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一九四七年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第二期。普卢藉他独特的风格和方向替现代小说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他曾是纪德和NRF仝人所最叹赏的一位作家。
一九二二年正月，法国已故女名优莱雅纳（Réjane）的公子波来尔（Porel）在家里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一时招致不少巴黎的名流。午夜以后，一个司屈拉文斯基派的新进钢琴家临时参加独奏，一曲方终，门开时——那时已是早晨两点，出现一个全身黑衣的宾客。他身上这套衣服无疑还是一八九〇年代的式样，肥大成几乎是挂在他那瘦削的身躯上。一头黑长的枯发，伸着一双蜡黄的长手，笔直的手指像是没有关节似的，这太像是墓地中出来的僵尸，一股阴冷的气象使全场为之悚然。他坐定后，开始用细微的语声和宾客中之一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家谱。他对一八八五年前法国望族的历史，诸如谁娶了谁，谁嫁了谁，熟悉得如数家珍；但对当代的一切像是非常模糊，而且也不感兴趣。他连像司屈拉文斯基（Stravinski）这类的名字都装作不曾听到过；但为对这位钢琴家表示钦仰起见，他希望他能连续弹奏到早晨八点或九点。他提出这和悦的请求时已快早晨四点，与会的宾客已陆续星散，但对睡梦方醒的他，这还不到正午，因为如果他和人有约会，他总订在早晨四点前后。
这位贵宾即是《往事追迹录》的作者马赛尔·普卢（Marcel Proust）。说得更确切些，这是他去世前十个月的一个幅剪影。
这一位“怪人，等待着死神去解放他，生活在紧闭的百叶窗内，不知世上的一切，像只猫头鹰似的一动不动地缩在那儿，而像猫头鹰一样，只在黑暗中才见到些许光明”，在生前，他早已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人们想到他在俄斯曼大街（Boulevard Haussmann）上那间砌以软木的房子，想到他的夜游……据说在一九一七年——无疑是大战最危急的时期——法国政府决定把因病免役的人加以调检，他老先生也接到一张军政部的通知，请他在“一点钟”到兵役医务科去听候检验。“一点钟，”普卢想，“人应该知道我是不能见阳光的，那无疑指的是今天晚上。”他老便在早晨一点钟跑去，在受敌机威胁下阴森凄寂的巴黎，他发现市政厅的大门还紧锁在那儿。再是，关于他挥金如土式的小帐，关于他的汽车夫，他的老女仆的种种故事。无疑，像围绕在一切名人身上的一切轶事一样，其中不乏渲染的部分。但普卢生活异于常人确是事实，这原因由于他终身是个病人。
普卢及其《往事追迹录》
纪德研究
他所患的病即是所谓神经喘息症。普卢第一次遭受这病苦的击袭是在他九岁那一年：有一天他和他父母以及一些朋友从巴黎近郊蒲洛涅树林（Bois de Boulogne）散步回来，突然发生一种急性的窒息。此后一生中，稍不舒服，这病就会发作，由于感官反常的敏锐以及神经的过分紧张，有时树木的气息，花草的香味也都会引起这种窒息。据说这病的根源每由于遗传上的不均衡。但这种现象应用在普卢身上并不明显。普卢的父亲是大学医科教授，体格非常壮健；他母亲也没有任何疾病，他唯一的一个兄弟，和他父亲一样在医学上很有成就，也是一个正常的人。也有人从不同种族的结合去探讨：因为他父亲生于法国南部，而母亲则属于犹太血统。近年医学上的报告认为这种患喘息症的孩子在智力上往往超过寻常的儿童，而这种病症也最容易发生于过分受娇养的孩子身上。这两点对普卢也许都是事实。
普卢于一八七一年七月十日生于巴黎，自幼就是一个神经质而耽于梦幻的孩子。他对母亲有着一种特殊的恋念。每晚上床时，如果没有他母亲来和他亲吻，他是一夜睡不熟的。有时家里有客，他母亲不能脱身，那这整晚对他是一种煎焦的痛苦。后入贡陀赛中学（Lycée Condorcet）由于体质嬴弱，不时旷课，在学校所得的益处很少，相反，他对法国古典主义与象征主义派的诗歌很感兴趣，念得很多，且能背诵。卒业后应召服兵役，终因体格太差，得免一部分的劳累。当时普卢已朦胧地意识到想以文学作为终生事业；但他父亲却希望他日后在外交界服务，便让他进了巴黎的政治学校，他所选习的功课与他自己的志趣全不相投。当时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巴黎大学执教，普卢对于柏氏所授的哲学与心理学等课程非常醉心。柏氏在日后普卢的思想上发生很大的作用，尤其关于潜意识与记忆联想方面的探索。普卢在政治学校未得学位，相反，他大部分的时间全在巴黎大学听课，或观剧，或在图书馆工作。这时他已开始写点东西，而且认识了一些文坛上后起的青年作家。
