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自由谈》在拥护革命，支持北伐的基调中，已经出现不协之音。对民国抱着极度的希望，结果是强烈的失望。1912年双十节的《自由谈》意味深长，庆祝声中却暴露了民国的迅速腐败。在朱士龙《祭武汉死义诸志士文》中，更悲叹的是目下撷取革命果实者弹冠相庆，贪天之功，同室操戈的种种令人痛心的症状。王钝根的漫画《纪念会中之纪念品》犹如一幅黑色幽默，其中“英雄枯骨”与“民脂民膏”相映衬，也是对现实的讥刺。这一期的小说题为《两面观》，作者痴萍，通过两人对话，说明应当对民国采取既“乐观”又“悲观”的态度，表明即使在庆祝的时候也不忘清醒的观察和评估。
对党政要人包括孙中山的指名道姓的批评，已不时出现。受《自由谈》明枪暗箭最多的是沪军都督陈其美，他惯于寻花问柳，花天酒地，被讥为“花都督”或“风流都督”。1912年10月底，“自由谈话会”专栏刚启动，刊登了一则“谈话”，关于孙中山巡视各地，所在官员接待时铺张浪费，“奢华靡丽，殆视前清之为贱贵办差者而过之”。《申报·自由谈话会》，1912年10月27日，第10版。作者王钝根，后来又写了“滑稽小说”《外国便桶》，讲孙氏的某次巡视，某官员发现他房里没有便桶，就从上海洋行购来“极精致之外国便桶一具”。小说不光讽刺当官的溜须拍马，也是讽刺孙氏的洋派作风和外交上的软弱，所谓“先生二十余年出亡在外，坐外国便桶已成习惯”。钝根：《外国便桶》，《申报·自由谈》，1913年1月3日，第10版。这里可看到“自由谈话会”和其他游戏文章之间的互动，使文学表现与评论相得益彰，王钝根为之树立了一个范本。
当二次革命失败，袁氏取消国会，取缔新闻自由，严厉铲除异己，一步步走向独裁时，《自由谈》通过讽喻、质询等直接或曲折方式表明其不偏不倚“中立”的言论更值得注意。在痛斥革命“伟人”之时，“自由谈话会”另一方面鼓吹调和，表明同政府保持距离。剑盦说：“吾愿南省诸君子，顾全民生，不作鹬蚌之持；吾愿袁黎诸公，保其盛德，莫效急兔之追。”《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9月7日，第10版。同时指出袁氏镇压国民党漠视法理，如良知说：“未经法庭审查，遽以治罪，固未能使其心服，亦安能取信于人民乎？”《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11月19日，第13版。
9月间，批评言论集矢于张勋身上。袁世凯派他南下和革命军交战，他攻入南京，纵兵烧杀抢掠，所谓：“宁城人民残遭大难，奸淫劫掠，实为历古以来所罕有”，并揭露他“宁城克复旬余，城中并不悬五色国旗，而张勋欲挂龙旗”。《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9月19日，第3版。连日来“自由谈话会”追击不舍，其火力决不亚于前一阵大骂革命党江南制造局之役，而且批评矛头必然指向袁政府，豁盦在指责“项城弃宁民”时，呼吁“除暴安良，急于星火，人心将去，无托空文也”。《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9月23日，第13版。隐晦的讽喻见诸王钝根的游戏文章《东邻悍妇传》，影射袁氏俯从日本，仿佛预言日后他的卖国行径。《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10月6日，第13版。另在《皇帝之魔鬼》一文里，说袁氏不会受专制魔鬼的诱惑，企图恢复帝制。所谓“袁氏非至愚，必不为皇帝”的话，是给他戴高帽子，但也亮起他要当皇帝的危险信号。《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9月1日，第10版。“自由谈话会”的质疑意在伸张民国法制与自由的真谛，如无邪子重伸“共和”的基本价值：
共和者，反乎专制之谓。在在遵从民意，以一国之民为主体者也。《申报·自由谈话会》，1914年1月18日，第13版。
陈民血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者人群进化之根本。”《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11月27日，第13版。同样“自由谈话会”中不断出现讨论议会、宪政的言论，热望民国实践民主宪政走上正途，尤其在4月正式国会召集至11月被袁世凯强令解散期间，这些言论针对其专制独裁的倾向，而施之以压力。关于民国初期国会之情况，参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1912—191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6月），页83—196。一位叫问海的写了十数句话，皆以“岂不快哉”作结语，表达了有关时局的普遍愿望。第一句就说：“正式政府成立在即，聚全国政法名家于一堂，精研民国宪法草案，以俟两院之参考，岂不快哉！”《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2月23日，第10版。林星甫说：
国会者，国脉也，民命也。阻我国会之进行，即为我全体国民之雠寇，国家之公敌。《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4月14日，第10版。
