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美学，哲学，纪德虽各有独到的见解，但在哪一方面也未曾建立体系，认为这一切虽是构成一件艺术品不可或缺的元素，却并非艺术家的直接对象。因此纪德的论文不多，而在论文中正面系统地去阐明他自己的文艺见解的更少。他的意见散处在种种假托中。辑而成集的有一九〇三年的《假托集》（Prtextes），一九一一年的《新假托集》（Nouveaux prétextes）以及一九二四年的《偶触集》（Incidences）。此外《论陀斯妥易夫斯基》（Dostoievsky，1923）一书，虽然主题是讲这一位最为纪德所钦慕的外国作家，其实这书倒真正是纪德自己的投影。无疑，纪德必然在陀斯妥易夫斯基身上第一次发现了《福音》中的启示的实践：凡有想救他一己生命的，必然失去生命，凡有奉献了“福音”中的启示的实践：凡有想救他一己生命的，必然失去生命，凡有奉献一己生命的，必然得到生命。而纪德的“个人主义的胜利在于弃绝个性，在于趋向平凡”，又在何处能比在这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身上觅得更好的例子呢？
前面已提到纪德自认是当今古典主义最好的代表，《论古典主义》（Classicisme）全集第十一册，页36—40。此文似已由黎烈文译载战前《译文》杂志。一文是在此特别值得介绍的，因为没有比这篇短文更能扼要而透澈地指示出纪德的文艺立场。纪德解释古典主义是法国民族独特的产物，因为唯有法国民族能藉智慧去克服情感与本能。他认为古典精神寄托于作品中的质朴与含蓄。浪漫作家由于表现上的夸张，字面压倒了真实的情感与思想，而古典作品由于内在的坚稳，无时不渗透着言外之意。因此古典艺术是说话最少表现最多的艺术。
又说个人主义的胜利与古典主义的胜利是不能分开的。个人精神的胜利在于弃绝个性，趋向平凡。但这平凡的达成实系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无限苦心的结晶。因为古典作品中的美与力，正是由于完成克制浪漫精神所得的最高代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只应有一种挂念：即是使自己成为最人性的（devenir le plus humain possible），换言之，也即成为平凡的（devenir banal），而因此，他反达到了真正的个人性与独创性。相反，躲避人性而只顾一己的作家，其结果没有不成为乖戾、怪异，与偏倾。
纪德常说一本作品的真价值，很少在于其中所说的，而是在于其中所没有说的，在于想说而未说的，换言之，在于言外之意。这一种所谓古典含蓄，令人想起纪德在另一篇LEvolution du Thétre（《戏剧艺术的演进》）——全集中的话：“艺术产生于约束，成长于斗争，而死于自由。”纪德认为只有在最病态的社会中，才会产生艺术要求解放的呼声。在一个生活力蓬勃的时代，艺术自愿地觅取它自己的约束，而从这约束中，艺术才愈能表显出它自己的力量。莎士比亚、龙莎（Ronsard）、丕屈拉克（Ptrarque），或竟米契朗吉（MichelAnge）所用的商籁体（Sonnet），但丁的三韵体（Terza Rima），巴哈（Bach）与裴多芬后期的追逸曲（Fugue），不都是追求约束最好的例证吗？美永远不是自然的产物。在整个自然界中一切都可以是自然的，唯一不属于自然的只有艺术品。在《波特莱尔与法盖》（Baudelaire et M.Faguet）全集第六册，页310—327。一文中，纪德认为波特莱尔正由于在表现上脱离了逻辑，他才达到了正确地固定本质上最不可捉摸的情绪。一切不在实用圈内的事物都可作为艺术的材料。艺术中首要的条件，不是在于艺术品中所包含的思想，而是为表达这思想所必须的完美的形式。思想日日在变换，在更新，每一时代有它自己要说的话，因此以思想为主的作品，待这思想成为陈腐时，这作品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维尼（Vigny）之所以能显赫一时，即因其作品中所带来的新的思想，而维尼之所以只能止于维尼，也正因为受累于其作品中的思想。相反，波特莱尔的作品所以始终鲜艳，则由于除了带来新的感觉以外，波特莱尔是第一个作家意识地感到艺术品中形式完美的重要性。在引述并解释王尔德的“想像只是模仿，批评精神才是创造”，纪德曾说波特莱尔与斯当达耳是他们那时代最具批评意识的两位作家，正因这缘故，他们才不自觉地和浪漫主义分了家；正因这缘故，他们的作品才那样尖锐地显出真正的现代性（Modernité）。