天性喜好排场，喜好豪华的普卢，自幼，上层阶级的生活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而成为他梦与想像的中心；他在传奇或历史中所读到的王子公主，每使他向往不止。生活在第三共和时代的普卢，无疑，圣日耳曼郊区（Faubourg SaintGermain）便成了他艳羡的对象。这儿门禁森严地退守着行将没落的一代——法国贵族的后裔。出生在中产阶级，兼以怀着一半犹太血统的普卢，而想打进这座壁垒去，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藉意志，藉勤奋，藉殷勤，藉他双目奇特的魅力，他终于结识了孟德斯鸠伯爵（Comte de Montesquiou）。这是一八九〇年代巴黎社交界一位最显赫最有声热的人物，上自圣日耳曼郊区，下至梨园艺坛，无不有他的足迹。有了他，普卢也就有了他所艳羡的宝库的锁匙。从此，普卢追逐并周旋于巴黎贵族社会的交际场所。他在其中汲取他的喜悦，满足他的好奇，但他最终所载回的却是苦味的幻灭与阴沈的悲哀。无疑，这没落中的一代——法国贵族的后裔——对一个好奇的旁观者不能没有它的吸引力。这好闲、游懒、奢靡、淫逸、夸大、颓丧的一群构成社会中最奇特，最反常，最病态的一角。对那群人，生活唯一的价值，生活唯一的现实性即在如何设法建立起一重与外界绝缘的壁垒，使外界无从窥测他们的底细。他们在言谈，举止，在相互的交往上，展开无数细微的错综，从而替自己形成俨然像是在那儿生活的幻觉。但他们终究是那样地愚昧，以致幻灭后的普卢曾说真正的文盲并非电灯匠，而是他们这一群。
一九〇三年普卢的父亲去世，留下大宗财产，这使普卢在生活上更形放浪起来，但两年以后，他母亲相继去世，这给普卢一重很大的打击。从此他脱离流行的文艺沙龙，脱离纸醉金迷的社交界；他开始杜门谢客，一心努力于著作生活。普卢深信在艺术创造的境界中，孤独与悲观都是必不可少的。要具备这两种条件，在病中度过一生的他，必然最无问题。孤独，在优裕的经济条件下，他可以任自己的意思去生活：热闹的大街上，他用砌以软木的房子去隔绝喧嚣，在利茨大饭店他可以包下四周的房间以免烦扰；悲观，更不用说，对昼夜颠倒的他，现世的一切对他已失去兴趣：他生活在记忆中，生活在回忆中，生活在梦中。在梦与记忆之中，他建筑起他的宇宙，他完成了这部当代不朽的巨著《往事追迹录》（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往事追迹录》全书共十五册，包括八部小说：
《史璜之路》（Du cté de chez Swann）
《似花少女群中》（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
《盖芒脱之路》（Le cté de Guermantes）
《所多玛与峨摩拉卷一》（Sodome et Gomorrhe Ⅰ）
《所多玛与峨摩拉卷二》（Sodome et Gomorrhe Ⅱ）
《女囚》（La prisonnière）
《失踪的婀尔培丁纳》（Albertine disparue）
《追回的时日》（Le temps retrouvé）
第一部《史璜之路》出版于一九一三年，与最后出版的《追回的时日》，前后历时十五年。《所多玛与峨摩拉卷二》付梓时（一九二二），普卢病势已很严重，他在病榻上挣扎着完成这部巨著，但终于已来不及看到最后三种的出版。
这一部大半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写成的巨型小说而与战事完全无关，这且并不希奇；文艺类型中最后诞生的小说本是一种最自由，最无定则的形式；但一般认为小说中所不可少的布局，动人的情节，曲折的故事，这一切在普卢的小说中也不存在。这在文艺史上可说是彻头彻尾独创的一部作品，这才至今使批评家们感到困惑，感到无措。
“往事追迹”，是的，艺术作品几乎都是对往时往事的探寻。一切成功作品必然替我们带回对“过去”可爱而动人的印象。缪塞（De Musset）藉纤净的剧作替我们觅回十八世纪的精神，斯当达耳（Stendhal）重建起“复辟时代”，巴尔扎克（Balsac），路易费立普的时代，而波特莱尔（Baudelaire）再造拿破仑第三时代的巴黎，左拉（Zola），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年代的巴黎，如今普卢则把我们带回到“第三共和”。他以这一时代法国贵族阶级的没落构成了这部小说的背景。但什么是它的主题？一九四一年莫洛亚（A.Maurois）在美国电台座谈中回答这一问题时曾以他一贯俏皮的口吻说：“也许这小说的主题可以用普卢自己的一句话来表达：‘光阴一去不复返，这其中没有一件事物可以让我们真正掌握住，除非在永恒的容貌下，也即艺术的容貌下。’”这回答果然过于抽象，但对在爱情与社交中消尽一生的普卢，在最后的岁月中值得他关怀的确也只剩“光阴”与“艺术”四个大字，从而他决心用他独特的艺术去探寻他已失的光阴。
