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出北京城，沿东北方向，过顺义，再过怀柔，直抵密云县境内。我们原计划攀登燕山山脉的最高峰雾灵山（海拔两千多米），按道理应该在太师屯的叉路口右拐，可惜当时风沙大作，没遇见指路的牧童，就顺大道直行了。后来才知道，这条气度不凡的大道是去承德的——清代的皇帝们就是由此取道避暑山庄围猎的吧？
直到与崇山峻岭间的一座关隘狭路相逢，司机才猛然刹住车：原来走错路了！窄窄的山谷，像安了一把锁——固若金汤的城关上书写着“古北口”三个红字。由于年代久远，斑驳的城楼似乎已与两边的山冈融为一体，显得天衣无缝。南来北往的客运或货运车辆，只能排着长队井然有序地从锁眼般的门洞里穿过——这简直是一道控制着车水马龙的闸门。再往前行，无疑就是塞外了。司机懊恼不已，我却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歪打正着地撞见了大名鼎鼎的古北口。因为不期而遇的效果，古北口在我眼中更像是天外飞来的关卡——或者说如同一个沉重的幻影。我特意要求下车走走，仿佛为了验证它的铜墙铁壁是真的还是假的——不会像梦一样被我的手指捅破吧？
虽然已是4月了，可由于面临塞外，这里的风依然像刀子一样凛冽（不是剪刀而是镰刀）。仰望周围山脊上蜿蜒的长城，似乎也被冻得鼻青脸肿，拼命地缩着脖子。其中有一段一段倾颓了的，仿佛已被旷古的风当作巧克力给吞噬了。长城啊，这中国最古老、最大的破落户，一直在风霜雨雪中苟延残喘。而古北口这一段，估计自明亡以来再未修复过。大约1691年前后，镇守古北口的总兵叫蔡元，由于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而向朝廷“请行修筑”。康熙皇帝予以拒绝：“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联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康熙几乎每年都要离开紫禁城去木兰围场秋狩，一生计有48次之多，每次经过古北口，都会目睹长城的尴尬——而从未加以同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代的皇帝们已习惯了将长城视为自己的俘虏，视为戴着镣铐跳舞的阶下囚。怎么会顾得上给它剃须修面呢？他们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庆祝自己抑或自己的家族的胜利了。
从康熙的话里面透露的有恃无恐，必然在其子孙身上遗传，到最后发展为夜郎自大了——譬如乾隆接见前来建立邦交的英国使团，还以为这是远在重洋的岛国经数万里之程输诚纳贡呢，他的回信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有一种当干爹的感觉。大清帝国对外患缺乏警惕，疏于防守——由其对待长城的态度可见一斑。难怪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水师的舰炮居然成了晾衣竿，而敌人由此细节察觉到这所谓的“海上长城”的腐朽与不堪一击。果然，一战之下，樯橹灰飞烟灭，黄海成了大清帝国的赤壁——水上的滑铁卢。不管对待陆疆还是海疆，清朝的皇帝们头脑中都毫无长城的概念——并坚决否定其必要性。最后终将自食苦果：被坚船利炮撞开的国门，比瘫痪的长城还要脆弱，还要无奈……而这些是废弃了长城的康熙所预料不到的。
帝国的衰败与狼狈，同样躲不过长城的眼睛。1860年，咸丰把偌大的北京城丢给英法联军，带着慈禧去热河避难——古北口自然是必经之路。古北口啊古北口，怎么也想不到：连皇帝都会逃亡！历史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当年皇太极率领清军入关时何其威风，可他的子孙却在长城的注视下扮演逃兵的角色——而化为灰烬的圆明园，就是咸丰跑丢了的鞋子。
在我心目中，秦始皇是个泥瓦匠，首创了长城。而到了明朝，又把这门祖传的手艺给发扬光大了。朱元璋主张“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的后代也一直热衷于土木工程。“明修长城清修庙”，明朝是长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从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调集了数十万士卒和民工，在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今昌平县西）两千多里的拱卫帝都的防线上，对原有的边墙（明初大将徐达所筑）进行翻修改建，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才竣工。
