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觉得，光有管理的理论基础即管理哲学和管理的最高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具体措施，于是，他在本章主要讲了要使民易治、使民有为，必须“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这是他认为的圣人治国原则之一。这种原则和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张看似一样都属愚民政策，其实并非如此。老子是要使被扰乱了思想的百姓返璞归真，回到大道方面来，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原文”
不尚贤，使民不争①；不贵②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
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③，弱其志，强其骨④。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
“注释”
①尚贤。推举有才能的人士，崇尚贤名。这里主要指后者。“使民不争”，《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有“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
②贵。王弼注：“贵者，隆之称。”即重视的意思。
③虚其心，实其腹。王弼注：“心怀智而腹怀食，虚有智而实无知也。”
④弱其志，强其骨。王弼注：“心虚则志弱也。”此两句，均意指使老百姓体健心虚，无争名夺利等非分之想。
“译文”
不推崇贤能人之贤名，使人民不至于争名夺位；不重视稀世珍宝之货，使百姓不至于干偷盗之事；不让百姓接触引起欲望的事物，使他们的思想不至于被扰乱。所以，圣人管理国家的做法是：净化百姓的心灵，满足百姓的温饱，削弱百姓的志气，增强百姓的筋骨，永远使老百姓无巧智之知、无贪得无厌之欲，使有智慧有知识的乖巧之人不敢轻举妄动。按“无为”的原则进行管理，就没有管理不好的。
“解说”
本章开篇，老子用“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及其效果作为引论，然后得出圣人之治的原则。管理要以人为核心，一切方法要围绕“人”这个“太阳”转，那就要研究人心、民心，研究人们在想什么、追求什么。老子正是抓住这个核心问题，按照上古的管理经验提出了这样的原则。
从老子的引论和当时的史料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争名夺位、偷盗抢掠和民心大乱的情况。老子在去陈国国都宛丘求学路上遇上当时名盛一代的学者常枞的学生朴然，并在其指点下在放鹿山找到了常先生，在求学的过程中又遇上得意知己尹喜。两人学业结束后，尹喜邀老子去洛阳谋职，老子无意仕途，想去楚国国都郢都了解当时的政治状况和风土民情，于是只身去了郢都，一路上看到了许多令人不忍目睹的心酸场面。到了郢都后，他更体会到当时统治者的贪图名利、追求奢华及其给民众所带来的极大灾难。后来，他在楚国看到楚王发令出兵攻打蔡国，在周室又看到王位之争的一幕幕残忍景象，因此，老子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思想，以预防社会动乱和不安。并由此提升到圣人的治国原则：“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只不过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些原则看似消极，实则积极。
“不尚贤”应是不尚贤绩和贤名。如果是不尚贤能，这种思想当然就是错误的。《吕氏春秋·谨听》通篇否定甚至批评了不尚贤能的思想，说：“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认为要举贤任士。不过，老子指的主要是不尚贤绩和贤名。周朝已有推荐贤能之士的制度，他不会反对这一条的，他只是反对崇尚贤名。这可以从七十七章“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一语看出。就是说，圣人有贤绩却不喜欢见于贤名，不想被歌功颂德。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种治国原则在求稳防乱乃至图强方面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就采取了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在《国语》中亦有记载，齐桓公采用谋士的建议，除训练军队以外，对百姓也进行详分层级的严密组织和弱志强骨的措施，让百姓能吃饱肚子，全国简直就像一个大军营，没有自由求学和个人发展的可能。那些详分层级的组织有分层的统一领导，一旦开战，百姓亦是军人，结果成就了霸业。晋文公分别让百姓虚其心实其腹，身体强健了又受过训练之后，一度准备称霸，大臣子犯劝阻：“百姓虽然经过训练，身体强健，但是不懂得义，还没能各居其位，不能用。”后来，晋文公采用去郑国迎周襄王返国的办法使人民懂得了什么是义。他以为可以使用百姓了。子犯又劝阻说：“百姓还不懂得什么是信，不能用。”后来晋文公在与原国作战中坚持执行原来发出的退兵命令而放弃原国可能投降的战果，教育百姓懂得了什么是信，结果民风大变。后来，子犯又劝晋文公要让百姓懂得礼，养成恭敬、谦让的品德。晋文公照做，以礼仪行事，据礼判断是非。子犯说：“现在可以用民了。”结果晋文公伐曹，攻卫，取得齐国之地，又大败楚军，成了当时霸主之一。老子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他提出圣人之治的上述原则并不是要管理人去征战争霸。他的目的在于各国自强以自保，而百姓则安居乐业，温饱健康，国家安定。王弼认为心虚则志弱；而老子说的“虚其心”不仅指谦虚，还指不把名利、地位放在心上。
但是，老子主张“常使民无知无欲”难以为人理解。任继愈先生说“法家韩非子对此很欣赏，并用作法家治理老百姓的思想。这里可以体现老子与法家之间有一道暗流联通”。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一书中从人性“好利”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以“利民”取民心的“利民政策”，说：“得民之道，莫如利之。”（《五辅》）“旦暮利之，众乃胜任。”（《版法》）人民得到实惠，则“虽不召而民自至”（《形势解》）。即老百姓会自发地来投奔和拥护君主。老子提出“常使民无知无欲”岂不与此相反吗？其实，老子并不是要老百姓没有知识没有欲望，也不是像某些学者说的是让老百姓“眼不见，心不烦”，而是不要有伪诈之巧智和贪得无厌的欲望。“常使民无知无欲”恰与前面“虚其心”、“弱其志”义相衔接。
