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莱坞，编剧威廉·戈德曼曾评论说：“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情。”但如今，所有人都至少知道一件事：无论你做什么，对中国好点儿。
如果你的电影里安排了中国籍反派角色，那么就更换他的国籍；如果你的剧本里欠缺中国场景，那么就添加一个——最好是能看到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如果你的电影项目没有中国合伙人，那就去找一个；如果北京的审查者不喜欢某些场景，那就马上删掉。
向中国卑躬屈膝已成为垂涎世界第二大票房市场的演员、编剧、制片人、导演和电影公司高管的惯性思维。鉴于中国将在未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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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电影高峰论坛主席、奥普传媒集团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肖培寰说：“现在所有人都在想，我们怎样才能拍出一部至少不会冒犯中国公众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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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市场一片繁荣，去年票房收入上涨30%，达到27亿美元，超过了日本。中国每天会竖起10幅左右新的电影幕布，预计它会在10年内超过美国。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的管控。为了促进国产影片发展，中国每年仅允许34部海外影片上映，尽管比以前的20部配额有所增加，但仍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一部影片必须取悦或者至少不冒犯中国当局，才有机会成为这34部影片中的一部。《好莱坞取悦中国被指“艺术投降”》，《参考消息》，2013年6月3日。
上述第二段中，其实已简洁地把中国电影业与美国好莱坞之间的博弈关系交代得十分清楚。不妨来举例回顾一下。
事件一：“去年美国好莱坞翻拍影片《赤色黎明》，其中讲的是一支外国军队入侵美国本土。起初影片里的‘坏蛋’是中国军队，但在电影公映前制片方做了修改，现在，影片里的入侵者成了朝鲜人。电影制片方不想冒犯中国观众和电影审查官员。”《中国影响令好莱坞规避冒犯》，《参考消息》，2013年1月29日。
事件二：“去年的时空穿越影片《环形使者》在上海设置了部分情节，而且与国际版本相比，布鲁斯·威利斯的角色在该片的中国版本中于上海停留了更长时间。”《〈钢铁侠3〉“中国版”叫座不叫好》，《参考消息》，2013年5月13日。
事件三：“外国电影在中国受到严格控制。有关部门每年只允许34部外国影片在中国上映，而且外国影片的制作方只能获得少部分的票房收入——一般不到25%。避开这些限制的一种方法就是与中国合作方合拍电影——索尼公司为翻拍的《功夫梦》选择了这条路。合拍片在中国被视为国产片，制作方能够分得票房收入的40%。”《〈钢铁侠3〉“中国版”叫座不叫好》，《参考消息》，2013年5月13日。
事件四：“好莱坞最近至少有六部电影屈服于中国审查者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提出的修改内容的要求，其中包括《007：大破天幕杀机》和《僵尸世界大战》，前者据说是有关澳门性交易的内容遭到删减，后者则修改了僵尸瘟疫源自中国的情节。”《好莱坞电影看中国“脸色”》，《参考消息》，2013年4月30日。
从以上报道可以发现，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业正在努力迎合中国，以便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与更多的利润所得。即便是对中国的审查制度颇为不满，但因无法改变体制，只得放低姿态自我调整以期获得中国官方的通过，连美国著名导演卡梅隆都表示考虑要与中国合拍电影并根据限制予以调整。《参考消息》援引路透社的报道称道：
电影《阿凡达》和《泰坦尼克号》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今天说，他在考虑与中国合作拍片，但在做出决定前将不得不权衡审查和其他限制等问题。
虽然存在政府控制和盗版等问题，但好莱坞已经开始认真关注中国，这反映了将更多钱花在电影院和减少购买盗版碟片的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迅速增长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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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隆说，他不得不考虑审查等问题。“我来这儿考察合作拍片的可行性，搞清楚会遇到什么限制，需要遵从何种内容方面的指导，会有什么经济利益，并予以权衡。”《卡梅隆考虑在华合作拍片》，《参考消息》，2012年4月24日。
