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正如前文曾指出的，加缪回应的是尼采对于“上帝死了”的著名困惑。人在“上帝死了”之后究竟该如何安顿自己，这自然是一个宏大的思想史课题。但正如有学者用简洁的语言所概括的，“‘上帝死了’的断言只是要求我们承担起人类作为‘思想者’所应负的责任，从以往那种‘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神话里解放出来。首当其冲的是‘集体主义’神话”徐岱：《美学新概念：21世纪的人文思考》，页42。。而作为一个积极的思想者，一个以哲理入诗的文学家，加缪呼唤的恰恰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诗学，一种足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作为苦难之见证的信念。正如他在《鼠疫》的终篇里所表白的：“编写的初衷是不做遇事讳莫如深的人；是提供对鼠疫受害者有利的证词，使后世至少能记住那些人身受的暴行和不公正待遇；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在灾难中能学到什么，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加缪：《鼠疫》，刘方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小说卷，页242。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的写作的终极关怀。
三以艺术的名义
在此基础上，加缪深刻地反思了在20世纪流布甚广的历史主义观念。加缪并没有否定历史，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点。他反对的只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历史的神化。在《反抗者》的开篇，加缪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这部论著的意图是再次接受当前的现实，即逻辑罪恶。确切地研究这种现实的根由：这一努力是为了理解我们的时代”（页151），而不容忽视的时代现状是：“高张自由大旗的奴隶集中营，以对人类的爱作为理由进行的屠杀，或者对超人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使人无法对之加以评价。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页151—152）于是，问题的焦点显然已不在于“一切皆流”的历史生活本身，而在于那个在理性、逻辑与体系的名义下制造罪恶的叫作“历史主义”（或译为“历史进步论”）的东西。
的确，在纷繁变动的20世纪，我们见多了“以国家的名义”编织的杀戮之网，见多了“以人民的名义”结构的暴力机器，见多了“以历史的名义”完成的对人性的摧残。当进步成为极权的理由，当历史成为绝对的价值，当人成为历史的工具时，加缪指出，我们必须展开一场反抗历史的斗争。这也意味着，拒绝“历史主义”的荒诞已成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可逃避的选择。具体而言，必须拒绝杀戮，拒绝谎言，拒绝暴力，拒绝战争，等等，一句话，拒绝历史的绝对化。在所有这些拒绝的同时，应该努力使历史服从于一种更高的价值，这价值不是别的，就是“人”。在这个意义上，加缪服膺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判断：“人的使命是同携带着死亡的恶的力量斗争，创造性地准备上帝的国的到来。”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页348。
《反抗者》（1951）
但是，在考察历史的具体发展现状时，加缪却发现历史的反抗无一不在蜕化成暴力的革命。他用嘲讽的语气指出：“革命就是要爱一个尚不存在的人。”（页214）这正暗示我们，历史主义之所以能以理直气壮地发展，首先源于对特定的理论体系的利用，比如对马克思主义这一被波普尔称为“捕鼠器”的理论的狭隘利用；其次，还源于对像尼采这样的思想家的恶意曲解。在谈到20世纪的人们对尼采的曲解时，加缪悲愤地说：“直到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为止，尚无一种完全由高尚精神与无与伦比的灵魂苦心孤诣地所阐明的思想在世人的眼中被描述为一堆谎言、集中营中一堆可怕的尸体。对超人的宣扬竟导致了精心培养出一批卑劣的人，这个事实当然应该揭露，但也应该加以阐释。”（页200）所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缪对20世纪的思想阵营给予了激烈的批驳，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批判。
对于这个深刻的思想史问题，我们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这里不予深究。但要强调指出的是，今天看来，加缪的许多判断都是颇有见地的，历史也证实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敏感与诚实。他的敏感在于，由人类普遍存在的冷漠与孤独中，看出了人的危机处境，从而拒绝为了空洞的明天而牺牲幸福的此刻。他的诚实在于，由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出发，深刻地反思了20世纪的知识分子问题。1952年1月，在回答“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的问题时，加缪总结说：知识分子首先要做的是自我克制，从狂热的意识形态梦幻中清醒过来。面对弥漫于世界之角角落落的苦难与荒诞，要努力做到：“第一，必须承认这种痛苦，并且要予以公开；第二，不能说谎，并且要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之处；第三，不实施统治；第四，不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准有任何借口建立专制政权，即使是临时性的也不行。”加缪：《时政评论二集》，王殿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页142。换言之，在让世界摆脱恐怖、让政治回归其本来位置的努力中，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或许是一种更为深沉的现实反抗。