如果老子的“常使民无知无欲”是不要知识不要欲望的愚民政策，那当然必须批判。封建统治者确实有扼杀人民的理想、智慧，纯粹把他们当成身强力壮的生产工具使用的思想，这是十分卑鄙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思想有着天壤之别。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全面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后来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中也有过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未来的新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的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发展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后来，邓小平提出要培育“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四有”新人。我们学习、实践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包括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享受。由此可见，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伟大的人民领导者，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管理国家社会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根本目的的。剥削阶级统治者自然要愚弄人民，推行愚民政策。可以说，过去所有剥削阶级包括其自树的知识界的代表人物的发展观，都没有关于人的发展这样的内容，人民仅是他们的生产工具，只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及以此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才第一次把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发展观，并作为其核心。这是划时代的伟大的发展观。
不过，老子不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者自树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虽然没有提出要促使人全面发展的思想，但他提出的“常使民无知无欲”，不能单从字面上看，不能作愚民政策来理解。他是要永远使老百姓无伪诈之巧智、无贪得无厌之欲望，从而返璞归真。有些学者将此句翻译为“永远使老百姓没有知识、没有欲望”或“永远使老百姓无知识无欲望”，这些译法均欠妥。蒋信柏先生在其编著的《道德经》中翻译得较好一些：永远使人们没有伪诈的心智，没有争名夺利的欲念。周卫先生在《〈道德经〉新译新评》中则翻译为：不知名利为何物，更无贪欲在心头。这样的理解都是正确的。蒋信柏说：“整句话的意思是使人们没有投机取巧、争名夺利的欲望。天下人的欲望淡了，人心也就厚道了；人心厚道了，天下自然就太平了。”这种说法是合理的。
老子的管理思想有两个重要方面，为使人民安居乐业，自由发展，一是要防止来自下面的争名夺利和因贪欲而妄为，或盲从某些捣乱者；二是要控制来自上面的搅扰百姓自由发展的苛细礼制。这里主要是讲第一个方面。
“常使民无知无欲”，可以起到防乱和净化人心的双重作用。人民要自由全面地发展，国家必须给予其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当时其他学派也看到了这一点，只是做法不同。儒家想按周朝的老方法包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类进行“礼教”，以使人民安分守己，这显然是需要的，但比较生硬、机械，是舍本求末的做法。儒家经典的《礼记》开头一篇就说：“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这就是重“礼教”的依据。周卫说：“孔子极力提倡‘克己复礼’，企图以周礼为蓝本，来重建社会道德体系，而老子则坚决反对这一主张。”周礼极其繁杂，等级森严，连埋马、埋狗都有不同礼法，有些礼制连他的弟子也有怀疑。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呢？更何况“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并非最好。应该说“人有德则安，无德则危”，故应悟道修德。老子则看到了问题的源头，认为最重要的是从净化人的灵魂入手进行心灵教化，即进行德教，这样才能“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人心厚道无贪欲，自然就不会听信那些妄为的作乱者，所谓“智者”也就捣乱不起来了。如果光有“礼教”和礼法的约束，而人心有伪诈、有贪欲，则越施行“礼教”、越约束百姓，则越乱套。故后人批评说“礼教杀人”。“复古不但可笑，而且可耻。”陈戍国，周礼·仪礼·礼记·后记，长沙：岳麓书社，1991.如果从根本上入手，同时施以“礼教”和礼法中好的部分，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是老子与儒家的重大分歧。《淮南子·卷二·俶真训》批评了孔、墨弟子自己都做不到，焉能教人，说是“用皮毛末节去归返根本”，认为“如果能通达性命之情，那么仁义自然会依附于身，行为举止哪能搅得了人心呢？”（西汉）刘安，淮南子·卷二·俶真训，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常使民无知无欲”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即促进人回归本性，返璞归真。这不只是治国的手段，也是治国的目的。人在争名夺利愈演愈烈的社会里，本性是被扭曲的，心情也是不舒畅的，亦即不自由的，是不符合人的本性和全面发展的。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品德才是返璞归真的结果。当然，这需要物质基础，需要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但是教育必须提前开始，必须从根本入手。人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精神境界不断升华，不断脱离低级趣味，做高尚的人，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教育的最高目标。
本章最后，老子又得出了“为无为，则无不治”的结论。这一结论恰与上一章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原则相衔接。在这里，能不能得出“为无为，则无不治”的结论呢？这一结论看起来的确有点突然和牵强，但是，如果按照他的辩证法仔细一想，就不会感到牵强，反而会觉得顺理成章。因为老子讲的“无为”是希望高层管理人要管宏观、管政策，而不要管具体业务技术，具体业务技术的应用即“有为”应由臣子和百姓去做。既然要臣子和百姓去“有为”、去做具体之事，就要让他们无杂念、身强健，这样相辅相成，当然就“为无为，则无不治”了。后来的齐桓公让管子全权负责管理国家大事，管子则又分工下去。据《吕氏春秋·勿躬》记载：“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尽五子之能，况于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吕氏春秋·为欲》还说：“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故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无不立矣。”
另外，“为无为，则无不治”，倒是透着民主管理的精神。他是要“上”无为，而不是要“下”也无为。相反，是要放手让臣民去改革、开拓、创新、进步。“上”只要集中臣民的意志和建议就行了。这就是他的“无为而治”思想，是民主的管理原则。
“诗赞”
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老子赞誉：圣人之治
圣人之治即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即民主至治
但须育民无伪无贪欲
使民身强体壮胸怀虚
促进德智体美都发展
这是教育之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