这一部没有情节，没有故事的小说，这一部作者像只在那儿叙述他一己的想像的自传中，普卢独特地撇开了向例小说中“时间的程序”，而代之以“感觉与记忆的程序”，撇开了向例小说中“历史的持续”，而代之以“心理的持续”，从一杯暖茶，一块甘饼中，像魔术家手中的魔杖，一幌而启开这记忆的领域，召唤出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他并不刻意去擘画他的人物，他也不介绍他的人物，我们只从每个人物，各个人物口中，逐渐地，自然地，认识了他们。种种使生活温暖的细微而琐碎的末节，在普卢笔下，紧随着思想的节奏，生命的节奏，一一自如地成形。他像只是打开了他那丰富的创造源泉，不顾时间与空间，任其潺潺流泻。普卢式的文句，一页，二页或竟数页而才能发现一个句点是常有的事。在普卢笔下，所谓“无法表达”是不存在的。最飘忽，最细腻，最令人困惑的感觉，他一样能用他的艺术去留下它们原来的容貌。纪德论及普卢的表现法时，曾说普卢的文笔是他所认识的作家中应用得最艺术化的：“如果，为要表达无法表达的事物，他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时，他就借助于意象；他笔下蕴藏着整套‘类似’，‘相等’，或是‘比较’的意象宝库，而它们又都那样确切而鲜美，有时人会怀疑究竟哪一方面更从另一方面多得到生命，光，与色彩；或是人会怀疑究竟是情感受助于意象，抑或这闪掠着的意象只等待情感去栖附在它身上，我寻找这文体的缺点，而竟无从发现。我寻找它的特质，竟也无法指出；它并没有某种某种特质：它有一切特质（而这也许并不完全是颂赞），而且并非一一地而是同时地出现；它的圆润柔顺那样地令人感到无措，和它相比，任何别种文体都显出矫饰，暗淡，模糊，粗糙，而无生气。”而在这番颂赞之后，又紧接着说：“我须要自己来招认吗？每次当我重新跃入在这极乐湖中，接着我总很多天不敢执笔，我无法承认此外还能有更好的写法，回顾我自己的文体，这被你们誉作是‘纯净’的文体，自愧只能称得上贫乏而已。”
普卢和陀斯妥易夫斯基（Dostoievsky）一样，有时可以发掘到人性灵魂壁角的深处，但虽然同属阴暗的一面，方向却不一样。在普卢，性的反常——不喜欢男人而喜欢女人的女人，不喜欢女人而喜欢男人的男人——性的颠倒，是他的主题之一。但在“普卢世界”中，一切都是自然的，绝无任何是非与善恶的道德观念。普卢意识中的人类如说是属于动物性的，宁说是属于植物性的。他不断地借用植物学的意象，他会说婀尔培丁纳的笑带着风吕草的颜色和香味，他会说Gilbert是白丁香，Odette是紫丁香。花草因不具自觉的意志，所以它们无所谓羞耻观念，它们的雌雄芯都显露在外面，从某一方面看，这意义也可应用到普卢笔下的人物。Charlus那样怪异的典型，在法国小说史上无疑是独一无二的；最初人们还不敢正视他，不敢提到他，但撇开道德的观点，至今谁还能否认他在文艺园地中不朽的地位？
正像普卢以性的错综与世俗的虚荣构成了他作品中人物的动力，他藉新的敏感与新的艺术铸成了这作品的生命。普卢一生是个病者，但他这病非但无妨于他的艺术创造，相反，却更促进他智力的集中，智力的尖锐化；而惟其他是病者，由于某一方面发展的不足，或是另一方面的特殊发展，他才能从一种新的角度，他自己的角度去接近生活，去体验生活，从而开拓了另一个新的精神世界。
普卢藉“现实的灰尘与魔术的金沙”制成了他这一件新奇的，希有的艺术品，但他并不想以他的作品来证明什么，而这“不为什么”，也正就是纪德认为他艺术中所最可爱的地方。因为他并不把他自己的作品认为带有神圣的使命，结果倒反无形中予人以无尽的启示。纪德论到艺术的理想时曾说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应有它自身的充足性，完整性，与存在性；作为一个整体，它应造成超于时间与空间而同时适于时间与空间的一种最完美的和谐。以这尺度来衡量，还有什么作品能比普卢的《往事追迹录》更适合于这标准呢？当同时代作品一一凋殒时，普卢的却始终鲜丽如恒，正像蒙田（Montaigne）与波特莱尔已被列入古典作品的宝殿，在这意义上，普卢将也不会是例外。
一九四三起稿于黄桷镇一九四七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