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了以上这番理论，必然要认为这些都不过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这像永远是艺术中对立的形势，无数艺术上的争论由此开始。让我们再回到纪德所提出的这个公式：他已说在自然界中是“人出主意，神做主意”；在艺术品中是“神出主意，人做主意”，以后他更进一层说：你把“神出主意，人做主意”这个公式劈成两半去看，结果正代表了艺术中所争论的两方面：一味追踪“神了主意”的艺术品即代表了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或是一般人所谓“为人生的艺术”；另一些一味钻在“人做主意”的这半截的，结果即是理想主义，个人主义，也即一般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但是，纪德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却是两者不能分离的，也就是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产生的条件必须是这一个完整的公式：“神出主意，人做主意。”
他说艺术品总是“中和”的。这意思倒不是说一件最好的艺术品就应该不多不少存在于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中间距离。一个艺术家的气质与作品很可以，假定他有胆量的话，绝对倾向到这两个方面中的一面，但有一个条件：即是他全个身子已仆在那一面，无论如何，他还得有一个脚跟踏在这一面，如果他再往前一步，这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必然会落空的。
Ⅱ
以上我们说明了文艺与非文艺境界的区别，也就是构成文艺特性的基本条件。如今我们再就“文艺的组成”这一个项目来作论列。
当纪德回答什么是一件艺术品，他曾说：
艺术品像一个菓子，它蕴藏着整个未来。
换言之，文艺的组成总不外两个方面：形式与内容。困难的是如何去求得形式与内容的配合。
《旧约》的《传道书》中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我们也未始不可以说，日光之下件件都是新事；问题在于你有没有“你自己的眼睛”去看，换言之，也就在你有没有“个人的视觉”。我们看一个伟大的画家，他画幅上出现的，可能永远是几个苹果或是裸体的女像，这几个苹果与裸体的女人自身并没有什么新奇，新奇的是寄托在这些实物上艺术家“个人的视觉”，这在绘画如此，在文艺也一样。
因此纪德说一切不在实用圈内的事物都可用作艺术的材料。这并不是说艺术必须是不实用的，而是告诉我们一切都可作为艺术的材料，也就是艺术的材料本身是无限止的。一件文艺作品的好坏与它题材的雅俗美丑是无关的，问题在于艺术家如何去处理他的题材。
没有再比文艺写作是更不可能用公式来解释的。我们可以把水分析成H2O，我们也可以用H2+O而还原成水，但这对文学与艺术是行不通的，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自然，也有些作品可以被拆开，拼起来又可以还原，但这些作品本身就称不上是艺术品。大凡一件作品的品格愈高，它也就愈经得起分析，也就是说，虽经分析，它的价值依然屹立不动。
这价值有时即存在于作品的“组织”（Composition）。这儿所谓“组织”并非指一篇文章表面的“起承转合”，而是每一个艺术家为他一己作品所特有的一种设计；更严格的说，是为他每一种作品所特有的设计。正好像我们穿衣服不能借穿别人的，必须量了自己的身材去做，而在这情况下，冬天的衣服应有冬天的量法，夏天的衣服应有夏天的量法，因此所谓“组织”也多少带有“尺度”（Mesure）的意思。自然，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讲这一套，我们穿衣服往往买现成的（Readymade），这情形应用在今天大多数写文章的人也一样。但另一方面你却也可以看到一种相反的现象：你看到有些人穿衣服非常随便，也就是所谓“不修边福”，但一个真正不修边幅的人，他对他的“不修边幅”却是非常讲究的。这例子可以应用到现代西洋一部分绘画：对于一个外行人，他觉得那种在画幅上出现的图案或是静物简直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但对于一个真有艺术鉴赏力的人，他可以看出艺术家构成这幅绘画时在“组织”上所下的苦心，我所以要说明这一点，意思就是我所谓“组织”并不是一个死板的东西，并不是一个表面的东西。
