与人类对狗的残忍相联系，把当代人对自然及其他生命的蹂躏所面临的潜在巨大危机触目惊心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什么不能容忍有灵性的狗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要仇视一切有生命的植物、动物？在此张炜所思考的人与自然、生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感悟，而是对人的生存前景有着深深的忧患。因此，他在《问母亲》中对大自然美丽风光的失去表示了由衷的愤怒，对“狐狸与人”的美好关系有着深深的依恋，在《荒原》中描写了毁坏树林的愚昧无知的行动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创伤，还有《橡树》中对生命的不尊重和肆意蹂躏给老黑轱和小憨带来的悲剧性结局。这一切都在提醒人们：自然、动物以及其他生命对人有“恩情”的，是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人的存在的意义，不要因一己的私心或其它目的而残暴的对待它们，人的这种残暴和“负义”最终带来的是对于自己的惩罚。显然张炜在思考人与自然及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时，是在构筑新的人的伦理，正如他所说的：“我觉得对待小动物的情感跟对待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是一致的。我不相信无缘无故伤害动物的人会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人道主义者也会广爱众生。人道不仅用于人，人道更加应该是为人之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原理和法则。……一个双手沾满野物鲜血的人不会心安理得，讲迷信的人会说他要祸延子孙。”他的这种论说可以概括为：自然、动物及其他生命对人是有恩的——人负义残害、蹂躏它——人最终要受到惩罚。在他的小说中虽然这一主题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内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张炜小说的这个“主题”从民间故事、传说的“原型主题”看，是与“动物报恩系列传说”和“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等故事类型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民间故事、传说的“原型主题”在张炜的小说中以当代的形式呈现出来。关于民间故事传说中的“动物报恩故事”与张炜小说的关系在前文已作了简单分析，为了更深入、具体的说明这一问题，以《我的老椿树》和《梦中苦辩》为例作一具体的分析。
在张炜的小说《我的老椿树》和《梦中苦辩》中，“原型主题”的特征是明显的，它是“感恩的动物”和“感恩的动物负义的人”等民间传说故事类型的变体，它复现了这两类故事类型的基本母题（或者说情节单元），但又生长出了深刻的当代性意义。
在民间故事传说中，“动物感恩”故事的基本情节结构在前已作了说明，《我的老椿树》与“感恩的动物”的故事相比较，传说中的“动物”在小说文本中转换为“有灵性”的植物——老椿树。老椿树和那位老人相依为命，老人对老椿树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他会在单元的某些变化中，着力描述了人与自然相依共生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正是在当代生活中所缺少的，“当代人以建设和革新为口号的破坏随处可见。本来时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本来是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和谐秩序，有时已举手就打碎了。历史在不知不觉中倒退，而且这期间的一些巨大损失永远也不可能挽回，其中最宝贵的东西甚至不能够复制。这就是人类的悲哀之一。”通过《我的老椿树》，他复活了人与自然及其他生命之间平等的亲情关系。《梦中苦辩》这篇小说中出现了“负义的人”的原型，这个原型是“感恩的动物负义的人”的变体，“感恩的动物”这一母题在这篇小说中不是叙述的重点，他重点叙述的是人怎样“负义”，“回头看看我们这儿吧；没有多少树与草，没有野鸭子和天鹅，如果从哪儿飞来一只鸟，见了人就惶恐地逃掉，鸽子也怕人，所有的动物都无一例外地要逃避我们。我真为这个羞耻。我仿佛听到动物们一边逃奔一边互相警告，快离开他们，虽然他们也是人，但他们喜欢杀戮，他们除了自己以外不容忍任何其他生命。”人这样“残酷的对待生活，对待自然，必遭报应，对当代人的某些所作所为表现出深沉的忧患情思。
在张炜一系列描写自然、动物与人关系的小说中，都有感恩的动物及“感恩的动物负义的人”等民间故事类型的“原型”或隐或显的存在。在张炜的小说中，为什么会出现原型并赋予了其新的意义呢？
“原型”在张炜小说中的出现首先是意味着张炜认识、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与民间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张炜的作品中，他以为人与自然根本相互适应，人的心灵能反映出自然界中最美最有趣味的东西，他怀着一种喜爱和幸福与普遍的自然、生命交谈着，相信自然界的一切都有着生命，人只有与自然界的一切共同相处才有人的一切，只相信自己，只依靠自己，人是决不能生存的，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自己决定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种决定的不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就在于他们忽视了大自然的一切。当张炜思考、认识世界的这种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以人为中心的、无视其他生命存在的思维便转向了“万物有灵论”的想象。他也就重新发现了民间故事传说中的原型在当代的意义和审美的价值。
张炜重视民间文化、故事传说并从中寻找创作的资源，其现实动因时什么呢？当有人指责张炜的作品对过去、对传统留恋的太多的时候，他自己曾经这样说：“可能他们说的是对的。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自己一直向前看的作品、我不知该怎样解释。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责怪与这种看法连在一起，以各种方式向我提出。可结果我仍然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自然而然的，而那种倾向性也是自然而然的。假使真有不少作家在一直向前看，在不断的为新生事物叫好，那么就留下我来寻找前进路上疏漏和遗落了的好东西吧！这同样重要。我没有阻挡前进，也没有反对新生。我的对美好的过去的追忆，同样也包含了对新生事物的急切期待和真诚的祝愿。但新生事物有的并不真实，有的只是陈旧的腐朽的东西经过打扮而已。对这样的东西，我不会不去谴责。这种谴责会被误解，但我宁可冒此风险。我觉得艺术家是尘世上的提醒者，是一个守夜者。他应该大睁双目且负起道德上的责任，而道德方面的经验和尺度，也只有从长期形成的东西中寻找。新生的事物总要忍受这种经验的验证和考验，因为它是新生的，他还刚刚脱胎，它自己不是规范也不是尺度。从道德出发观察事物是艺术家的一个特点，他不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后一类人可以不计道德因素。一个作家要写东西，只有从沉淀在心灵里的一切去升发，他们整个工作简单些说就是回忆。而回忆，就是向后看。眼前刚刚发生的事难以写成好作品。”我大段引用张炜这段话的原因是因为在这里我们明白了张炜对历史、现实、文学审美的基本看法，民间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经验、道德经验的结晶，其优秀的部分自然也构成了他文学追求的重要部分并在他的思考中生发出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