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发展状态思考
郭新民
诗歌发展到今天，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大众消费文化风起云涌，价值观念多元共存，“文化快餐”挤占主流，整个社会文化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文学创作日趋边缘化，诗歌更是备受冷落。不少诗人滑向了放弃人文立场、迎合世俗生活趣味的境地，使得诗歌的生存窘境日益凸现。一些诗歌创作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无法精益求精，“十年磨一剑”、“板凳要坐十年冷”已经成为“老皇历”，诗歌具有的那种诗意的光辉、那种圣洁与崇高感基本消失殆尽。一些诗人耐不住寂寞想在文化市场上叱咤风云，他们不遗余力地制造着流派与概念，对诗歌进行商业炒作；一些“诗人”自我标榜，其诗歌作品没有韵律、没有结构、没有意境、没有内容，虽然表面实现了“自由”，但却丧失了诗歌必须具备的艺术美感和审美价值；一些人写诗过于注重写作“技巧”，过于炫耀“技巧”，让人琢磨不透，不知所云，难以卒读；还有一些人以“个性化”标榜，游离于社会和时代之外，以自我为中心，在象牙塔中无病呻吟；有些所谓的诗人有意无意地作践了诗歌的圣洁高尚，他们硬把诗歌写到“下半身”，写成“口水”和“排泄物”……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迷失，甚至是堕落。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怎样创作出符合时代和人民需要的诗歌作品，就成了当代诗人需要深入思考、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时代精神是诗歌之魂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历史上，诗歌从来不以晦涩、封闭为主流，都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无论哪个历史时期，诗歌都具有着鲜明的时代性。诗歌的主题能否紧扣时代脉搏、体现浓郁的时代特色，是关系诗歌生命力的关键。纵观世界诗歌发展史，无论是《诗经》《楚辞》《汉乐府》，还是《荷马史诗》《神曲》，无论是唐诗宋词元曲，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都是那个时代、那个地区文明精髓的结晶，都以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曾说过“我身为诗人的义务，不只是在散布蔷薇花的清香，调和音律……也歌颂着人类与工作的联结感。”这种“联结感”就是诗人对时代的把握和对社会的责任。诗歌要关注时代，贴近现实，要关注身边的人和事，要重点反映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以及对处在时代前沿、风口浪尖上的重大事件等及时准确的反映和把握。这种对诗的认识，反映了一个诗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诗人是靠诗来说话的，诗歌所表达的是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它必须和生活、时代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如果在一首诗中看不到必须出现的历史与时代痕迹，那就好比是一块映不出任何影像的镜子，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作为一个诗人，无论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要关心，要用心、用真诚去感受这个世界，去发现这个世界和谐或者不和谐的音符，并行之于笔，发之以声，呼之以情，动之以性。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写作，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只能是肤浅的、粗糙的，它无法代表一个时代发言。如果我们对自身所处的时代都不了解，我们还能代表谁来说话？我们的诉说又有谁来倾听？通常来说，诗人只有把自己拥有的文化背景，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够打牢自己真正厚实的艺术根基。同时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就必须能够用超凡的思想觉悟和洞察社会的慧眼去观察了解现实世界，发掘内涵，发现本真，然后将自身的感受体悟艺术性地、卓越而超凡地用诗的语言表现出来。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艾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正是诗人对时代的关注，对家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深深忧患，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对生命的诗意情怀，使得他们的诗章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并能够永远为人民所传唱！
诗歌的时代特点与时代精神是融为一体的，具有高昂格调的诗歌受到群众的欢迎，有利于人心的和谐与凝聚；那种萎靡不振、格调低俗的诗歌往往是灵魂和精神的腐蚀剂，以及文化走向没落的催化剂。我们所鼓励的优秀诗歌应该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主，关注时代与社会进步，以优秀的作品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并努力成为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者。
人民的声音让诗歌之花绽放