面对如此变化，可以说中国电影行业新曙光已现。即便外有进口大片的诱惑，内有体制自身存在的问题，电影复兴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应该看到自身具备的优势——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电影观众群，无论硬件还是软件的发展空间都极为宽广，加之政府刺激投资以及对电影工业的大力扶持与保护，均为中国电影产业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广阔前景，才使得在美国本土扩张已出现疲软饱和的好莱坞迅速展开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占领，希望可以最大化占有中国市场，从而获取比在国内更多的利益。同样，中国希望向好莱坞学习，掌握先进的制作电影的技术以及打造商业成功电影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好莱坞的合作共赢也就变得顺其自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影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也始终关注“走出去”的实施进度。2012年5月，中国大型企业万达集团斥资26亿美元收购了美国AMC公司。“对于万达集团来说，收购AMC公司使其获得了进入全球最大的两个影院市场的渠道，也使其在与渴望拓展飞速发展的中国市场的好莱坞电影公司谈判时具有更大影响力。”“收购AMC符合中国的战略，即与美国企业结盟，增强其国产娱乐业的实力以及扩大全球影响力，或者说‘软实力’。”《中国万达大举挺进美国娱乐业》，《参考消息》，2012年5月22日。事实上，“走出去”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便是植入广告。多年来，中国企业一直想方设法地将广告植入国产电影中，有时植入广告所带来的收益占电影预算的三成。但是，国内电影中的植入广告已经接近饱和，于是中国公司纷纷将眼光投向更具有魅力的好莱坞英语电影。中国公司的目的就是博人眼球，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产品的国际知名度，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自己在好莱坞电影中露脸可以激起中国观众的共鸣。“初步的统计结果显示，这样做会提高公司的销售额。在2011年上映的《变形金刚3》中，举止怪异的华人科学家在电梯里大声地吸着一盒伊利舒化奶，还说‘让我先喝完舒化奶’，这句台词为中国的网络热词。去年舒化奶的销售额增加了12%。”《中国品牌热衷“植入”好莱坞电影》，《参考消息》，2012年9月13日。
近些年来，好莱坞大势“侵占”中国电影市场的目的已是众所周知。的确，起初好莱坞进入中国市场对于本土电影的冲击很大。尽管存在进口配额，但是，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票房中依旧占主导地位，本土电影在好莱坞和本国审查制度的双重挤压下步履维艰。好在随着国产片情节和制作水平的明显提高，好莱坞电影一览独大的局面得以逐步改观。
从外国媒体的视域中看中国电影，一方面可跳出主观视角了解旁观者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以此作为文化和产业参考，从而指导中国电影今后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俗话所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应该从外国媒体评论中国电影的角度了解西方的识别体系和价值观，从而获悉世界的声音用来指导我国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毫无疑问，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发展需要中国电影创作者的集体努力，如同斯皮尔伯格所称：“中国不仅作为国际电影的一个市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作为一支创造性的力量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电影正成为创造性力量》，《参考消息》，2013年5月28日。因此，希望看到真诚、充满良知以及美学爆发力的创作者，运用平视冷静的姿态讲述故事和描绘人生，让普世价值之光照亮中国和世界观影者的内心。
电影里的中国：世纪探索、冲突与争议
电影里的中国：世纪探索、冲突与争议
刘宇清刘宇清，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毕克伟（PaulPickowicz）是美国加州大学“历史与中国研究”的杰出教授，专门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农村”（乡村生活与中国北方）和“大众文化”（中国电影），在历史学界和中国研究领域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主要著作包括：《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乡村的革命、反抗与改革》、《通俗中国：全球化社会中的非官方文化》和《作为历史的中国文化革命》。PaulPickowicz.ChineseVillage，SocialistStat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1（coauthoredwithEdwardFriedmanandMarkSelden）.