北京以北的边墙，是名将修筑的名城——先是徐达，继而是戚继光。徐达是把元顺帝驱逐出北京的大明开国元勋；至于戚继光，无论早期在东南沿海，还是后来调防北方边睡，都仿佛是长城的影子。可惜，在这段重修的长城完工之后不久，戚继光也死了。我在心理上把戚继光视为这段明代长城的守护神。当然，大明最后的没落，绝非哪个人或哪段长城所能挽救的。戚继光绝对不会相信：他至死都在苦心经营的长城，若干年之后，居然会成为一道在东方提前出现了的“马其诺防线”，成为一个经不住推敲的神话。下一个王朝的皇帝，会将它视为懦夫的积木、儿童的玩具。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大明的开始与结局：虽然元顺帝出居庸关逃走了，被赶回漠北，可弹指一挥间，另一个游牧民族又从山海关打进来了。这就是长城的光荣与悲哀。
当郊游的车辆在古北口关前急刹车时，你猜坐在车中的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张明敏唱过的一句歌词：“勒马长城，勒不住我思念情深……”歌名已记不清了，好像还唱到“黄沙荡荡”呀什么的。是的，我也在勒马长城。勒马长城似乎比勒马悬崖还要惊险、还要刺激。因为你将同时面临金戈铁马的历史，和腥风血雨的往事。面临国破山河在，和城春草木深（下意识地成为杜甫的替身）；面临大漠孤烟直，和长河落日圆——面临怎么也读不完的古代边塞诗。
勒马长城，你就能与霍去病、李广、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乃至杨靖宇重逢。
勒马长城，你看见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看见了金木水火土、唐宋元明清，看见了芦苇荡和青纱帐，看见了鸡毛信和红樱枪，看见了悲欢离合、阴晴圆缺……
勒马长城，你的手在颤抖，你的心也在颤抖。而长城本身，就是一根更为强劲的缰绳——民族的缰绳。和风拔河，和黑暗拔河，和灾难拔河。只要稍有疏忽，历史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无数生灵遭受铁蹄的蹂躏……因为长城的缘故，古老的中国更像是一个忍辱负重的纤夫，肩膀上被勒出一道道的血印。
长城啊，露天的军事博物馆，良心的试金石，无字的纪念碑，停摆的钟——指针永远指向昨天。一个民族漫长的回忆录。
今天，我也像许多消失的英雄一样，在长城前勒马，在长城下放牧。
车往回开，继续寻找去雾灵山的路。雾灵山屹立于北京市密云县与河北省的交界处。清代圣祖仁皇帝曾赋诗《晓发古北口望雾灵山》：“流吹凌晨发，长旗出塞分。运峰犹见月，古木半笼云。地迥疏人迹，山回簇马群。观风当夏景，涧草自含薰。”只是如今的雾灵山已作为一自然保护的森林公园。
俗话说靠山吃山，曹家路村沾了雾灵山的光，靠旅游经济发展起来了。农民们纷纷把自家的四合院改造成民俗旅馆，供远道而来的游客食宿。我们几个人有幸在烧得滚烫的大炕上过了一夜，连梦都散发出烤玉米的香味。
第二天早起，在村子周围逛了一圈，发现不少处古长城的遗迹。有时一抬头，看见迎面的山头上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座弯窿顶的敌楼，像戴着一顶威风凛凛的帽子。由于绵延的城墙湮没了，这悬崖上的楼便显得尤其突兀——让人猜测当年战士是怎么爬上去的（不会是天兵天将吧？）。其实这并不奇怪。长城在密云全县左盘右屈，沿线共有敌楼、战台666座，几乎扼守了所有的交通要冲和险要山头。只可惜，由于修路、盖房子，大段大段城墙被拆毁了，或者留下醒目的路口。我多次目睹农民家的屋脊后面露出半截城墙的横切面，抑或在墙根下盖起的猪圈——长城就这样被糟蹋着。好在它早已宠辱皆忘。
向村民打听，才知道曹家路原本是长城一道关隘的名称。那时候关隘的里侧一般都筑有用于屯兵养马、聚草存粮、驻扎后援部队的戍堡——也就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曹家路村。村子的外围原本有城墙环卫的，解放后拆掉了。有路牌的村口，原本是城门的位置。可见曹家路村的前身是戍边的兵营，说不清从何时起转为民用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相当一部分土著居民是明清时边防军人的后裔。了解到这点之后，我果然察觉路遇的村民眉宇间都不乏英武之气——哪怕是一个拎着铲子拾粪的羊倌。
