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翻译理论界，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似乎成了直译论者的代名词。纽马克把他和本雅明相提并论。斯坦纳视其为对翻译可能性失去了信念的“单子论者”。目前国内有关纳博科夫翻译观评介的零散文字也主要集中在其直译论上。
纳博科夫极力鼓吹直译论，这是众所皆知的。在《翻译问题： 奥涅金的英译》（“Problems of Translation： Onegin in English”）一文中，他径直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最糟糕的直译也比最漂亮的意译有用一千倍。”他甚至认为“直译”一词都是多余的，因为“除了直译是翻译外，其他如模仿、改写或拟作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翻译”。他对评论家推崇意译的译作相当反感，认为“通顺流畅、可读性”等并非是评判译作的标准。在他看来，意译折射出了译者的堕落，他们“抡起榔头把一部杰作锤得四平八稳，再邪恶地把它美化得符合特定读者的观点和偏见，这类罪恶应该像当年处罚剽窃者那样给铐上足枷”。他把这些堕落的译者所从事的翻译比喻为“鹦鹉的聒噪”和“猴子的喧嚣”，是对原作无耻的“亵渎”。
纳博科夫的直译观集中体现在其1964年翻译出版的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 Onegin）上。《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英译共四卷，约1500页，译文仅占250页左右，另外除了250页左右的译者序和100来页的索引之外，余下的800来页全是详尽的注释和评论，比如诗中出现“浪漫主义”，纳博科夫就不厌其烦地介绍浪漫主义的成败，出现“决斗”的时候，他就详尽地介绍了决斗的历史和各种形式，以及普希金决斗致死的全过程，如此不胜枚举，工程之浩大，无与伦比，可谓翻译史上独特的译作。
纳博科夫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他出版译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时在英语文学界已经声名显赫，所以人们有理由期望他这样出色的文学大师能提供一本完美忠实的译作。然而，他用字字对译和加注阐释评论的方式把普希金优美流畅的诗体小说译得那么不堪卒读，与原作简直形同陌路，这实在有些出乎人们意料。人们禁不住要问： 是什么原因促使纳博科夫放弃了先前译者常用的流畅归化翻译而代之以笨拙的逐字直译？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是，纳博科夫坚持直译只是一种策略，不是通过直译再现原作的精神实质，而是以此证明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看法显然与纳博科夫的翻译实践相矛盾，因为，既然纳博科夫已经认定翻译是不可能的，他也就没有必要再去煞费苦心地去弄出一个新的英译本。另一看法是，纳博科夫直译的动机也许在于为他贴上一层学者的标签，以改变他因写作《洛丽塔》一书而在美国人心目中留下的不佳形象。虽然我们不能说这种观点是空穴来风，但我们至少也可以认定它难以服人。还有的论者在解释不清纳博科夫直译的真正动机时，干脆称他是一个“极端讨厌的叛逆者”，一个“怪人”。这种贴标签似的解释除了掩盖既有的问题外，对问题的解答实质上于事无补。
二
其实，纳博科夫的直译观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他也不是彻底的直译论者。直译与其说是他信守不变的翻译宗旨，不如说是他采取的临时应变策略。因为，综观纳博科夫的一生，他的翻译活动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即从狂热地意译论者转向极端的直译论者。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把他称为极端的直译论者，如果说不是对他翻译生涯的误解，也是对他片面的理解。同样，如果我们考察这次转变背后的各种因素，无疑可以为理解纳博科夫直译论的实质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纳博科夫生于豪富之家，幼时家中即有英法籍保姆和家庭教师，他少年聪慧，常在其父万卷藏书的书斋看书，14岁就通读了莎士比亚和福楼拜的全部英、法文原作。1917年后随父母流亡，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先专攻俄罗斯文学，后又转学法国文学。因此，纳博科夫很早就熟练掌握了俄、英、法三门语言，为他后来在这三种文字间的传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石。他11岁时就尝试从事翻译，翻译成了他文学见习的特殊形式，同时也为其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可资挪用的素材。他翻译过的点点滴滴几乎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或隐或显的痕迹，《洛丽塔》中丰富的文学素材足资证明。