今天大多数写作的人所犯的毛病多半是没有耐心。即以这“组织”来说，它是应该和作者所用的题材一步步自然成长的。我们看今日有一部分作家所写的文章，表面像是非常美丽，像一棵盛开的桃花，但你注意它，这棵桃花不是受着春风雨露的孕育而自然地放苞的，它是用温室用人工的方法促成的，这在文艺上可以称之谓“早熟”，而也往往容易夭折的。这一种光爱在技巧上作炫耀的作品很难长寿。纪德曾说过这句话：一个作家的每一卖弄，每一作态，每一句俏皮话，每一不必要的幽默都只是使他作品的面目上多添一道皱纹。
爱美乃是人的天性，但有时最美的却也是最平易而最近人情的。这使我想起莫里哀（Molière）的喜剧《中产绅士》（Le Bourgeois Gentil homme）中的一个场面：这喜剧讽刺一个暴发户的中产绅士Jourdan先生。Jourdan先生感觉自己在交际场中施展乏术，便请了各别的先生去教导他：有教他跳舞的，有教他音乐的，有教他文学与哲学的。有一天，当这位教文学与哲学的老师来替他授课的时候，Jourdan先生就向他倾诉了他爱上一个贵妇人而无法接近的苦恼。他说他想写一个小纸条抒说他的思慕之情，预备走过她身边时用来随手装作掉在她脚边，为的可以让她检了去看。老师就问他预备写什么呢？他说意思是早想好了的，打算说：“可爱的太太，你美丽的眼睛使我相思成快疯啦！”但希望能说得动听一点。他老师就说：“那么就这样吧，说她眼睛中的热情把你的心燃烧成灰烬，你日以继夜为她苦恼成……”“不兴，不兴！”Jourdan先生打断他老师的话，“我还是要保留我自己的意思，你最好能指教我有多少种可能的方法，可能的安排来表达我这意思。”他老师说那并不难，譬如说第一种方法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可爱的太太，你美丽的眼睛使我相思成快疯啦！”此外当然也可以说：“相思成快疯啦使我，可爱的太太，你美丽的眼睛！”或“你美丽的眼睛使我相思成，可爱的太太，快疯啦！”或“快疯啦你美丽的眼睛，可爱的太太，相思成使我！”或“使我你美丽的眼睛快疯啦，可爱的太太，相思成！”
“但是这许多方式中，哪一种最好呢？”Jourdan先生问道。
“自然还是你自己所说的：可爱的太太，你美丽的眼睛使我相思成快疯啦！为最好。”他老师回答他。
这喜剧性的讽示倒也确是文艺写作的一个教训。纪德常说一个一时成名的作家多半靠他的“作态”，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只应有一种挂念：使自己成为“人性的”，也就是“平凡的”。当他真能达到平凡的境地，也就是最能表达出他个性的时候。但如果这平凡是毫不费力地得来的（像Jourdan先生式的平凡），那就可以证明其人并非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一件艺术品的产生往往为求得两种相反的因子或是两种相冲突的力量的调和；一件艺术品中的美与力在于作家对自身浪漫意识的克服。我在这儿预备举鲁迅的两个作品来做说明：鲁迅的《狂人日记》，你初看也许觉得很新奇，但对西洋文学略有修养的人（尤其是俄国文学），第一可以看出这作品的观念本身是模仿来的；第二这作品的表现方法令人感觉逾量的浪漫气质。鲁迅自以为这是他阴沈的自然主义的作风，而实际却是夸大的浪漫主义的调子。但到《阿Q正传》情形就很不同。在这儿，初期的浪漫气质已经受到压抑。从表面看也许觉得文字与题材更倾向于平凡，但正藉这平凡作者才显示出他真正的个性与独创性。《阿Q正传》可以算是中国这几十年来在文学上最成功的作品，因此我还预备借用它来作说明。
纪德认为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往往是用“特殊”来表达出“一般”、使“一般”由“特殊”中表达出来，这意思与他所谓最有个性的作品也就是最带人性的作品在意义上是大致可以连贯的。鲁迅的《阿Q正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鲁迅取作题材的阿Q是中国某一省的某一县中某一小市镇上的某一个不常见的人物。阿Q的动作，语调，乃至他所唱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都是浓重地带有鲁迅故乡绍兴的风味的，但这并不妨碍一个广东人能欣赏这篇作品，也不妨碍一个北方人能认识这篇作品。它所有的一切“特殊”不仅不妨害读者的欣赏，而藉这特殊反造成了一个非常一般的观念。阿Q这一个人物藉作者特有的艺术已扩大成中国民族性中某一部分的象征，因此从这一篇小说作出发，在我们现代日常字汇中已平添了一部分新的名词，如“阿Q意识”，“阿Q气质”，“阿Q形态”，乃至“阿Q典型”。