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自由化的金融环境当中，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关键因素是贷款者和借款者对中央银行直接操作的短期货币市场利率的敏感度。下面几个要素对贷款者和借款者的利率敏感度能够产生重要影响：一是银行部门内部的竞争程度。银行部门内部的竞争程度越高、竞争越激烈，银行对政策性利率波动的反应就越灵敏。二是金融机构和企业、居民家庭是否拥有其他资金来源渠道。无论是借款者还是贷款者，它们的融资渠道越多，则它们缓解政策性波动冲击的能力就越强，应对政策性波动的余地就越大。三是各种金融市场的发展深度和多样性。发展状况良好、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下，金融机构与各种金融市场的联系非常密切，各有关方面对政策性波动的反应会更加灵敏，做出的反应会更加迅速。
4.2.1银行部门内部竞争程度
存贷款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变动的反应速度越快、程度越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速度就越快，影响的程度也越大。决定利率敏感度的关键因素是银行部门内部的竞争程度，如果整个银行系统中存在一定数量的银行机构，并且市场条件具有很强的竞争性，那么，资金成本的变化才可能迅速地影响存贷款利率，从而将货币政策的波动迅速地向下传导。相反，在一个银行部门高度集中的环境下，容易形成银行业的垄断和银行信贷的卖方市场价格，导致存贷款利率对货币市场变动做出反应比较迟钝，或者做出反应的程度与货币政策计划调整的强度之间不对称。此外，国有银行和国家补贴的银行缺乏利润最大化的压力，从而也削弱了存贷款利率对货币市场变动做出反应的成本约束力。
从平均水平上看，发展中国家的银行部门集中程度比较高，大约在35%～50%左右，发达国家的集中程度比较低，大约在10%～20%之间。但是，各自都有例外，比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哥伦比亚，1994年五大银行资产占全部银行资产的比重只有24.5%。而作为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英国同期的这一比例却高达57%。
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过去的经验可以看出，银行部门内部的竞争程度对存贷款利率的政策性敏感度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商业银行对存款利率进行调整的次数比对贷款调整的次数要少，有时，整个银行部门利率的调整，取决于存贷款市场上最重要的银行的动向，这些大银行对存贷款利率做出调整之后，其他银行也相应调整存贷款。在中国香港，小型银行通常根据大型银行的利率来确定自己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国家银行在利率确定上起主导作用。因此，在银行业集中程度比较高的国家，银行业内部的竞争程度通常比较低，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很容易受到少数大型银行的左右，形成垄断价格，从而具备了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政策相抗衡的能力，当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动影响到这些处于垄断地位的银行的利益时，这些银行往往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理会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从而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意图的传导受到阻碍。因此，银行业的集中程度和银行内部的竞争程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非常明显。通常来讲，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加强银行业内部的竞争，增强商业银行信贷活动对货币政策波动的敏感性。我国银行业存在高度集中的现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了70%以上的银行业务。加上它们“国有”的制度特征，货币政策通过市场化的间接调节方式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进行调控的能力，大打折扣。因此，疏导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应该把降低银行业的集中程度、提高内部竞争强度作为重要的改革目标。银行部门内部的竞争环境可以通过降低银行的进入门槛，尤其是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国内市场形成。
4.2.2企业和居民家庭的银行替代资金来源
国内银行部门对存贷款利率的确定，除了受银行部门内部竞争程度的影响以外，还取决于居民家庭和企业在银行贷款之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资金的能力，这些替代资金来源包括证券市场和非正式的“地下市场”（Curb markets）。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各种资金来源结构，其中包括从证券市场上的筹资，这些替代性资金来源对货币政策效力影响的关键，在于它们与国内银行资金市场的衔接程度，以及它们自身的发展状况。如果替代资金来源与国内银行资金市场衔接得比较紧密，则货币政策变动在对银行贷款产生冲击的同时，也会通过银行资金市场对这些替代资金市场产生同样的冲击，这样一来，替代资金来源的存在就不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太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政策性波动对正规市场的冲击，不会被非正式的“地下市场”所吸纳。反之，如果替代资金来源与银行资金市场相互分割，银行贷款市场条件的变化对替代资金来源的影响比较微弱，那么，货币政策变动对银行贷款产生冲击后，银行贷款条件的相应变化就很难对企业和居民家庭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或者影响的程度要大大削弱，因为，银行贷款条件在货币政策的冲击下变得苛刻后，企业和居民家庭就会通过替代资金来源筹集资金，缓解银行贷款市场形成的压力。