历代的长城，也养活了不少人啊。沿着长城的藤蔓，像结果子一样，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村落。曹家路村，在我眼中是一个香喷喷的大南瓜。我居然在这大南瓜里美美地睡了一觉，连梦中流的涎水都是甜丝丝的。
勒马长城，枕戈待旦抑或解甲归田，是两种不同的诗意。这也构成了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在曹家路村，我看见了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一边是烽火楼台的长城，一边是炊烟袅袅的民居。跟早已成为旅游热点的居庸关、司马台相比，古北口更富有一种沧桑的美。这恐怕因为它缺乏修缮、多有残损，看上去像是历史的孤儿或弃妇，蓬头垢面。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古北口一带的长城是不收门票的，如同尚未被圈养起来的野生动物，有时候突然冒出来，吓你一跳——一眨眼又找不见了。而居庸关呀什么的，已被驯化为撩拨游客雅兴的宠物，有点假，有点做作，让人怀疑是精心搭设的电影布景。
当然，我并不是说居庸关有什么不好，我说的是气氛——因为人流如织，快变成露天的大杂院了。至于居庸关本身，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所谓的居庸关，纵深四十里，俗称关沟——在我眼中就像是群山夹峙间的一条漫长的胡同。古北口倚托着燕山山脉，居庸关则属于太行山系——是其八条自然通道之一。自南口（又叫夏口或下口）入山，北口就是八达岭。共有四重关隘：南口关城、居庸关长城、上关关城、北门锁钥关城。早在《后汉书》里就有记载：建武十五年（公元49年）徒雁门、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关以东。《唐书》里也提及幽州昌平西北三十五里有纳欣关（即居庸关）。它很久以前就已是一座明星式的关城：《淮南子》称之为天下九塞之一，《金史》也把中都的居庸与秦之淆函、蜀之剑门相提并论，形容其险峻。至于今天，则把居庸关的八达岭树立为北京长城的表率，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已主要指爬八达岭。于是八达岭长城带有“劳模”的意味，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游人吭哧吭哧地爬呀爬，为了到山顶满足一番虚荣心。我真担心：总有一天长城会被爬塌的。好在它也受到最舍得下本钱的维修——我不知道八达岭的城砖有多少块是旧有的，又有多少块是后来添加的。既然存此疑虑，我索性将其视为赝品。
居庸关几度成为历史的休止符：金兵是从这里打进来的，元兵是从这里打进来的（后来也是由这里退场的），李自成是从这里打进来的……破关之后，北京城自然也像核桃仁一样暴露出来了，任人取舍。但也不能完全责怪居庸关的失职，专门有人为其辩护：“此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恐怕正因为受此害影响，康熙才把长城视为无关痛痒的赘肉。
在居庸关通往北京城的途中，有一尊李自成快马加鞭的纪念塑像。他正如探囊取物般直奔紫禁城的太和殿而去，渴望在龙椅上歇歇脚。可是他为什么忽然勒住了马，永远地停留在过程之中——成为一尊令人慨叹不已的雕塑。打江山很容易，坐江山很难，于是像李闯王这样的英雄人物，也只能勒马长城了——也只能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每逢看见这尊铜像，我总要想恨铁不成钢：李闯王，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冲刺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勒住了自己的马？你为什么不更上一层楼，一览众山小？或许，不是你勒马，而是你本身被一根看不见的缰绳给勒住了，你被小农意识所制约。这就是历史：差一点点火候都不行！
