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歌颂人经过考验、发挥潜能，张扬人的主观精神力量。这一“主题原型”在民间传说故事中，主要体现在“神仙考验”这一类型的故事中。这类故事往往是说两个人（有时是多个人）访道求仙，一个人意志坚定，心地善良，人格高尚，能克服种种诱惑和困难，终于获得成功；另一个人则因意志薄弱，或心怀邪恶和私欲而失败或受到惩罚。类似的传说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主题原型也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影响着人们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在新时期小说中，与这一“主题原型”相关的作品主要有阿城的《棋王》，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和《来到人间》，张炜的《九月寓言》等等。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迷恋于下棋，“棋艺”的提升及其下棋时物我两忘的境界体现着人对“棋道”的追求，传说故事中是“得道成仙”，而他是得道成圣——成为棋圣，他为了成为棋圣，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忍饥挨饿，到处奔波，向下棋高手学艺，不去留恋世俗的物质享受，他虽然喜欢“吃”，但“吃”仅仅是他生存的基本条件，他并不是为了“吃”而“吃”。在《棋王》中的情节单元和得“道”目的虽与传说故事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其基本结构模式和主题却无多大差异。这篇体现着道家精神和民间传说故事“主题原型”的小说的当代性意义何在？简言之即是对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的自觉超越。《棋王》中的王一生迷恋于“吃”和“下棋”，“一旦外界需要他有所作为时，内力鹊起，阴极而阳复，获取九局连环之胜。小说最后对王一生下棋景象的描写，完全把一个人的生命之光，借助肉体与精神和盘托出，使之与茫茫宇宙气息贯通。”①●王一生成为超脱现实生活束缚的智者，成为审美化人生的理想形象。就《棋王》的情节单元来看，它与“烂柯山”的传说也有密切联系，“‘烂柯山’的故事讲述的是某人进山砍柴，见二人（童子或者老者）下棋，他在旁观棋片刻，发觉手中斧柄已烂。回到家里，才知己过百年，同辈之人相继离世”。②●“烂柯山”型故事中的两位老者身居深山，抛弃一切功名利禄，清心静气对弈，沉醉于悠然的快乐之中，把世俗生活的血腥风雨、艰难困厄置之度外，这恰是民众理想的乐园和内在的精神渴求，这一母题和“主题原型”也包含于阿城的《棋王》中，它与“神仙考验”型故事结合在一起，共构了《棋王》内在的精神意蕴及情节的演进和发展。发挥生命的潜能，在人生的执著追求中实现主体的价值——这一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题原型，不仅体现在阿城的《棋王》中，同时也体现在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和《来到人间》中。《命若琴弦》中有一个预设的前提：老瞎子弹断一千根琴弦后就能从琴槽中拿出药方，让自己的眼睛重见光明，这就像凡人求仙要经过许多磨难才能得道成仙。当他最后发现药方是空白的纸条时，预设的目的成了虚空，然而“道归肉身”，精神上却得到了升华，悟出了生命的意义，才知道目的虽是虚空的，但一辈子被虚设的目的拉紧，生活中才有了生气，以往那些奔忙和兴致勃勃的翻山、赶路、弹琴，乃至心焦、忧虑都是快乐。人的命就像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也就够了。“神仙考验”型的民间故事意义指向“成仙”，《命若琴弦》则指向人的生命自身，虽然情节单元发生了置换，但主题意旨都是“得道以完成生命的升华”。《来到人间》中的残疾小女孩对于生命历程的理解也有相同的意旨。张炜《九月寓言》中的“金祥千里背鏊”的故事，在更加具体的日常生活中与“神仙考验”型民间故事的“主题原型”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金祥是小村中有着坚韧生命力的一个普通劳动者，他在小村里邂逅庆余，带来了小村生活中一个革命性的事件——人们由吃地瓜变成了吃煎饼。为得到做煎饼用的鏊子，他踏上了艰辛的寻鏊历程。正如凡人成仙一样，金祥含辛茹苦、餐风饮露，在漫长崎岖的山路上奔波，一道道山梁耗尽了他的气力，沿路乞讨的凄苦使其身体变得瘦弱不堪，但他终于把鏊子背回了小村。在金祥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源于民间自身的生命要求的悲壮英雄行为，与“夸父追日”等神话原型也有内在的联系。类似于“神仙考验”型的小说叙事，在新时期小说中并不少见，从原型的角度分析这些作品时，可以发现当代人的精神构成及其文学叙述方式，与民间文化是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的。虽然母题（或情节单元）或人物所经历的事件并不完全一致，但其主题却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二、书写带有浓重理想色彩的神奇幻境，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这一“主题原型”在民间传说、故事中大量存在，许多故事在人、神、鬼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中，表达了人们惩恶扬善、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从理想生活境界的角度来理解民间文学中的“主题原型”，我以为最有代表性的是“桃花源记”所表现出的那种没有战乱，自给自足、鸡犬之声相闻、老幼怡然自得的东方“乌托邦”世界，这一世界呈现出明显的“仙道”意味，所表达的主题在其后的文学作品以及民间文学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在新时期以来小说中，汪曾祺的《受戒》、张炜的《一潭清水》、阎连科的《受活》等许多作品在世俗人生的层面上，都赋予了这一“主题原型”以新的意义。