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没有芭蕾舞鞋啊，学校根本买不起或者没打算买。有点骑虎难下，既然已经奔赴福州煞有介事地把舞学回来了，总不能半途而废吧。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让我们穿塑料鞋跳，就是那种咖啡色的、脚趾部分密封的男式硬塑内里拆空仅剩一圈厚厚风火墙的大房子，地面是方砖铺出，年久失修，已经遍布深浅不一的坑。从前我们不会在意地面，即使是跳《东风吹战鼓擂》这样非常费力气的舞，脚跺得再狠，也仍然无碍。从脚板到脚尖，与地面接触的面越窄，要求却越高。勒紧鞋带，把脚拇指夹紧，与其余四只脚指头夹成小角度的人字形，然后脚弓一使劲，膝盖一用力，整个人猛地高出一大截。
后来怎么想都觉得匪夷所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世界芭蕾舞史上，这算不算最怪异的一个品种？还没排练几天，我们的脚就出事了，首先是脚拇指破了、趾甲开裂，接着其余几个脚指头也纷纷破损出血。但是老师仍然不打算后撤，我们也多少舍不得撤。涂紫药水、绑胶布，每天眼泪滴滴答答着居然也熬到了登台的那一天。
没有意外，非常轰动。隔着银幕毕竟在远处，哪能与眼皮底下的真实蹦跳相提并论？
“万泉河水，清又清”，这是诗歌中比兴手法的运用。“我编斗笠，送红军”，这一句才是精华所在，需要重点突出。送--红--军！第一段曲子到这里，舞蹈中的六个人在“送”字时，转到台前站成弧形的一排，背向观众，把脚尖往上一踮的同时，双手也把斗笠高高一举，然后在“军”字时，又迅速地、整齐地往后一转，再把腿一别，微侧着身子，霍地坐下了，双手仍然揪着斗笠的边沿，不是用手掌抓住，而是用拇指、食指、中指，轻柔地、优美地揪住。多么富有想象力的舞蹈语言啊，壮观、华丽，起落有致，感人肺腑。而第二段，第二段在到这里时更加妙不可言，在“送”字时，六个人斜斜地站成平行的两队，斗笠从身体的前侧横向送出，往前往上画一条弧线，然后在“军”字时，让斗笠从头顶上方猛然往下落，落到一半，又突然定住，定在胸前，而脚部，这是最关键的，脚原先是平踩地上的，在斗笠迅速下落中，左脚尖猛一用力，把整个人往上抬起，而右腿则向前举起，举在斗笠的下方。
这个造型与“倒踢紫金冠”、“常青指路”一起成为《红色娘子军》中最不记得究竟演出了几次之后，学校领导终于肯拿钱买芭蕾舞鞋了。鞋是粉红色的，上面有隐约的银光，鞋底高高弓起，鞋头是平的，有块梯状的橡胶物垫在里头，后跟则系两条长长的缎带，像拖着大尾巴。那天还是去市文化宫，还是在那间学舞的房子里，还是那个不爱笑的中年女人。大约是她帮忙买到的鞋，又是她教我们如何绷直脚尖套进鞋，再把那两根缎带从脚踝处交叉捆绑到小腿上。美观是必须的，结实也是必须的。
我们坐在地上，地上是木板的。因为鞋尖多出那块橡胶，绑好带子后，脚一下子陌生了，长出一截是其次，真正吓人的是突如其来的华丽、庄重、仪式感。小心翼翼地站起，踮起脚尖，行走，跨步，抬腿，旋转，地板咚咚咚响，仿佛是敲击一个空置的木桶发出的，微弱的回声宛若私密的耳语。
许多年后的某天，我在半夜突然梦醒，然后睁着眼在黑暗中久久发呆，一遍遍回味着梦境中的那双脚--它们起舞了，居然穿着粉色的、闪着银光的芭蕾舞鞋。
8
小时候我能够明确母亲宠我奶奶厌我，至于父亲，一直到成年之前我都不知道他对我是否疼爱。似乎也无所谓，宠不懂珍惜，厌不觉悲戚，就是不闻不问不管死活，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这只是我现在的回望，当初或许正因为有母亲强大的笼罩，我才可以漠视其余。一把那么大的伞撑在头顶，即使屋漏也不怕风雨了。
写这一节时恰好是六月十六日，六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父亲节，微博上满屏都是对父亲的感恩与怀念。我觉得也有必要写些话，遥致天上的父亲，他去世已经近两年。