小说中的主人公从此已从一个专有名词而扩大成一个现代颇为时髦的普通名词。它应用的广泛可以用这一个例子作证明：当今年初夏，上海学潮快告段落的时候，那时被捕的学生一个还未释放，我所在的学校当局曾为此开过一个营救被捕学生谈话会，其间讨论到学生释放以后，校方是否还应追究当日那批蒙面的学生。这在学校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不追究，实在有失学府独立的尊严，而大多数学生怕也不能服气；如果追究，事情牵连太大，在今日情况下，学校怕不能作主。正在这为难之际，一位理学院院长发表了高见，他说：“我的意思，我们应该劝学生们多学一点阿Q精神。”我当时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我举这例子，用意并不为指摘这话所含的意义，我只为要说明阿Q这名字已如何地流行于各阶层的这一事实。
讲到文艺的组成，纪德又说一件真正的文学作品必然是从反面入手的，换言之，它必然是带有讽刺意义的。文学的用意与劝善无关，它并不要告诉你这对这不对，这该这不该，文学除供你欣赏时所得的乐趣以外，最主要的是能引你去思索，所以纪德说一件写得好的文艺作品必然是象征的。藉这象征——也即作品所蕴藏的观念——各部分才能联贯起来。刚才我已举了大家所熟知的《阿Q正传》作例子，现在我再举一个西洋的作品用来帮助我的说明：那就是也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这一个题材英国十六世纪作家马罗（Marlowe）已早把它用来写过戏剧，而从戏剧的观点来看，也有人认为比歌德的写得好。大家都知道歌德写这一部作品从二十二岁动笔写，到八十二岁刚写完，其间曾经过六十年的时间。不消说，从故事本身来讲，实在有欠紧凑的缺陷，但所以能把这部作品的各篇段联贯成一个整体，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一生的结晶，却正就是靠作品中所包含的象征。马罗的《浮士德》除了适应舞台应有的增删以外，在精神上与原来的浮士德传说并无多大差别，换言之，把浮士德这一位老学究由于欲望不满足，终于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而最后受到天罚，看成是他自作其孽应得的报应。但到歌德手上，这故事却完全采取了一种新的意义。浮士德对一切都不能满足而永远追求着理想的这一种精神，在歌德的作品中才被看作是现代人精神的象征。歌德在他《浮士德》的《天上序曲》中曾有过这句话：“Es irrt der Mensch so lang er strebt”（除非人到生命终止的一天，他的过失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一个人的过失是不足重视的，主要的是他有勇于进取，不求安息的精神，有不以现状为满足而永远在那儿追求理想的精神。在我们这时代，提到“理想”两个字，人人会觉得你所说的是废话，好像理想谁不能有，它并不是一件什么新奇的东西。正因为这缘故，我愿特别提醒各位，“理想”确是一件新奇的东西，一件可贵的东西。它是现代人特有的一种精神。各位如果不信，试请翻开任何欧洲中古时代的文学作品，你细细的读一读，你可以体会到生活在中古时代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对中古的人们，世界是永远不变的，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所谓“进化”，所谓“进步”，这类观念在他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也是他们从来不曾梦想到的。他们的心灵中，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他们的作品中都只有“信仰”这一个观念，而完全没有“理想”这一个观念。我们今天所以对现状表示不满，原因还是因为我们保持着一点理想。而凭这一点理想，我们才能希望明日的社会不能再和今日的社会一样。这一种理想是现代人独有的精神，因此是我们人人应该重视，应该珍惜的。歌德的《浮士德》所以能在文学上成为一个千古不朽的作品，就因为它藉艺术使这一个观念得到了形象化。这一个“大而无当”的作品终于能给你一个统一性的印象，也就因为他能掌握住这一个象征。而象征在一件文艺作品中的重要，也由于这正是纪德所说用“特殊”去表达出“一般”的一个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