在《论德国》（Réflexions sur IAllemagne）全集第九册，页107—116。一文中，纪德认为德国人的特长是音乐，正像法国人的是素描。音乐在本质上是最朦胧最带渗透性的艺术；而素描，相反，则必须具有分明的线条，确切的形式。因此德国人最缺乏个人性，但同时德国人却最具有渗透性。因其无个人性，故不能离群而独立，所以他服从规律，崇拜英雄。因其最带渗透性，他可以融合在任何别的民族中，所以形成他永远向外扩展的倾向。这民族性在文化上的反映，即是德国人的爱好音乐与哲学。而基于同一原因，在文学中德国有她伟大的诗人，但独无像样的小说家与戏剧家，而在德国的小说与戏剧中，尤其难得遇到的，是带有任何独创性的人物。与德国人相比，法国人所喜欢的是素描。因此法国人重视形式，喜好特殊。他求正确，因此他以批评见称。而回到艺术的本题上，纪德的结论是：最完美的艺术品必须是最个人性的，因为只有最个人性的，才能对大众最为有用；一国的文学在于其所表达的本国独有的精神，才能在世界文学中产生它的意义，才能在世界文学中占有它的位置。但正如《福音》所启示的：凡有想救他一己生命的，必然失去生命；凡有奉献他一己生命的，必然得到生命，所以真正个人主义的顶峰却是自愿地弃绝个性，所以在最个人性的作品中却往往存在着最高的人性。莎士比亚、歌德、莫里哀、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是眼前最好的例子。
一切艺术品都由两种相反的力所形成，一件艺术品的成功在于求得相反因子间的调和，这应用于纪德的创作如此，而应用于纪德的文艺理论也一样。由特殊来表达一般，从最个人性的作品中去完成最高的人性，在克制浪漫精神中纪德实践了他最现代性的古典精神。同一道理，在质朴与含蓄的约束中产生艺术，在批判意识与追求形式完美的斗争中艺术开始成长，而散漫与夸大式的自由却必导艺术于死境。
但究竟艺术品的目的是什么？
纪德回答说：艺术品像一个菓子，它蕴藏着整个未来。
Ⅳ
My own， confirm me！ If I tread
This path back， is it not in pride
To think how little I dreamed it led
To an age so blest that， by its side
Youth seems the waste instead？
R.Browning： By the Fire-side
早在《梵谛冈的地窖》写作前，纪德已无时不焦心于最重要的作品尚未动笔。一九一二年二月七日日记中：“如果眼前我离开这世界，从我已完成的作品去估量，没有人会想到我更好的尚未说出。出于何种倔强，出于何种长命的自恃，我总把最重要的留到最后？或是相反，出于何种胆怯，出于何种对题材的尊重，我深恐自己还远不配开始动笔！……”全集第七册，页530。
而次年六月二十六日日记中：“有时我觉得至今自己还不曾认真地写出过什么：我只讽意地表现了我的思想；而如果今日我离开人世，我所留下的这幅肖像，恐怕连我自己的天使也不会认识是我自己……”同上，页566。
同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我觉得截至目今我所写的，都只是开场前的锣鼓声，如今刚是正戏开始的时候。”全集第七册，页572。
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五日：“有时当我想到待说的一切的重要性，……想到待写的《哥丽童》（Corydon）……想到那本小说指《伪币制造者》。……我不禁对自己说，这样延宕着时间实在有点荒谬。如今我要一死，我所留下的该是多么支离不全的一副面目。”全集第八册，页10。
同年七月六日：“……至今我所写下的都只是否定性的作品，我只表达了我心与我精神的反面。”同上，页28。
而十月二十四日又是一贯的语调：“……有时我感到至今我所写成的，都只是对未来的一切所作的准备……有时我惊怖地感到自己的延宕，多少待写的作品都已早该写成了的。”同上，页173。
这在日记中一次又一次反覆的自责与自诉，这一种涌现在一个艺术家心中的创造挣扎的忧念与期待，实不能不唤起人至情的共鸣。《梵谛冈的地窖》脱稿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正当纪德四十四岁。纪德自幼体质羸弱，每当健康失常时，难免不隐隐地感到死的幻影的侵袭。“我愿在这世间表达尽一切所等待于我的，到那时，满足以后，再整个绝望地死去。”但纪德所要说的还未说出，所要写的尚待完成。在这情况下如何能不刻刻警惕着自己流光的难再呢！次年——一九一四——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纪德正在赴英途中，他的行李都已搬在第挨普码头轮渡的甲板上，临时却又卸下。在报端当时巴蕾斯发表号召团结的呼声，纪德立即报以热烈的响应。当民族利益——也即大众利益——受到威胁时，一切个人性恩怨的消灭使纪德非常受到感动。不久他加入红十字会工作，担任登记志愿在军中救伤者的名册。但一切并不如他最初所想像的那么合理。