严格说起来他并不是标准的好父亲，可我们要的标准又是什么？在我记忆里找不到一次与父亲面对面纵情交谈的场面，或许真的从来没有过。如果是两个沉默的人，倒也不算奇怪，但我基本上算多嘴多舌，而我父亲他几乎有强烈的说话爱好。公社那时常常在电影院里召开大会，一旦是文教卫生系统的，父亲的表演时刻就来临了。台下黑压压一片，教师、医生或者其他，一边打毛衣一边听台上的人念稿子。父亲却从来不用稿子，他往主席台上一坐，咳两声，然后开腔，有一小时他说一小时，有两小时他说两小时，绝舍不得浪费掉半秒钟，并且永远眉飞色舞，声若洪钟，口若悬河。
我读师专时，班上一位“老三届”同学之前就在公社当民办教师，他数次对我说：“听你爸说话跟听评话似的。”评话是什么呢？网上有比较规范的解释：“福州评话是以福州方音讲述并有徒歌体唱调穿插吟唱的独特说书形式，流行于福建省的福州、闽侯、永泰、长乐、连江、福清、闽清等十几个县市及台湾省和东南亚的福州籍华侨集居地。福州评话起源于明末清初，相传是柳敬亭的大弟子居辅臣到福州双门楼授徒传艺而流传下来的。”简单的理解，应该与北方的评书相类似。这位老同学的意思是，父亲把刻板乏味的政治大会，开成了男女喜闻乐见的娱乐聚会。“每次全场都哈哈大笑，那些女的连毛衣都没空打了。”他补充道。
我相信这是父亲幸福感横溢的时刻，官不大，但场面够大，各种俚语、谚语、警句、顺口溜平时他专门拿一个本子记，这时候都可以灵活机动地派上用场。老了后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他只好不放过电话，每天用大量时间拿着话筒，和这个老同事聊半小时，和那个老朋友再聊一两小时。
他不与我们聊，当然首先是我们回避与他聊。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天底下有如此丰饶的话题，却都不是他感兴趣的，于他而言政治才是一切。感谢有电视，世界一下子把众多消息传递到他跟前，他早上起来泡上一壶茶，然后端坐到沙发上看新闻，国际国内，省内市内，这个台新闻一结束，立即就调到另一台。到了中午、晚上重播时，还得再重新看一遍。这种状态很像苦苦恋爱中的人，对方的任何一丝消息都舍不得遗漏，已经获知的又疑虑、猜测、揣度，总次回家父亲最常问的就是谁最近是不是出事了，他说出的人名有时是北京的，有时是省里市里的，都是官员，所谓“出事”是因为一连几天此人没在电视上露面了。我哪里知道，或者他忽然打电话问，中央在此时召开某个会议有什么用意？我手中正有急事，却被这样不靠谱的问题打断，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咬着牙把“不知道”三个字说得像一块硬邦邦的铁锤。说过，就忘了。在外面的客客气气总很难搬回家中，弯曲地活在世上已经非常辛苦了，回到家当然必须扭直过来放松一下，这是我们给自己的借口，越亲的人越舍得伤害。他过世后这些细节浮起，绵长的疚痛成为惩罚。
在三个子女中，父亲肯定暗自做过一番分析比较，过程的煎熬只有他自己知道。当他把结果端到我面前时，立马惨遭一顿嘲讽。他居然认为我应该从政，他说：“你有这个素质！”当官需要什么特殊的素质？给把椅子，无论谁往上一坐立马就人模狗样了。我如此一说，他就一声接一声地叹气，似乎沮丧到懒得再提半句，但过不了太久，还不等我内疚消失，他已经自愈，必定又旧话重提，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至中风躺进医院。