同时，替代资金来源自身的发展状况，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也有影响。如果替代资金来源比较狭窄，资金规模比较小，发展不够成熟，那么，它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缓冲作用将会非常有限。反之，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吸收货币政策的紧缩性冲击。
对金融部门的严格管制使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非正式的“地下市场”，这种地下市场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很大，需要金融当局积极进行监管。例如，地下市场的发展仍然是韩国银行当前进行监管的参考因素。由于正式的银行部门与地下市场之间相互割裂，各自都有自己的存款人和贷款者，因此，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冲击能力被大大削弱。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了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减少了正规金融市场的资金可供量，但是，对地下市场却没有影响，企业和居民家庭可以转而从地下市场上筹集资金，从而使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大打折扣，货币政策的传导被阻碍。
如果正规的市场和地下市场之间衔接比较紧，货币政策的传导就会变得比较复杂。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银行存款利率上升，会吸引居民家庭将存款从地下市场转移到正规的银行，由于地下市场中的借款者很少能够进入正规的银行贷款市场，因此，地下市场可贷资金的减少，会导致那些依靠地下市场提供资金的部门难以获得信贷资金，他们的支出活动会受到重大影响。与统一的金融市场相比，货币政策在分割的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将很难进行预测。
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类似的地下市场，民间借贷活动一直比较普遍。近些年，由于中小型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缓慢，相应地，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得到充分满足，导致我国民间的地下金融活动比较活跃，尤其在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比较活跃的江浙地区，非正式的民间借贷活动比较普遍，对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地下金融活动的大量存在，也给中央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调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紧缩性货币政策往往致使企业和居民转而从“地下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紧缩性作用被地下金融市场所吸纳，货币政策的紧缩性效应大打折扣。
因此，如何在“地下金融市场”比较发达、民间借贷活动比较活跃的环境下实施货币政策，是我国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
4.2.3金融市场的发展深度
一般地，国内证券市场的存在会促进货币政策的传导，发展状况良好、充满竞争的资本市场对政策性利率变动的反应，比受到管制的存贷款利率变动的反应要灵敏得多。如果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包括各种期限的政府债券，其中包括作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的短期国库券，则中央银行政策性利率的变动很快就能够传导到国内的证券市场。由于证券市场的某些利率与支出行为的相关程度，比短期银行存贷款利率与支出的相关程度要大，因此，货币政策变动可以迅速地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影响。此外，如果银行部门和证券市场衔接得很紧密，银行将不得不提高自身的利率对政策性利率变动做出反应的灵敏度。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深化程度，对于政策性利率对其他利率以及最终支出行为的影响来说，都很重要。狭窄的、缺乏竞争的金融市场会导致货币市场利率的易变性。由于管理的原因，以及要考虑与客户的关系，银行对存贷款利率做出调整的成本很大，因此，在货币市场利率发生变动时，如果银行认为这些利率变动比较频繁，并且认为这些利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反向变动，则银行不一定对利率做出相应的调整。另外，货币市场的易变性也会促使银行将存贷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之间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同样，在一个狭窄的资本市场中，利率对政策性利率变动的反应也很难预测，在资本市场发展的早期阶段，货币政策传导方式很不确定。我国无论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都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发展的深度远远不够，不仅与银行信贷活动之间的连接程度有限，而且自身对政策性波动的敏感度也不高，因此，我国金融市场目前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能力很有限。
总之，银行部门内部的竞争程度、替代资金来源的大小、金融市场的深化程度和易变性等多种因素，能够影响银行存贷款利率对政策性利率波动做出调整的速度和范围，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统计资料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利率对政策性利率变动的反应，比工业化国家要慢，这正是因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银行部门之间的竞争有限，金融市场的深化程度和灵活性都不够，因此，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需要着重考虑这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