汪曾祺的《受戒》把“桃花源”世界转变为一幅世俗的民间生活图景，在单纯的人生中洋溢着生命的快乐和自由。这里虽没有幻境的神奇，却有民间的理想。张炜的《一潭清水》赋予了“桃花源”世界更多的现实性内容，理想的主题与现实世界发生了剧烈碰撞。作品中的两个老人和那一个吃瓜的小孩，在责任制实行前，他们在一起烧鱼、吃瓜，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们的关系单纯、洁净，就像瓜田间那一潭清水，传递着“桃花源”世界的纯朴与“仁义”。但是，世事的变化，瓜田的承包却打破了这种平衡，民间世界的纯朴与道义正在慢慢消失，作品呈现出明显地对现实进程的忧虑和不满。在此，“桃花源记”的主题原型作为一种情感向往和文化记忆，在张炜的作品里溶化为对新时期伦理道德的生命呼唤，传递着东方古老文化的美丽之声。由“桃花源记”的主题原型所唤醒的文化记忆，在阎连科的《受活》中有着更深刻的当代性意义。阎连科的《受活》写到了“受活庄”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民间自在形态的受活庄，“受活庄”的人虽然都是有瞎、有聋的残缺户，但却扎扎实实地种地、收割，忙秋忙夏。冬季里，家里有吃不完的粮食和蔬菜，日子过得殷实而富足。世外之事和“受活庄”的人遥遥相隔，他们过着“不知秦汉，遑论魏晋”的幸福生活；另一个是外部世界影响下的受活庄，受到中国社会整体潮流的冲击，“受活庄”的自在状态崩溃了，人们跌入了苦难的深渊，他们的命运受到了一次次毁灭性的打击。为什么“受活庄”人总被外部力量所摧残？他们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何以总是扮演悲剧性角色？是“受活庄”的人不能适应社会进程还是社会的运行法则出了问题？当我们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时，就发现了阎连科作品中“桃花源——受活庄”这一意象置换所具有的深刻文化意义：从民间传说、故事中所演绎出的这一世界，是他抗拒社会变动对人所带来的深刻伤害的精神支撑，“桃花源”的现实虽是虚幻的，但这一虚幻世界成为他理解社会变化和人心残酷的参照物，他带着滴血的心，让笔下的人物伤痕累累地踏上返乡之路时，实际上走向的是民间文化的理想，民间的“主题原型”在他心中幻化为一个人类的宿命福地。
三、在新时期以来小说中，许多作品表现出对重利轻义、贪得无厌之物化人格的批判。这一主题在1980年代的山东作家作品中体现得极为明显。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的《古船》等作品都指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人的道德精神的审视。《鲁班的子孙》的主题在“重义轻利”的老木匠和“轻义重利”的小木匠的冲突中体现出来。老木匠以道德、信誉、助人为乐为目标，可是奋斗了几十年，仍然家徒四壁，他穷得连老婆都饿死了；小木匠以经济为杠杆，迅速致富，可是由于过分贪心，结果弄得四面楚歌、逃之夭夭。张炜的《古船》也涉及“道德”与“实利”之间的冲突。《古船》中的隋见素精明、实利，获得了世俗的成功，但他却背负“不义”的罪名；其兄隋抱朴沉思苦难、追问人性、富有仁爱，成为道德精神的化身，在他身上显现的是作者对农民乃至整个社会和历史苦难的解剖，以及对理想道德价值的守望。类似的小说主题在矫健的《老人仓》、王润滋的《小说三题》、张炜的《秋天的愤怒》和《一潭清水》等作品中都有相似的体现，人物冲突大都在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展开。这样的主题表达及其所体现出的价值趋向，与民间传说故事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故事类型相似，或者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主题原型”在新时期小说中生成了新的意义。这一主题原型主要体现在有关“太阳山”的众多传统民间故事中。“在众多的‘太阳山’型异文中，流传在山东的《拾黄金》较为典型，其故事梗概大致如下：两兄弟分家，哥哥欺侮弟弟。播种季节，弟弟向哥哥借种子。嫂子将高粱种子炒过后交给他。弟弟种下后，精心照看，长出一棵特大的高粱。老雕把高粱穗子叼去了。弟弟为此哭泣。老雕让弟弟准备一条布袋，驮他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拾金子，关照他一听头鸡叫就得趴在老雕身上飞回来。到了那里，弟弟拾了半口袋金子，就赶紧回来了。哥哥知道此事，也学着这么做。老雕关照了一通后，把他驮到那里。哥哥贪心不足，拾个没完，眼看太阳升起，老雕飞走了，哥哥被太阳烤死了。”①●这个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的故事，有大量异文出现，但故事的情节结构和主题都与山东的《拾黄金》大致相仿，都是表现对美与善的褒扬和对丑与恶的摒弃，人对物质贪得无厌的追求必然招致惩罚，而美的道德人格和修养却有好的回报。因为在人世间有着一种比财富更为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仁义道德。显然，张炜、王润滋等人小说中的主题是这一传统民间故事的“主题原型”在当代生活的展开和转换，这里虽然是由奇境转向了现实生活，但道德训诫的功能仍在进一步延续。由此可见，儒家的“义利观”在中国文化中的强大力量，它不仅渗透在传统的民间故事中，而且深刻影响着新时期作家理解当代生活的价值观。
“主题原型”转换的当代动力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