纳博科夫早期的译作中，比较出色的是翻译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柯拉·布勒翁》和英语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在翻译中，纳博科夫采取了各种大胆的归化翻译法。比如，罗曼·罗兰的作品译成俄语后以主人翁命名的标题变成了《尼柯尔卡·别尔希克》；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译成俄语后成了《安妮娅漫游奇境记》。尤其是在翻译后者的过程中，归化的痕迹十分明显： 小说中背诵莎士比亚作品的英伦少女爱丽丝变成了背诵普希金作品的俄国小姑娘安妮娅，英国的威廉大帝变成了基辅中世纪的伟大王子符拉基米尔，还有英镑兑换成了卢布等等，不一而足。除了翻译小说之外，纳博科夫还翻译了许多英语诗歌和法语诗歌，涉及的作家包括英伦的莎士比亚、济慈、拜伦、丁尼生、叶芝以及法国的兰波和波德莱尔等人。这些诗歌的翻译仍然采取了他后期称之为“优雅模仿”式的翻译策略，有着浓厚的挪用归化之嫌。
纳博科夫早期的翻译实质上继承了俄罗斯翻译传统，即通过翻译的挪用来丰富和拓展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视野，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输血补气之功效，正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纳博科夫有意识地通过翻译挪用欧洲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充实了俄罗斯文学，并通过归化的翻译彰显自己俄语作家的身份。难怪在其后来的翻译中完全抛弃归化翻译法而全面地转向极端直译论的时候，遭到劳伦·G.莱顿的严厉指责，说他“极端直译论与普希金的翻译观背道而驰”。莱顿的指责表面上看来有一定道理，但是由于完全忽视了纳博科夫翻译观念转变后面的种种因素，从而显得有些偏颇。
纳博科夫翻译观的转变与其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创作的转变息息相关。1938年，随着德国国内纳粹势力的日趋猖獗，流亡德国的纳博科夫不得不携妻子逃到法国，两年后他又漂洋过海流亡美国，并于1945年加入了美国籍。身世的浮沉对他的创作和翻译影响至巨。早在1938年他就开始了用英文创作，流亡美国更是延续了这一趋势。随着生活和创作的改变，他的翻译观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概言之，极端直译成为他主要的翻译策略。
流亡美国对纳博科夫翻译和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读者群落的变化。对于纳博科夫而言，这种变化意味着双重损失： 一是苏联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其母国内的俄罗斯读者无法接触到他的新作；二是由于远离了欧洲流亡圈，他在流亡圈中的俄罗斯读者也就因此而失落。没有了俄语读者，他用母语进行的翻译和创作也就成了对牛弹琴，无的放矢。迫于生活的压力，他改用英文创作和翻译也就成了意料之举。但是，在美国这个新的国度，他在俄语读者中一流作家和翻译家的名声也就荡然无存，他成了一个无名之辈。在《洛丽塔》一书的后记《谈谈一本名叫〈洛丽塔〉》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我的美国同胞中没有一个读过我的俄文著作，因此，任何对我英文作品力度的称赞都注定不得要领。我个人的悲剧（不可能，也实在不应该为任何人关注）是，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天然语言，那无所束缚，无比灵活的俄语，而采用二流的英语。”
尽管表面上纳博科夫的英语也相当流畅，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不得不承认，与他的“天然语言”俄语相比，英语无疑还是处于弱势地位，是一门“二流语言”。如果说用英语进行创作是一次艰难的转型，那么，用英语翻译俄罗斯经典著作更加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纳博科夫关于翻译之不可能的观点。
