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电影
梦的内容肯定比我们生活的内容要丰富。如果生活是一棵树露在地面的部分，梦则是庞大的根须——以黑暗为食物。梦有着松动的牙齿、忍耐的品性，默默咀嚼我们的经历、记忆，它比牛还擅长反刍。当然，它也有消化不良的毛病，常常颠覆了事物的真实性。然而再荒诞的情节，在梦中也无人怀疑其确切程度——这有点像熄灯后的电影院产生的审美效果。难怪人们要把好莱坞称为梦工厂。梦，是我们每个人都秘密拥有的好莱坞。偶尔做一个离经叛道的梦，简直比走私军火还要惊险。我们浑身冷汗地走出阴暗的剧场，拉开窗帘，发现外面的世界依然阳光灿烂。
按道理说，梦境只能算是一种未经剪辑的半成品——但它却比许多镶嵌在镜框里的艺术品还要富于感染力。跟电影一样，它大致可分为战争片、爱情片、武打片、伦理片、警匪片、纪录片、科幻片、恐怖片……还有一种纯粹意识流的，属于超现实主义吧？只是我们永远弄不明白幕后的导演是谁——它太有天才了。梦的摄制组也很有实力，从道具、布景、化妆直到灯光效果、音响效果，简直无可挑剔。最重要的是：演员都不用照着剧本念台词。梦是没有剧本的，纯粹是即兴演出。做了一个好梦之后，我连正走红的美国大片都懒得看了。惟一的遗憾是：梦的票房业绩不佳，永远只有一个观众——而且是一次性的，没有重播的可能。遗憾的艺术才是最好的艺术呢。我对梦更珍惜了，经常挑选一二，在记忆中作为绝版收藏。
梦跟电影不同之处，还在于它没有预告，我从来不曾见过哪里贴有梦的海报。想一想也可以理解：它毕竟属于“地下出版物”嘛。况且，不给你任何心理准备，才能产生最神奇的效果——有时候一段梦中的爱情，比《魂断蓝桥》还要令我缠绵徘恻；而无意间目睹的恐怖情景，足足能把我吓醒——这是西班牙籍导演布努艾尔与画家达利合作的超现实主义影片《一条安达鲁狗》都办不到的……经典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至少梦本身能超越任何经典。因为在梦中，你不仅仅作为观众而存在，常常还能当上主角；哪怕跑跑龙套什么的，也能满足一番表演欲。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电影艺术的门外汉。我们天生就会拍电影——只可惜，很少相互交流这方面的经验。假若能给芸芸众生的梦也设一个奥斯卡金像奖，该有多好！这至少能避免许多精彩而华丽的梦境，被时光、遗忘与死亡所埋没。在梦中，人类的想像力才真正达到了极限。梦啊梦，你才是真正的魔幻现实主义。
梦是制作成本最低的电影。甚至，它连起码的电费也不用损耗。演员也属于义演，不收出场费的。一切都是无偿提供的。看一回梦电影，连门票都不用买。这比在现实中干什么都便宜。在梦中购物，我从不付钱。难怪人们爱做梦呢，梦本身就是一笔不用付钱的买卖。会做梦真是人生的一大幸福：你可以去最想去的地方，见最想见的人，干最想干的事情……如果连梦都不会做，那又与死亡何异？梦弥补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缺憾。平凡的人会梦见伟大，孤独的人会梦见爱情，乏味的人会梦见刺激，伤痛的人会梦见和平……没准正是梦隐秘地提供给我们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心。梦啊，我们每个人精神上最亲密的家庭教师——关键的是，它永远替你保密，永远不会出卖你的隐私。
一个人一生的梦是丰富的，比他的生活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但再丰富，依然是有限的。如果能把全世界的梦境弄一个互联网就好了——愿意的话就可以上网，成为一个梦的网站。你可以把自己的梦贴出来，办一个小型展览；也可以跟别人的梦等价交换。这比看电影的挑选余地可大多了。每个夜晚，世界各地在制造多少梦啊，多少梦在不同的环境里分头拍摄——缺乏观众的话，那太浪费感情了，也太浪费才华了。可以用化名结交一些网友嘛，反正谁也不认识谁。多看看别人的梦，没准能帮助你了解自己——以及理解别人。还有比梦更私人化、更具真实性的电影吗？还有比梦更适宜掩饰自己的羞怯的理由吗？还有比梦更不需要你负责的事情吗？梦中的电子邮件，没准比实际的交流命中率更高呢……当然，这个一厢情愿的设想，仅仅是我昨夜刚出炉的一个梦——我试探性地把它划归为科幻片。我制造过各种风格的梦电影，这是我科幻片方面的代表作。