我相信父亲也把“素质”二字当仁不让地安放在自己头上过。福州英华中学是福建师范大学附中的前身，父亲在里头读过两年，然后跟人上山打游击，成为闽中游击队的一员，解放后又从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中穿行而过，喜欢卖力也喜欢卖弄，每天都有挥霍不完的干劲，却一直怀才不遇。如果没有理解错，公社副社长是副科级，这是父亲二三十岁时就拥有的，他那时的梦想是从这个级别出发，然后一步一个台阶，慢慢迈向权力的高处。没料到一直到他离休，斗转星移，岁月催人老，这个级别却像被焊住了，始终纹丝不动，直至后来才安慰性地“享受”了正科级待遇。有客观原因，也不见得与他个人性格没有一点关系。和他一起关过牛棚的人后来告诉我，在里头很多人吃不下睡不着，父亲一闭眼就呼噜声惊天动地，吃也很欢畅，吞下自己那份，又毫不客气地把人家弃下的馒头也拿起，先咬下一口，说：“你不吃我吃。”
哪里，做了什么，解决了多少问题等等等等。人家一怒猛拍桌子，他竟更怒，把桌子拍得更响。这种人合适官场吗？他真是天真了。有才又如何？万一能“遇”那得有中大奖的命。
我表叔是父亲的小表弟，每年到乡下给奶奶扫墓时都是他陪着我们。他记得父亲小时候特别爱唱歌，声音又高又响，并且有个怪癖，喜欢爬到人家屋顶上唱，声播四方，不免因此踩坏屋顶的瓦片。人家上门索赔，只好赔。奶奶气急败坏地骂不起作用，只好由表叔的父辈，也就是我父亲的舅舅们轮番出手教训。
我后来一直想，如果父亲的唱歌或写作的爱好能够得以延续，他这辈子会不会活得更从容安稳些呢？晚年他搬到福州生活，以异地离休老干部的身份主动加入区老干活动中心，总算没有“脱离组织”。老干中心平时也有很多总结材料需要写，父亲屡屡要求代劳。我想象过那个场面，人家本来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父亲笑嘻嘻地迎上去，像小孩渴望糖果般请求让他来写。对方于是顺水推舟，又轻闲又服务了老干部，倒也两全其美。父亲字不错，但他还是生出学电脑打字的念头。我把一台旧电脑给他，他试了一阵，打出来的字比他用笔写慢多了，这显然影响了他“创作”材料的情绪，终于还是放弃了，重操钢笔。老干中心逢节日还会组织合唱团，他也成为一员，开口一唱时，旁边的人总是客气提醒他要小声点。他以为自己技艺不够，为了苦练，特地买回一个卡拉OK机。他住院后，老干局的人来探望，跟他打趣道：“老林，快好起来，我们很多材料都没人写了。”邻居们来探望，说的也是类似的话：“老林，快回家唱歌给我们听！”父亲唱歌通常在傍晚，他对音量已经不敏感，常常一开就开大了，结果歌声在楼间距狭窄的小区里荡开。母亲曾多次对我提及她的不好意思，她说：“你爸唱的歌都是跑调的，邻居都笑死了。”那时父亲已经满口没几颗牙了，假牙也挡不住哧哧往外漏的风，唱《社会主义好》跑调，唱《团结就是力量》跑调，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还是跑调，他不知道合唱团让他没有邻居觉得是噪音，有个熟人天天免费出丑给他们看，他们一边煮菜或者吃饭，一边当成小品来解闷，倒不失为一桩趣事。
一个人从十几岁开始投身于一件事，然后几十年心无旁骛一意孤行，许多东西与之早已血肉相连了，他是真真切切地爱着这个国家与政党，感同身受，休戚与共。建国初期他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对《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颇有意见，陈述一二三诸多意见。解放了，胜利了，怎么还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后来朱德给他回了信，信肯定是朱办秘书写的，但用毛笔粗粗签下的“朱德”二字，却是朱总的亲笔。七十年代中期，我还见过这信，学校里很多老师也见过，可惜后来多次搬家不知去向。那时国歌仍是聂耳作的曲，田汉的歌词却省掉了，父亲正是因此十分得意，把信拿出来传阅，并大胆将此归为自己的功劳。后来歌词恢复，我开玩笑问他还有意见吗？要不要再给中央写封信？他悻悻地动一动唇，不再说什么。中风后他在病床上躺了四年，有一阵意识迷糊混乱时，已经认不出我们，连我母亲也不认得，嘴里却能清晰喊出如下词语：毛主席，共产党、群众、同志、社会主义……除我之外，父亲其余的两个子女都读了英语专业，然后各自过平静的日子，根本不肯向他仰望的那条路上付出努力，他的儿子甚至举家迁到遥远的异国。