在美国的流亡生活中，有两件事对纳博科夫触动很大： 一是美国读者对俄罗斯文化普遍缺乏认识；二是俄罗斯经典名著英文译本质量低下。就以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例，在纳博科夫的英译本之前，已经有了四个英译本，纳博科夫在对其他译者的勤勉工作表示由衷的赞赏时，亦不免感叹其中“充斥着诸多的谬误”，其主要原因就要归咎于“译者对俄罗斯文化的匮乏”。专业的译者对俄罗斯文化的匮乏尚且如此，更遑论普通的美国民众了。因此，纳博科夫的翻译从一开始便担负起了双重的任务： 一方面在译文中尽量地“存异”，以引导读者穿越译文和原著间的中间地带（这样的中间地带往往被意译的流畅译本所抹杀），以欣赏俄罗斯文化的精妙之处；另一方面，纳博科夫希望自己的译作能弥补先前那些俄罗斯经典作品翻译中的缺陷。所以，表面看来，流亡美国的纳博科夫此时好像是一个俄罗斯文化的弃儿，但是实质上他对俄罗斯文化的传统依然相当忠诚。这份忠诚感促使纳博科夫通过自己的翻译，揭示俄罗斯文化的丰富特性，恢复俄罗斯文化在美国读者心目中应有的地位，获取相应的尊重和崇敬。因此，翻译于纳博科夫而言，不仅是他身为美国大学俄罗斯文学教授的职业需要，更是一种精神需要，是一个来自异域的作家希望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他乡能够得以彰显，从而凸现自己作为“他者”的文化身份。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纳博科夫彻底地摒弃了早期翻译中归化的策略，转而鼓吹直译论。
如果结合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也许我们对纳博科夫翻译策略上的转变能够获得更多的真知灼见。因为，纳博科夫的极端直译论的观点与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提倡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不无相通之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基点在于，不是要“求同”，而是要“存异”。在其专著《译者的隐身》中，韦努蒂追溯了西方翻译的历史，揭示了“归化翻译”策略一直在西方翻译史上占主导地位。他认为，17世纪以降，几乎西方所有的翻译理论大家都主张归化的翻译，只有极少数人主张异化的翻译。可以说，归化翻译是英语翻译的典范，它要求译文读起来不像翻译，而像英语原创作品。韦努蒂认为，归化翻译的传统背后，隐藏着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因此归化翻译原则是值得质疑的。翻译的目的应该不是消除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相反，译者应该尽量保留和传达这种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差异。归化翻译与其说是在进行文化交流，还不如说是对外国文化进行侵吞。所以韦努蒂提出，为了抑制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异化或者说直译是最好的策略，因为它保留了外国文本之异，破坏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韦努蒂把这种翻译策略称为“抵抗式翻译”。纳博科夫的直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就是韦努蒂所提倡的“抵抗式翻译”，它抵抗了英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不仅避免了译文的通顺，而且对英语文化提出了挑战，是纳博科夫积极的文化干预之表现，以反对英语文化的霸权主义，反对俄罗斯文化在与英语文化交流中所处于的不平等地位。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纳博科夫的直译观在抵抗的功效上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相通，但这两者间还是有着巨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在于，解构主义的翻译观认为原作的主体性是不存在的，而纳博科夫依然强调了原作的主体性地位。
三
尽管纳博科夫名义上是一个美国作家，一个用英语写作的大师，但是，他骨子里和灵魂里还是流淌着俄罗斯文化的血液，这份对俄罗斯文化的忠诚促使他在早期的翻译中采取了归化的翻译法，从欧洲的其他文化传统中吸取养分来丰富拓展俄罗斯文化的视域；出于同样的忠诚，他在流亡美国时期的翻译生涯中，“不惜牺牲一切，文字的流畅、音韵的铿锵、意义的明晰、品位的高雅，甚至英语的文法”，也要用极端直译的方式传达出俄罗斯经典作品独特的韵味和句法结构，尽量靠近原作，以抵制英美文化帝国主义使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对俄罗斯文化的蚕食和鲸吞、消解与挪用，从而全力维护本族文化的独特性和纯洁性。因此，可以说，纳博科夫的翻译观表面上是流动变化的，而实质上却是一脉相承的，都受制于一个共同的思想资源，即出于对俄罗斯文化的那份忠诚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