“自由谈话会”有关英美等不同国体和政党、议会制度以及中国应该依照英国模式的言论，大不了重复了一些晚清以来关于宪政制度的常谈，此刻在严峻的现实中呼吁：“共和的教育者，在使国民理解代议制度为何物”，显见其紧迫性。《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6月13日，第10版。
总之，虽然《自由谈》的政治倾向前后有所变化，经历了对“革命”的爱戴和失望，但这转变并没有根本改变民主和共和的信念。正如孽儿所说：“《申报》者，为中立之和平派，浮躁少年观之，恶其不主张破坏，媚上派观之，恶其不袒护政府，然而《申报》自若也。对于循规蹈矩之国民，感情为最深。”《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5月25日，第13版。这里强调“中立”体现一般“国民”的“感情”，正是“自由谈话会”的特色。
二、“自由谈话会”的“讨论”性质
“自由谈话会”缘自某种“讨论”的需要，具有同人性质。1912年8月出现一篇滑稽小说《神权谈话会》，很可能为陈蝶仙所作。讲的是某庙中众神悲叹世道突变，善男信女越来越少，于是开个“谈话会”“讨论讨论”。结果是众神决定走出庙门，投入社会，大多以教师为业，各展所长，如孔夫子去教国文经学，如来佛教西洋文学等。蝶：《神权谈话会》，《申报·自由谈》，1912年8月10日，第9版。这颇似一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觉转型的寓言，而事实上他们的讲坛是报纸，与会者无非是《自由谈》作者。自副刊见世一年有余，已形成一群作者，似乎萌发了一种凝聚起来发挥更大效能的要求。这样的团体意向反映在不久刊登的标题即《自由谈》的短篇小说里。小说劈头问道：“自由谈何为而作乎？”作者自答：“自由谈之命意，无小说价值；自由谈之文字，无小说价值；自由谈之谈话，无小说价值。”作者嘉定二我是《自由谈》投稿者之一，强烈否定《自由谈》的“小说价值”，目的是否定其消遣价值，而强调它的严肃性。其实在此前就有言及《自由谈》性质的文字，早在3月间，涤青的《自由谈中之自由谈》一文云：“自由谈者，阅报之谈话室也。自由谈者，恶人之照妖镜也。自由谈者，文字之俱乐部也。自由谈者，国人之议事厅也。自由谈者，地方之宣讲所也。自由谈者，言论之监督官也。”《申报·心直口快》，1912年3月1日，第8版。现在嘉定二我将这种提升《自由谈》的要求表达得更为迫切，他声明《自由谈》的作者首先是“自由思想者”。小说最后说：
自由！自由！天下几多之罪恶假汝以行，天下几多之人民赖汝以生。
谈话！谈话！记者之谈话会，阅者之谈话室。自由谈，谈者自由，不自由者夫毋谈！毋阅！嘉定二我：《自由谈》，《申报·自由谈》，1912年9月28日，第9版。
10月23日开始设立“自由谈话会”，代替了原先的《心直口快》专栏，但性质大不一样。“自由谈话会”从一个游戏文类独立出来，标举其非游戏性，作为批评空间得到了扩展。如果说《自由谈》本来以趣味为主，如今同人们觉得有了一个直接干预现实的空间。如觉迷所指出：“‘自由谈话会’栏，各表所见，为时局痛下针砭。”觉迷：《谈自由谈》，《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2月15日，第10版。但槁木子的“爱之切”的表述中，“自由谈话会”似乎别有怀抱和性格：
夫谐文小说，资人玩赏者也。纵有班香宋艳，亦不过使读者击碎唾壶，虽其间嬉笑怒骂，于人心世道，未尝无裨，然究属侧击仿敲，不能当头棒喝。惟“自由谈话会”则不然，可以庄，可以谐，可以讽，可以劝。可以董狐直笔，可以东方滑稽。口所欲言者笔运之，言不能行者文达之。不以寒蝉贻讥，不以飞蝗畏祸。既可为时局之锻，又可伸言论之权。有以哉，予看《申报》，必先看《自由谈》；看《自由谈》，必先看《谈话会》。爱之切而不觉其心之偏。《申报·自由谈》，1913年4月9日，第10版。
这等于同人之间的自我切磋和鼓励的空间，也有意凸显《自由谈》的“自由”精神。它的出现并非改变副刊的文学性，相反各类游戏文章与“自由谈话会”相得益彰，更能发挥其批评效能。如针对革党的制造局事件和张勋的南京淫掠，各类文学创作连日出现，而“自由谈话会”中对张勋或民党的厉声谴责，不啻画龙点睛。像瘦蝶的《罗织大学章程》或钝根的打油诗《劝人莫打落水狗》《申报·自由谈》，1913年12月8日，第14版；1913年8月27日，第10版。，对照“自由谈话会”中关于袁氏镇压民党蔑视法律的责询，其意义就更为明显。
关于“自由谈”命名，李欧梵先生认为，源自于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我觉得“自由谈话会”的“讨论”形式也和《清议报》的英文原译“TheChinaDiscussion”有关。它成为《自由谈》的灵魂，是作者同人互相坦示心灵的窗口、交流意见的场所。的确，其中活跃着一种“记者”的集体意识，赋予整个版面以某种精神气象。《自由谈》没有固定的“讨论”计划，在形式上完全是自由的。有趣的是同人们发表了许多有关《自由谈》和“自由谈话会”的文章，零碎发表的，包括各种形式，如了青《自由禅》、紫尘《谈自由先生传》等，各骋想象，试图形容或界定它们的特征或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探索“自由”的真义及自我身份的体现，也常常夹杂着某种自嘲的反思。