很快他发现他所从事的工作对人对己都无裨实益。已登记的根本无工作可以安插，去登记的也就愈来愈少。与其像大多数装作“救国不愿落人后”的人们一样空坐在办公桌前，他宁愿回到乡间念他的书，温他的琴（纪德在一生中从未间断钢琴的练习）。同年十一月纪德才又出来主持“法比之家”（Foyer franco-belge），从事难民救济工作，直到次年九月工作已完全上了轨道，他才又想脱身，正像他从每一作品完成后的“脱身”一样。但他发现物质世界中没有一件事是有终结的，一切继续着。已经沾在手上的你就很难从此摆脱。纪德属于这一种人：他把一己的真诚看作比一切都重要，所以当他从事一件工作时，他愿把自己整个心放在上面，但当他发现自己的热诚已无补于事时，他就愿坦白的退出。他永远在是非前保持着一种客观的正义感，这才使他有时对敌人的残酷敌人的暴行夸张式的宣传也发生莫大反感。纪德一生中最受人误解的地方也正就是在他为实践一己的真诚所下的一贯决心，在别人眼中却往往只被看作是他的朝三暮四，反覆无常。
大战期间纪德内心中另一痛苦则是战争的残酷逐渐使他当日的伙伴们一一投入宗教的怀抱中。他们都皈依了天主教。这一种到“信仰”中去求安慰的企图，不正是他自己当年经过莫大的挣扎才摆脱了的“盲者”的幸福境界吗？他有信仰吗？至少他早看明白没有最比基督教（Christianisme）是更反基督（Antichrist）的。《福音》（Les Evangiles）中基督的语声无一字不在纪德心中唤起至高的理想，使纪德涌出热泪；但一经基督教的解释，无一字不变作暗淡无光，无一字不被蒙上一重虚伪与功利的面幕。“主啊！并非由于别人说您是神子，我才聆听您的语声；但您语声的美超于一切人间的语声，凭此，我才认识您是神子。”Numquid et tu...（《你也一样……？》）——全集第八册，页311。这在大战期间宗教与信仰问题在纪德心中所引起的挣扎，最真切地反映在他的《你也一样……？》（Numquid et tu...）这本小册中。虽然这书至一九二六年始公开发售，但它是纪德在一九一六——一九年在《福音》前沈思的神秘记录。纪德认为天主教（Catholicisme）是无从承认的，耶稣教（Protestantisme）是无从容忍的；他自信他永不能是耶稣教徒（Protestant）或天主教徒（Catholic）。他自认唯一能加诸他头上的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纪德一生最恨虚伪，而尤恨精神上的虚伪，对自己的虚伪。出于这同一的正义与真诚感，使他在一九一六年开始写他的《哥丽童》和他的自传《如果麦子不死》。
《哥丽童》（Corydon）是一本用对话体客观地从人性、艺术、科学和历史的观点去探讨同性爱的书。“主要的并不在乎去追究是否我想来替同性爱辩护，而是同性爱是否值得辩护的问题”Corydon（《哥丽童》）——全集第九册，页311。，这已够说明了纪德的立场。但在我们这文明世界中，多少事你都可以暗地去做，只是不许明说。谁要揭开这秘密的，就被认作比洪水猛兽还可怕。纪德这本书的将引起多少伪君子们的愤慨，将使他自己受到多少攻击，原是在他意想之中的；但他始终相信凡是真的，我们就没有把它埋没的理由。纪德在《如果麦子不死》序文草稿中曾说：“凡有真的都是带有教育意味的”（见全集第十册，页454），但纪德写《哥丽童》或《如果麦子不死》本意决不在于自炫，他的慎重从《哥丽童》初版之印十三册（全锁在抽屉内），再版之印廿六册（一部分赠送至友）即可想见。
《如果麦子不死》（Si le grain ne meurt...）是纪德幼年以至成年这一阶段内的生活自叙，这书正可和他最后出版的《五十年日记》相衔接。纪德在这自传中，一无隐讳地写出了“明朗与阴晦的结合”“笑与忧郁的混合品”的所谓“人”这东西。他说卢梭写他的《忏悔录》，因为卢梭自以为是世间唯一的人，独特的人；“我写我的，则恰好由于相反的理由。因为我知道世间有多少人都将在其中认识他们自己的面目。”《如果麦子不死》序文草稿——全集第十册，页454。两书成后，朋辈都劝阻他出版。最初他也就把它们锁在自己抽屉内，原因倒并不是怕替自己招祸，而是不愿辜负朋友们的好意。但道德上迫切的责任感，使他不能不把自己这种举动看作是胆怯。如果他不在生前发表这两本书，他觉得是死难瞑目的。朋友中也有劝他到死后出版，但他怀疑所谓“遗著”，认为这些没有不是多少经人修饰或改窜了的（当然出于亲属或朋友们的好意！），“我认为如果受人憎恨而被憎恨的确是自己的真面目，倒也远胜于受人爱戴，而所以被爱戴的却并非真是本人”见《如果麦子不死》序文草稿（全集第十册，页454）及致Edmund Goese书简（全集第十四册，页400）。。由是在大战期间所写成的《哥丽童》与《如果麦子不死》终于前者于一九二四年后者于一九二六年正式和世人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