据说，痴人才说梦呢。我却对梦津津乐道。这说明我够傻的。还有像我这样的傻子吗？大家不妨认识认识。我的梦你肯定爱看，不敢自称大手笔，但确实是大场面、大动作——醒来之后，我每每对自己佩服得很。会做梦的人，即使闭目养神的时候，也能大饱眼福。虽然我还只能算是业余水平。如果梦电影纷纷公诸于世的话，那些职业导演们该失业了。
露天电影
在武汉读大学时，常看的是露天电影。学校有专门的露天电影场（兼作开会用），以矮矮的围墙跟教学区隔开，银幕悬挂在主席台上，中间的操场可容纳数千人——后面是个山坡，也砌成梯田的形状，我们戏称之为“包厢”或“加座”。新生人校，每人发一只小板凳；后来才知道，是用来看电影的。每逢周末，食堂门口便贴出电影预告的海报。卖饭菜票的窗口兼卖电影票——系五分硬币大小的塑料片，三毛钱一枚。这是80年代的物价标准。晚上六点多钟，校园里的条条大路通往电影场——三五成群地走满了手提小板凳的学生。早早地去了，为了抢占有利地形。看电影毕竟是当时学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早到的人们，围坐在空地上打扑克，或者聊天、嗑瓜子。我也总是提前守候在那里——只要紧盯着入口处，就能见到各个系最漂亮的女生。因平常不在一起上大课，一般每星期只能见到她们一面——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半年的电影看下来，我心目中的校花已评选出前十名。有激动的时候：英文系的某某恰好在我身边坐下来，无意识地陪我同看了《两个人的车站》。也有扫兴的时候：新闻系的某某挽着一个男生，并肩走进电影场，使我散场后直想学银幕上的寅次郎吹口哨……这构成我看电影之余的一点私心杂念。现在想想，很可笑，又很值得怀念。
一般要等到七点左右，天才能黑下来。这是露天电影所需的条件：必须得到夜色的协助。当山坡上的放映机把光束投在银幕上，苍白的幕布便获得了生命力，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眼神。人声鼎沸的电影场顿时变得安静，等待着某个事件的发生。这时顾目四望，操场乃至后面的“梯田”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多少年之后，他们跟我一样，不会忘记看露天电影的情景，甚至还能回忆起当时看过哪些影片，在怎样的季节，怎样的天气……大学时代，我整整看了四年的露天电影，风雨无阻。按每星期两部计算，至少也有两百部吧——几乎每次都是一部进口片和一部国产片相搭配，就像买好烟需搭一包次烟。虽然也味同嚼蜡地看过一些平庸的影片，但有许多好片子令我们曲终人散后仍然兴奋不已——譬如有一年冬天赶上联邦德国电影周，纵然快期末考试了，我还是坚持数日，把《莉莉·玛莲》等六七部西德电影一网打尽。回到宿舍一描述，令几位从教室晚自习回来的好学生遗憾了一夜。第二天他们考的分数还不如我高。
看露天电影，夏天要带好扇子（有的人甚至还预备了风油精或蚊香），冬天则要戴上帽子、系上围脖再裹上军大衣——全副武装的架式，即使这样，电影场里仍不时有跺脚的声音。记得看《战地浪漫曲》时是个阴天，放到一半时下起雨来，有的退场了，大多数人则撑开自带的雨伞，躲在小小的伞下继续看。偏偏那天我没带伞，又不忍心离去，只好手搭凉篷，在倾盆大雨中继续关注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他们若知道的话，会感动的。这就是我为一部电影付出的代价：淋得像个落汤鸡。它同时又证明：这确实是一部好电影。好电影应该使人们做到哪怕听见了空袭警报，也必须看完了再钻进防空洞。