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曾传授“借力打力”的精髓，只因厚黑之道，不在胡搅蛮缠，而是聪明地用小力得硕果。懂得利用自己身处的环境，借力打力，才是明智之举。
李宗吾曾传授“借力打力”的精髓，只因厚黑之道，不在胡搅蛮缠，而是聪明地用小力得硕果。在职场中，遇上对手的时候，应对方法自然五花八门，但硬碰硬，总显得毫无技术含量，事倍功半。相对来说，懂得利用自己身处的环境，借力打力，才是明智之举。
在一些现代国家，运用舆论迫使不适任的官员下台，便是一种借刀杀人。企业界有一款“杀人”招式不是很文明，就是将“不够死忠”、“非我族类”的干部派去当部门主管，命他对该部门进行整顿、裁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有一家报社，新的老板入主后，命总编辑当刽子手，进行大裁员，裁得“尸横遍野”之后，新老板接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总编辑给裁了。
这一计发展到极致，是让人自废武功。曾经有一个人，被派去担任经理，而他当了经理之后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公司撤掉。有史以来，借刀杀人之计都没这么大刀阔斧，心狠手辣过。
从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借刀杀人”有着多元、丰富的涵义：“刀”，是指同业、舆论、对手、第三者，是一种可以假借的力量，善用之，事半功倍。同业的整合，可以改变产销秩序；舆论的作用，可让交通部长为空难事件或沉船事件负责而下台；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可刺激我方不断成长。借得巧妙，这些“刀”都化作了“力”。
在东方式的管理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派系管理”。不论政党、社团或公司，普遍存在“次团体”、“派系”、“帮”等小圈圈，它们彼此间相互制衡，就是借刀杀人的延伸。整个组织内部，用派系去牵制派系，派系之间合纵连横，相互掣肘，既可整合歧见，又不致一派独大。各股势力维持动态平衡的“共治”模式，有的时候比集权的管理模式更加行之有效，它依赖的，便是“借力使力”这个方法。日本的最高领导人深谙借力之道，特别讲究“派系平衡”，便是这个道理。
一个大力士纵然拥有“倒曳九牛”的神力，也不过只是一个大力士而已，派50个人就足以制伏他，再不行，派500个一定可以将他摆平。这个“派”字就是借，可见借的力量是何其大啊！
发现“浮力原理”的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经自豪地说：“给我一根棍子和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借力使力，可以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应。
清末洋务运动从“求强”转入“求富”阶段，其标志就是李鸿章轮船招商局的成立。由于政府财政紧张，李鸿章提出招商局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将来若有洋人嫉妒，设法出头阻挠”，“以为华商保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官督商办”成为中国近代化经济的十分重要的一个发展模式。
一开始，李鸿章仍习惯于任命官员经办此事，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由于朱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商人趋之避之，根本招募不到商股。于是，李鸿章于1873年3月撤掉朱其昂，任命原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重订章程局规。同时，原宝顺洋行买办徐润被任命为会办。买办出身的唐、徐二人有长期经营近代航运业的经验，因此在他们的领导下，轮船招商局开始迅速发展。
唐、徐二位商人主事后，上海商人信心倍增，招募商股进展顺利。他们按照商业模式、规则办事，规定每百股举一商董，由诸商董中推举一商总，总局和各分局分别由商总和商董主持，使投资人对局务有一定发言权，大股东享有经营管理权。
创办之始，招商局一方面面临洋商的竞争，另一方面面临国内守旧势力要将其改归官办的压力，形势并不乐观。但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的支援。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商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中外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都处于紧张状态，为此李鸿章多次容许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渐渐摆脱了困境，不到10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4艘发展到30余艘，并于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规模超越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
李鸿章“借力打力”的技巧可谓十分老练，“官督商办”将政府的倡议和支持与民间人力和财力资本结合起来，取其所长，形成优势互补；经营机构凭借以政府支持为后盾，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做大做强。
面对迎面而来的冲突，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以牙还牙，但很多时候，反而弄巧成拙。每逢这种情况，应该发挥厚黑精神，审时度势，环顾周围，借力使力，才能巧妙完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