在展开论述“反抗的诗学”时，加缪重点考察了一个更为纯粹的领域：艺术。由于艺术同反抗一样，“也是一种既激励又否定的运动”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123。，所以它在拒绝现实世界的同时，创造着想象的未来，并在其中寄寓了人对正义的要求。然而，加缪又敏锐地发现，在革命的批评中，小说早已成了一种“有闲者的想象”，一种“逃避”。它所导致的结果是，艺术要么完全脱离了现实，要么完全肯定着现实，最终走向了虚无主义。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坚定地指出，我们不能把艺术作品看作荒诞的一个避难所，“艺术品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现象，仅仅涉及其描述。给精神痛苦提供不了出路，相反是痛苦的一个征象，回荡在一个人的全部思想中。然而第一次使精神走出自身，把精神置于他人面前，不是使其迷失方向，而是明确指出走不通的道路”同上。。即使道路暂时无法走通，依然要指示给人看，这就是文学家加缪的执著。他要把矛盾尖锐化，要把困境极端化。采用矫枉过正方式的目的，正是为了使反抗者的生命姿态更为醒目。——在一个荒诞的时代里，狂狷常常是我们无奈的选择。
显然，加缪在这里着意强调的，是对官方美学——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超越，是对个体生命的回归与肯定。在他看来，艺术和社会、创造和革命必须重获反抗的源泉。借助这种方式，拒绝和赞同、特殊性和普遍性、个人和历史才有可能达到最高程度的平衡。因此，与萨特和波伏瓦一样，加缪同样激烈地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但是，如果说萨特及其伴侣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反对是呼唤文学干预政治与生活，从而体现其存在主义哲学观点的话，那么，加缪的立足点与最终旨趣却并不相同。在加缪看来，提倡“介入文学”是要求文学摆脱图解式的写作模式，引导现代人拥有生活的勇气与信心。
可以肯定地说，这首先是加缪本人写作时的价值选择。比如，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加缪发表过这样的见解：“与忍耐派、清醒派等各流派相比，创造派最为有效，也是人类唯一尊严的见证，令人震惊：执著地反抗人类自身的状况，坚持不懈地进行毫无结果的努力。创作要求天天努力，自我控制，准确估量真实的界限，有分有寸，有气有力。这样的创作构成一种苦行。这一切都为‘无为’，都为翻来覆去和原地踏步。也许伟大的作品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在于要求人经得起考验，在于给人提供机会去战胜自己的幽灵和更接近一点赤裸裸的现实。”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125。“接近一点赤裸裸的现实”的诉求，无疑揭示了一个现代作家面对虚无时的孤独与无奈，但也足以让我们读出饱蕴于笔端的自信与豪情。因为，正如加缪所一再强调的：创作，是最有激情的生存，是最真实的自由，是最勇敢的反抗。
其次，通过对“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的辨析，加缪完成了自己的诗学批判。“为艺术而艺术”这一主张有偏激色彩，是显而易见的，遭到包括加缪在内的有使命感的文学家的批驳亦属理所当然。但值得追问的是，这种偏激背后的表达是什么？在话语层面上，“为艺术而艺术”似乎经不起推敲。作为人的精神创造，艺术与生活的联系是必然而必要的，脱离了具体生活的艺术既无所用也不可能。然而，如果稍稍留意一下这一主张提出的背景（19世纪末），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所拥有的巨大召唤力量。当艺术的功利性已经泛滥成灾，当时代的庸俗气息充斥着人们的心灵，“为艺术而艺术”呼唤的其实是久违的艺术良心，它的本旨是要“为生命而艺术”。因此，只有将唯美主义的微言大义落实到“生命”的根基上来，才会有伟大的艺术、真正的艺术。
那么，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口号“为人生而艺术”情况如何呢？与前者相比，“为人生而艺术”似乎已踏实地将艺术的目标揳进了生活的裂缝，从而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然而，艺术史的实践却恰恰告诉我们，“为人生而艺术”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所谓人生，实在是一个过于宏大的题目。那么，艺术所真正面对的是什么呢？社会。当“社会”依然显得空洞时，艺术所服务的对象就只能蜕变为阶级、集体、党派。经过这样一步步的落实，“为人生而艺术”就不无悲哀地成为集体与党派的工具，艺术的超验色彩随之黯淡无光，艺术的审美之维由此丧失殆尽。这样说来，当我们见惯了干瘪的为人生的“艺术”，当生命的灵性之光已显得几近微茫时，又怎能不转而把目光投向充盈的唯美主义艺术精神呢？在笔者看来，站在21世纪的边缘，如果说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作家的作品早已失去了美学魅力的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显然，与萨特等人相比，如果说加缪的“反抗的诗学”未落窠臼，正是因为他没有驻足于“为艺术而艺术”或现实主义美学的标签，而是通过对二者的深刻反思，将文学的旗帜与人的鲜活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加缪尖锐地总结道：“为艺术而艺术的欺骗性就在于，它对这些人类的痛苦摆出一副一无所知的面孔，似乎对此没有任何责任。现实主义的欺骗性在于，如果它能勇敢地承认眼前众生的痛苦却又对这种痛苦加以严重的歪曲，并利用它做口实来歌颂美好的未来，那么就没有人了解实情，从而便把一切事物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因此，这两种理论“都在欺骗的帐幕下，远离了现实，取消了艺术”。加缪：《在雅典的演讲》，王殿忠译，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页378—379。
总而言之，在“反抗”的旗帜下，加缪要追求的是一种切近真实的艺术，一种体现本然生命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反抗的人清醒地知道艺术的边界，也不无悲哀地洞悉自己的宿命。但是，他无怨无悔。这是因为，正如加缪所一再陈述的，反抗业已“证明它就是生命的运动本身，否认它就是放弃生活”（页316）。因此，加缪提出“我反抗，故我们在”的口号，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使经历过绝对否定和绝对肯定却屡次跌进虚无主义的“反抗”重新回到它的思想源头。而只有以艺术的名义，我们才清晰地看到，这源头在于否定与肯定的平衡之中，在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在于个体的生存之中，更在于群体的团结与友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