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老子将国家领袖划分为四类，为什么各层级的领袖依次有别，而最优秀和最差的那样悬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守“道”与离“道”。老子认为废弃大“道”，领袖会异化变质，国家会出现人们习以为常，实则不必要、不正常的现象。
“原文”
大道废，有仁义①；
慧智出，有大伪；
六亲②不和，有孝慈；
国家昏乱，有忠臣。
“注释”
①有仁义。马王堆甲本作“案有仁义”，乙本作“安有仁义”。案、安意思相同，即哪里有仁义，或怎么会有仁义。这是重仁义的学者所做的改动。
②六亲。王弼注：“父子、兄弟、夫妇也。”
“译文”
大道被管理者抛弃，社会才有仁义的彰显；聪明才智若全都过分显露并发挥出来，社会就会有奸诈欺骗的事发生；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不和睦，才会提倡孝慈；国家一旦昏乱了，这时才凸显出所谓忠臣。
“解说”
老子在这一章把“道”的最高概念提出来了，称为“大道”。他认为有天、地、人等多方面的“道”。“大道”是“道”的最高概念或各方面规律的总括。老子认为“大道”需坚持，绝不能废弃。废弃就会有社会病态的出现以致国家昏乱。
他用辩证法思想列举了多对矛盾：一是大道废和仁义；二是智慧与虚伪；三是家亲不和与孝慈；四是国家昏乱与忠臣。矛盾的对立面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地位的转化。老子认为“仁义”、“智慧”、“孝慈”、“忠臣”这些好听的字眼本可以不必提倡，但是，一旦其矛盾的对立面出现并凸显或弱化，这些事物就会出现并随之变化。仁义出现了，是因为无道了即废弃大道了，虚伪的出现是因为有智慧出现了，孝慈的出现和提倡是因为六亲不和了，忠臣的出现是因为国家昏乱了。老子的意思是：宁要大道，可以不要提仁义，因为在他看来，仁义一出来就意味着抛弃了根本指导思想——大道；宁要国家安定团结，也不要忠臣的出现，因为在他看来，出现忠臣也就是国家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了。可是，一般人却喜欢“仁义”、“智慧”、“孝慈”、“忠臣”这些概念和社会现象，为此，老子为这些舍本求末的现象深感忧虑。他认为这是管理国家不善的结果，是一些学者研究未透的结果，是废弃大道即放弃理论基础的结果。显然，他是要劝诫管理人：如果坚守大道，国家自然安定，人们自然淳朴、和谐，那么，仁义、智慧、孝慈、忠臣还用得着有意识地大肆提倡和宣传吗？坚守大道，仁义、智慧、孝慈、忠臣就会根据社会变化自然而然地出现，用不着强作宣扬，否则这些东西也会因没有理论根据而显得苍白。因此，坚守大道是管理的根本。
上古时代，人们结绳而治，没有什么仁义、谋士、忠臣等。人们和谐共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会平安无事。后来社会不断变化，从舜开始崇尚“仁义”，社会越来越复杂，春秋战国时期乱不堪言，虚假仁义日益增多。仁义、谋士、忠臣等纷纷涌现。用权术、使计谋、玩欺诈的现象日益加剧，而社会也日益不可收拾，受害的是黎民百姓。老子看到和预言到的，管理人不可不察。老子虽然看似保守，其实有积极意义；看似说得过分，实则为了校正。在这里，“慧智出”是指有意地显示出来并加以宣扬，同“见贤”一样。如果不如此，智慧自然还是要用的。
但是，老子没有回答当社会出现了动荡不安、六亲不和等现象时该怎么办。事物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事物发展了就会产生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有新的矛盾出现；而且矛盾还会随着事物发展而变得多样和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解决不同矛盾的人物和具体方法是必然的。老子的管理思想抓住了总的理论方法，但未能甚至有时忽略了细致、具体的方法，这是令读者感到遗憾的地方。因此，孔孟之道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且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欢迎。问题是封建帝王违背大道或不懂得大道而一味地宣扬孔孟之琐碎的管理之道包括行“仁义”等，结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果以大道为基础，同时总结出系统的具体管理法则，国家社会恐怕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当然，总体来说，老子是对的：要抓根本、抓大道，永远不要违背大道。管理人如都能遵大道管理，社会矛盾就会少而单纯得多，否则就会每况愈下，日益难治。自然法则的总结属自然科学的总结，合乎自然法则的管理才是科学的管理。因此，老子想告诉管理人：大道不能废弃，即自然法则必须遵守，这是最根本的管理之道，离开大道单讲琐碎的管理方法是没有用的，甚至是有害的。管理理论不能没有哲学基础。
“诗赞”
仁义智慧怎不好
孝慈忠信岂能少
但应顺乎其自然
不能见人就鼓噪
若有大道作基础
国泰民安乐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