诗中的抒情主体往往是诗人自己，但如果诗人抒发的思想情感仅仅关注自己个人的情感，而不能对其所处的时代有所感悟，不能为人民鼓与呼，就只能是狭隘之情，平庸之情，甚至是消极之情，这种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没有生命的，也很难取得大的成就。因此真正优秀的诗人，应该是所处时代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的声音应该是时代和人民的呼声。19世纪俄国文艺评论家杜波罗留波夫说过：“公众要艺术家喊出他们自己现实要喊的声音。”诗，应当永远是人民大众的。当诗歌抛弃人民的时候，人民也将抛弃诗歌。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写给人民的诗歌则会不朽，可以说诗歌的生命是人民所赋予的，诗人只有将自己融入人民的海洋，才能贴近生命的本真，才能贴近诗歌的真谛。从中国几千年来的诗歌艺术发展史看，中国诗歌发展传承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和社会价值观。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毋庸置疑的终极存在和发展方向，这也是诗歌发展和努力的根本方向。不能坚持以人为本，诗歌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北宋诗人梅尧臣说过“不作浮靡风月诗，直辞千载耐沉思”。从古至今，我国的诗歌重视人，强调社会和谐，重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一致的关系；强调宽厚仁爱、崇礼尚义、包容万物、自爱爱人的理念；承认差异性、多样性，不排斥矛盾甚至冲突，最终实现多样性的统一。艺术只有从不断变化着的时代和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和精华，才能找到充实自身、更新自我的途径，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和人民审美的需要。
诗歌应该关注政治，关注民生，关注生活，好的诗作会因其浓烈的人民性而倍受读者欢迎。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说过：“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我理解这句话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诗歌要坚持大众化创作，二是指诗歌要为大众创作。诗歌必须根植于人民性这一深厚的生活土壤，从而遨游于广阔的理想天空，即“神于天，圣于地”。诗人离不开实践，真正的好诗也不会脱离时代、远离生活、远离群众，诗人应该走出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反映时代、贴近生活、服务大众，只有贴近大众的艺术才是具有生命力的艺术。现在我们全社会正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诗歌也一样。以人为本，体现了一个诗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优秀诗歌，不论李白、杜甫、白居易，不论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其它主义，都是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民生，反映民生疾苦，讴歌公平正义，正因如此才能流传千古，历久弥新。因之，我以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亟待确立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因为诗歌的根基在人民当中，诗歌的未来也在人民当中，诗歌之魂就在于其人民性。诗人不能没有责任感，责任感会让诗人走进人民、走进读者；也只有融入人民的诗作，才可能成为经典。这样，诗歌的读者才会越来越多。从诗歌的长远发展来看，人民性这种看似沉寂然则鲜活的特征，必将迸发出推动诗歌走向振兴、走向辉煌的无穷力量。
创新是诗歌发展的动力
诗歌是美妙语言的结晶，是律动文字的精灵。当代诗歌必须适应当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潮流和形态，努力提高诗歌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诗歌应该永远是最新鲜的东西。但要看到文字语言是不可能把诗人的全部想法都表达清楚的，“言不尽意”即为此意。长期以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过于片面追求诗歌的书面表达，而忽视了诗歌的本质要求和时代要求，特别是诗歌传播方式日益单一，传播渠道日渐狭窄，仅仅依靠传统的纸质媒介传播和阅读，使诗歌的存在处境萧条到了空前的境地，昔日诗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影响力逐渐弱化，诗歌的创作和欣赏逐步退化为小圈子自娱自乐的方式，长此以往，诗歌的发展必将走向一条死胡同。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倡导立体的诗歌表现形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将诗歌推向舞台，变成群众口口相传的艺术形式，以这种大众熟悉的、易于接受、适合沟通的渠道拓展诗歌的生存空间。而诗歌一旦变成声音，其中的韵律、节奏就必不可少了，在不间断的诵读中，诗人会对诗歌语言的质地、节律、意蕴拿捏得更准，把握得更加细致，听众会通过有声语言的表达来接受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了解艺术家的艺术修养、欣赏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我觉得这是诗歌走向大众、走向辉煌的一条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当代诗人所缺失的一项最基本的创作技能。回顾中国诗歌发展史，可以看出凡是贴近群众、能够在民间传唱的诗歌，就会繁荣并流传下来；凡是束之于宫阁殿堂的诗歌，其结局必然是走向衰亡。当今的时代是高科技广泛应用的时代，是信息化的时代，在网络媒体广泛普及和应用的现代，平面媒体越来越少，电视、网络等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诗歌绝不能仅仅停留在书面上，要能够走上舞台、走进荧屏、走入网络，甚至还应创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影视、动漫等作品，这样才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并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些优秀诗歌作品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在走向舞台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又融入了表演者的理解和感受，对诗歌进行了“第二次艺术创作”，同时辅以声、光、电等多种现代艺术表现形式，极大地提升了诗歌的欣赏性和观赏性。