李自成骑马跨越长城之间，想些什么，已不可知了。正如自居庸关至北京城途中的那尊闯王塑像——表情模糊、高深莫测。想当皇帝是肯定的，想搜罗点粮铜也是可以理解的，错只错在他还想到了衣锦还乡（典型的中国暴发户的理想）——荣宗耀祖，并且让街坊四邻羡慕。这一点是有史料可查的。李自成认为“十个燕京也比不上一个西安”，可见他并不情愿在北京安家落户，北京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中途遇见的最大的一座客栈，饮马、歇脚、饱餐一顿之后，还是要打道回府。当然，最好是把此地的宝贝全搬运回去。所以他特设“比饷镇抚司”，向明王朝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们追索赃银助饷，共获白银七千余万两——仅此就让他喜上眉梢了。如此地易于满足——这样的胸襟，确实显得有点小了。
李自成过于看重银两，却忽略了长城。他把几万名太监哄出紫禁城，就感到天宽地广，可以高枕无忧了，却一点没把山海关外的边患当回事。他没有慎重对待远处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态势。其实，长城的城砖比他孜孜以求的那些金银玉器重要得多。一旦大墙颓塌，则玉碎宫倾，玉石俱焚。
李自成仅在北京城里做了四十二天皇帝（用俗话说就是“吃了四十二天饺子”），长城就出现了新的缺口。垂涎已久的清兵，由投降的吴三桂引路，自山海关涌入，就像滚滚洪流一样，淹没了北京城，淹没了中原以及江南，淹没了整个明王朝的版图。这是一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决堤！清兵人关，不仅意味着长城的沦陷，而且意味着水灾的开始——尤其在晚清，灾祸发展到尽致，长城的尊严遭受到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践踏……
长城如同老人牙床，不断地修补，又不断地损坏。它在默默地咀嚼着什么？是唇亡齿寒的往事吧。
而北京，就是柔软的舌头，尝尽了酸甜苦辣。
秦始皇把战国时秦、燕、赵三国北方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而在历史上，北京地区是万里长城的中心地段，相当于群雄角逐的大舞台。
有人说，没有长城就没有北京：“战国七雄的故都，在秦统一后均失去了显赫的地位，唯独地处北隅，在当时并不突出的燕郡蓟城，在秦统一后地位一直蒸蒸日上。由沿边游牧民族所必攻、中原农耕民族所必守的军事重镇，发展成了帝王之郡。在北京的发展史上，长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在借助长城来拔河，比试各自的膂力。北京城频频易手，就是这两股原始力量互有胜负的标志。
还有人说：没有长城，辽、金、元、明、清也不可能在北京建都。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跃过长城之后，并不敢远离自己的故乡，在更靠南的地方建都——为了留有退路。于是长城脚下的北京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首选。至于明朝，如果没有长城作为军事屏障，也不敢贸然迁都北京的——况且中原王朝历来就深受“据长城而抚四夷”的传统观念之影响。可见长城情结是属于攻守双方的。对于一方来说，它是盾牌、是武器；对于另一方来说，它又可作为绝妙的战利品，构成永久的诱惑——更重要的是，敲开了这扇门就等于敲开了整个中原的深宅大院……
于是，长城成了东方的“被争夺的海伦”，成了世袭的“特洛伊”，围绕着它展开了无数的战争，同时也谱写了无数的史诗（比《荷马史诗》要浩瀚、漫长得多）。从宏观的方面来看，帝王变迁、朝代更替、国家兴亡，都与长城有着潜在的联系。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堪称是一部《长城传》。正如史学家埃米尔·路德维希以《尼罗河传》为名撰写了一部关于埃及文明的书，长城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命脉——它的意义仅次于长江、黄河，它是一条凝固的河流、时间的河流。
我在浏览长城的时候，也就等于在阅读这部《长城传》，阅读无字天书——阅读战乱频仍、灾难深重的古老中国，而北京，正是其中最醒目的一枚书签。一枚浸透了铁、血、火、泪的沉甸甸的书签。
在长城面前，连文盲也会感动啊——这冰冷而又滚烫的长城，受伤而又愈合的长城，疼痛而又麻木的长城，破碎而又完整的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