《自由谈》的文风，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他们竞相使用种种比喻来形容《自由谈》，单单如并蛙所列举的，自由谈如良师畏友、炸弹手枪、娇妻爱子、名山大川、照妖宝鉴、海市蜃楼、情丝万缕、着地水银、如来说法等，琳琅满目也像一个万花筒。有意思的是，有的把《自由谈》譬作“古董店”，王钝根是“古董店经理”。《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7月22日，第10版。的确《自由谈》古色古香，使用的是文言，游戏文章的拿手好戏是“戏拟”古文体——从孔孟语录、古文名篇到《西厢》、《红楼》等等——无非经典之作。它是旧文体的博物馆，也是新文体的实验场。雅俗杂陈，不光传统的各类体裁应有尽有，包括时下的通俗文体摊簧、五更调等。更有趣的是许多新创的戏拟文体，如电报、章程、广告、戏单、彩券等，确实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那么，既然“自由谈话会”别创一格，作者们也特别关注它独特的文风。一般来说，谈话会只是个人直陈己见，主要是议论，和《自由谈》相比，在文体表现方面似乎局限得多。当然如前面槁木子所说的，它可以且庄且谐，当然其作者都是游戏文章专家，也难免“滑稽”成性。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所表述的“中立”态度，模棱两可，折中调和。这既是一种表述策略，却不无自我吊诡的成分。在“光怪陆离”之中也包括“《自由谈》像倒翻字纸笼种种色色”那种并不光辉的自我表述。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自由谈话会”一种独特的修辞方式，在第一人称的表述中渗入强烈的意志，具体体现为呼吁、劝诱等口吻。这固然合乎谈话会“针砭时局”的宗旨，更重要的是这些口吻为的是更有效地同民众沟通，或本身就似乎是“民意”的体现。如王钝根一再批评临时政府在外蒙问题上的失策，而在“自由谈话会”中用粗黑体刊出他的“快与俄国开战”的呼号，就伴随着这一专栏作为“民意”喉舌的特殊功能。他说：“现在吾国同胞听得了俄蒙协约的消息，个个咬牙切齿，摩拳擦掌，想与俄国开战。惟有北京国务院里几个人，主张让步，不敢开战。”又说：“其实照全国民心看起来，已有不得不开战之势了。”在反复理论不得不开战之后，最后疾声呼吁：“同胞，同胞，快快预备着，有气力的快快整顿精神，预备投军杀敌。没气力的，快快节省用度，预备捐助军饷。”《申报·自由谈话会》，1912年11月19日，第10版。以这样类似请战的口吻说话，作者似乎成为“民心”的代言者。
另一种较为精致的，是个人的愿望表达，如蛟门故我说：“吾愿众参两院议员勿负人民之托，耽延时日，挥霍金钱。”“吾愿全国铁路速通，俾商业发达。”“吾愿将全国的嫖客流民，通通逐出中国。”“吾愿将各国的债款一一还清。”《申报·自由谈话会》，1913年5月7日，第10版。十数条诗行般的“吾愿”，颇属于奥斯汀（J.L.Austin，1911—1960）所阐发的具表演性的“言说行为”（speechact），看似事实的陈述，却含有意愿、参预、期盼的成分。参J.L.Austin，HowToDoThingswithWords（Cambridgeand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5，SecondEdition），p.2552，94108。另参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223—242。当作者在言及国内外一大堆紧迫的问题时，这种愿望表达的形式能激起读者关注而诱发他们的认同，当然其中也蕴涵着代表“民心”的愿望。
我们不禁会问：“自由谈话会”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它没有民意调查的根据，当时的传媒还没有类似的测验机制。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由谈话会”的不简单之处在于它作为一个公共论坛的“讨论”过程，从开始形成到建立，从进行到结束，都以读者和《自由谈》沟通的方式进行，有较高的透明度。自1913年3月起，在投稿同人的建议下，《自由谈》登刊他们的小照，陆陆续续约一年，共刊出一百余位。这大约在中国现代文新闻史上也是少有的。每张小照一律称“投稿者”，附有简历。由他们的名与号倒可以把那些奇奇怪怪的笔名和真人对上号，此外包括年龄、籍贯、现居何处，极偶然的提及职业。举两例：
便便丐装小影——钱一蟹，江苏青浦人，年三十七，现寓上海白克路永年里四百七十二号。《申报·自由谈》，1913年3月26日，第13版。
投稿者倚桐女士——沈嘉凤，三十六岁，江苏扬州原籍，浙江会稽人，适嘉定徐了青。《申报·自由谈》，1913年6月7日，第13版。
凭这些小照，除了像陈蝶先、丁悚少数几位名流，在其他《礼拜六》或《游戏杂志》等处也能见到他们的名字，此外一般很难知道他（她）们是做什么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投稿人绝大多数属于小知识分子，处于社会基层，散布在城乡各地，以上海周围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