（中译本《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Revolution，Resistance，andReforminVillageChina，YaleUniversityPress，December12，2005；PopularChina：UnofficialCultureinaGlobalizingSociety.NewYork：RowmanandLittlefield，2002，coeditedwithPerryLinkandRichardMadsen；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asHistory，StanfordUniversityPress；1edition，March27，2006.2011年秋，承蒙陈犀禾先生和毕克伟教授推荐，笔者获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研究海外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史。2012年初，毕克伟教授精选自己历年研究中国电影的论文，集结成《电影里的中国：世纪探索、冲突与争议》（下文简称《电影里的中国》）PaulPickowicz.ChinaOnFilm：ACenturyofExploration，Confrontation，andControversy.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2012.，笔者有幸在第一时间阅读全部书稿，并且与他进行书信交流和讨论。与2006年翻译《〈春江遗恨〉的是是非非与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时的感受一样，笔者被毕克伟教授深厚的历史感、敏锐的判断力和雄辩的逻辑性所折服。《电影里的中国》是一部富于洞见、极具启发的中国电影研究专著，全书共收录十二篇论文，每篇论文自成章节，贯穿从早期上海电影到21世纪的百年历史。其结构/内容如下：
上海二十年代：早期中国电影对现代婚姻的探索
三十年代中国电影里精神污染的主题
通俗剧、五四传统与中国电影
《春江遗恨》的是是非非与沦陷时期的中国电影
惨胜：战后电影对“抗战”的视觉表现
像革命者一样表现：石挥、“文华”与私营影业，1949—1952
郑君里：共谋、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史，1949—1976
文化解冻的限度：六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
后毛泽东时代初期中国的大众电影与政治思想：关于官方宣言、电影和电影观众的思考
八九年前夕：黄建新电影与后社会主义观念
《天鹅绒监狱》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电影的政治经济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地下电影”的社会政治动力
正如书名所示，毕克伟教授认为电影里的中国充满了探索、冲突与争议，笔者认为毕克伟教授的著作本身也同样充满“探索、冲突与争议”。毕克伟教授是严谨的（甚至固执的），曾经不允许编辑修改其论文定稿中的任何概念甚至标点。基于此，笔者沿用原书的标题和结构，逐一介绍和评述原书的“探索、冲突与争议”，以飨同好，聊供参考。在通信中，笔者曾建议毕克伟教授授权将《电影里的中国》翻译成中文，他欣然同意，但自觉该书充满敏感的判断或者犯忌的言辞，所以对出版中译本的前景并不乐观。
一早期电影
《上海二十年代：早期中国电影对现代婚姻的探索》是文集中最新的文章，源于2010年春毕克伟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授的有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无声电影的课程。毕克伟按照他在加州大学上课的方式给中国学生讲中国无声电影。这件非常“荒唐”的事情，暗示国内学术研究的开放与进步。在上课之前，42名学生从未看过毕克伟带去的17部中国默片中的任何一部。结果，课程填补了学生对上海文化史的这段空白，并且让他们发现，老上海的电影似乎比现在的电影更开放更现代。毕克伟写作此文的目的，是要质疑曾经统治中国电影史的一种定论：在左翼电影运动兴起之前，二十年代的上海电影在文化上毫无贡献。文章通过《一串珍珠》、《情海重吻》、《雪中孤雏》等三部表现现代婚姻的影片，分析年轻人对现代性的追求：什么是现代婚姻？这样的婚姻有什么破坏（transgression）？应该如何处理这些破坏？二十年代电影关于现代性的追问，至今还是被热议的话题。在这些电影中，毕克伟（包括他的中国学生）分析出两种政治推动力（thrust）：第一，现代性追求与民族主义或者国家统一（nationbuilding）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换言之，现代性的身份/认同，并非必须要求国家身份/认同或者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第二，对现代婚姻的渴望，并非一定意味着性别平等的要求或主张。学者们津津乐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关妇女权利的话题，但是二十年代在上海盛行的最新潮的现代婚姻，就像同一时期在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的婚姻一样，很少体现性别平等（genderequality）。在这些现代婚姻中，性别平等的缺失，也并非意味着年轻的城市居民屈服于传统，而是意味着他们与现代婚姻模式之关系与世界潮流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