奥地利著名诗人保罗·策兰曾说过，“诗歌是孤独的，它孤独地走在路上，谁写诗歌就应该与它一样。”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就必须承受这种甘于对缪斯奉献的孤独。幸运的是，近年来中国当代诗坛涌现出一大批勇于探索和开拓的诗歌创作者，他们扎根于生活的厚土热壤，以真诚质朴的情感面对艺术和诗歌，于忍耐与坚持中长期而默然地镇守着缪斯的阵地，潜心创作，默默努力，用诗歌的震撼力和冲击力为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创作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中国新诗在“凤凰涅槃”中获得了新生，为当代诗坛奉献了有滋有味的佳什篇章。我们的诗歌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坚守与执著，而不显得荒芜和歉收。从这些默默无闻的诗歌创作者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希望和春天。
当代文学：农村与乡土的两次历史演变
孟繁华
一
6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农村或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文学创作资源和叙述对象。因此，对农村或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就形成了60年来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学。这个主流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中国”有关。乡村记忆，是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农民，新政权的获得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是不能想像的。因此，对乡村中国的文学叙述，不仅有中国本土的文化依据，同时有政治依据，或者说，它既有合理性又有合法性。但是，这个主流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左右下，出现了两次转折：一次是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的转移，这个转移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一次是“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移，这个转移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
乡村叙事整体性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动员这个阶级参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必由之路。于是，自延安时代起，特别是反映或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的发表，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缝合，被完整地创造出来。乡村中国的文学叙事在这个时代被“农村题材”取代了。此后，当代文学关于乡村中国的书写都来自于这一模式，“史诗性”是这些作品基本的、也是最后的追求。《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风雷》《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概莫能外。
乡土文学转向“农村题材”之后，中国主流文学在思想倾向和审美取向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思想倾向上，是民粹主义的民众崇拜；在审美取向上是暴力美学崇拜。中国原本没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脉流，“以民为本”不是民粹主义思想，而是中国本土历代帝王的统治谋略。
民粹主义或民众崇拜，是“农村题材”最重要的思想特征。与此相关的是，在“阶级”划分业已完成的时代，“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革命冲动和激情，形成了“农村题材”最鲜明的美学特征，这就是“暴力美学”。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一段斗地主钱文贵的场面：义愤填膺的翻身农民要同钱文贵“算总账”，地主必须在农民面前“跪下！跪下！”戴上“高帽子”的钱文贵还被吐了一口痰。当急风暴雨的革命成为过去之后，对暴力的欣赏仍然是普通读者主要追逐的对象。80年代以来，武侠小说的风行证实了这个趣味的顽固存在。当暴力在社会生活中不再具有合法性的时候，那个虚拟的文学空间就成为血雨腥风血流成河的替代场所。
但是，“农村题材”的整体性的叙事很快就遇到了问题，或者说，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导的乡村中国和广大农民，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不仅柳青的《创业史》难以续写，浩然的“艳阳天”下也没有出现那条“金光大道”。1979年周克芹发表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方式，率先对这个整体性提出了质疑；1980年张弦发表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1981年古华发表了《爬满青藤的木屋》，再现了乡村中国依然处于蒙昧状态的不同景象。这些作品的发表，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有思想解放的社会政治环境，但乡村中国文学叙述的传统对文学内在规律的激活，也是重要的原因。这是来自中国本土的文学背景。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