父亲因此失败感顿生，他像一位攻占城堡的指挥官，自己已冲锋至力竭神衰，原本指望手下的士兵们接过大旗继续杀出血路，一转头，却看到那些没出息的兵将丢下枪，也丢下他的号令，径自跑到远处逍遥自在去了。他从来不曾想过，我们的背道而驰与他其实有直接关系。一场接一场的批斗游街审查，他自己没有被伤及，创口再血流如注转个身又马上完好如初，而我们却不能。那么年幼就开始在惊吓中战战兢兢地生长，怎敢再有跃上这个枝头的志气？
不过七十年代初时，这一切都未徐徐展开，父亲仍觉得自己未来可期，而他的子女好像也开始为他争光了。
登台独唱就有烈士赴刑场的英雄气概，挺着胸，下巴扬得高高的，唱杨子荣时做出座山雕的凶狠表情，唱李玉和又显得比日本鬼子鸠山还阴险狡猾。台下很欢乐，欢乐也有惯性。那么小小的一个小人儿，顶着圆乎乎大脑袋，本身就够滑稽，再对角色演绎过度，人家觉得要是不笑，连自己都对不起。
这只是我弟弟成为公社明星的初始阶段。那时候中学里来了一位上海体育学院体操专业毕业的老师，我父亲脑子一热，马上成立体操队。弟弟成为其中一员，前手翻后手翻，前空翻后空翻，成串的跟头又高又飘。专业而系统的训练是冲着正规比赛去的，到市里参赛，弟弟拿过两届福州市少年组全能冠军，又拿过省里全能第三名，因此被省体工队招入--这是后话。比赛成绩当然令父亲脸上有光，但他觉得还不够光，应该更光。公社文艺汇演于是多出一个特别的节目：体操队拉上舞台翻跟头和倒立。有点滑稽，十几个七八岁的小用孩穿着比赛用的背心短裤，双手撑地，像一条条带鱼似的从舞台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又一个接一个助跑上台，翻出一串串跟头。
镇上的人哪见过这个，巴掌都拍红了。这个最不文艺的节目顿时成为最受欢迎的，然后才是芭蕾舞。
那时我也成为了体操队的一员。中学里除了有那位上海体育学院的毕业生外，还有一位福建师大体育系毕业的老师也是练体操出身。我父亲大约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念头，便宜不占白不占，总之让他的一子一女都加入了。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晨跑操练，压腿下腰拉韧带，傍晚再继续到棕垫上练技巧上器械。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左右，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忽然脸黄得像一片枯菜叶，到医院一查，转氨酶奇高，急性黄疸性肝炎，于是退出体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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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买下粉红舞鞋后，宣传队的日子悄然起了变化。世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制服大约首先是为了给自己打兴奋剂，然后再去震慑别人。舞鞋不是制服，但既然没买它之前我们穿塑料鞋就可以跳，那么把舞鞋等同于制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鞋尖证明今天不是昨天，这样不是那样。
在排练间隙，老师开始安排“练功”这个环节，有时是让我们下腰劈腿，有时是排队走“碎步”--就是绷直腿，前掌后跟轮番踩地，步子走得又快又小。这好像是戏剧演员常用的，我们哪用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