因为它已使你进入了别人的命运，忘却了自己，更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又有几个人，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或者说，又有几部电影，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这些年来，坐在豪华的剧院里看电影，我再也找不回看露天电影的那份激动。是我变了，还是电影变了？抑或，环境变了？人类坐在自己的建筑物里看电影，是居高临下的，是清醒的——因而无法自己欺骗自己。而坐在星空下，空地上，置身于真正的夜色中，他与电影之间是平等的——将之视若别人甚至自身的命运。露天电影，能较轻易地唤起人们内心的某种醉意——它仿佛不是放映给渺小的人类看的，而是为博大的天地放映的。天地是隐形的观众。电影是天地之间的幻像。难怪有部外国片叫《天堂影院》，又有部国产片叫《天堂来信》，电影似乎在传达天堂的消息——天堂是没有屋顶的。看露天电影，比在屋顶下观看要痛快！
朝鲜电影
70年代最著名的异国之花——不是紫罗兰，也不是樱花或郁金香，而是金达莱。因为那时候所能看到的进口片，主要是朝鲜电影，而金达莱堪称朝鲜的国花。在许多朝鲜电影中，都出现过漫山遍野的金达莱盛开的镜头——简直相当于某种宣传民族精神的仪式。而在更多的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国产片中（如《侦察兵》、《奇袭白虎团》、《英雄女儿》等），也不乏金达莱的影子——作为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标志，是血染的风采。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兄弟邻邦的三千里江山，似乎只盛开着一种花。一种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花。
70年代的朝鲜电影，最著名的应该算《卖花姑娘》。卖花姑娘是个长得像金达莱一样的姑娘——金达莱是苦难与美丽的象征。那时候看《卖花姑娘》真是倾城出动，一点不亚于现在看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举个例子：我当时还在读小学，全校师生都按班级排队步行到市中心的电影院看包场。不问男女老少，看《卖花姑娘》都事先预备了一条手绢，看到伤心处剧场里哭声一片。那个年代的人真重感情啊，心真软啊。况且置身于那样的大背景下，谁若无动于衷，则显得太没心没肺了——容易被怀疑为思想有问题。那时候中国的街头还没有出现鲜花店，但电影院门口的商店里，手绢倒是挺畅销的——只有在欣赏这一朵花时可以大动感情，而不会被批判为黛玉葬花式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金达莱是一株来自异国的“苦菜花”。
那个年代讲究忆苦思甜，朝鲜电影都有点苦，挺吻合这一要求的。看朝鲜电影，等于接受一次诗化的政治思想教育——观众们走出剧场，重新出现在阳光下，都充满对旧社会的无比仇恨和对新生活的加倍珍惜。还是社会主义好啊，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再不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战争年代的血没有白流，和平年代的泪也没有白流——《卖花姑娘》可谓感动过一个时代的中国观众的“催泪弹”。现在的人，即使看悲剧也很难流泪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泪腺也退化了。
70年代的朝鲜电影，还有《一个护士的故事》、《看不见的战线》、《摘苹果的季节》等等。
20年后，演《卖花姑娘》的话剧团又来中国巡回演出（原班人马都已老了，如今饰演角色的已是第三代演员了）。可惜反响平平，估计买票去观看的，大多是一些喜欢怀旧的人。我是其中之一。我默默地从卖花姑娘手中，买了一朵20年前的金达莱。一朵记忆之花。
街头巷尾的花店里，奇葩异卉，争奇斗艳，却找不到金达莱。问进进出出的少男少女：“是否知道金达莱？金达莱是什么花？”他们的表情很迷惑。他们甚至没看过朝鲜电影。
作为我个人，还是挺怀念那一系列老电影的。在看腻了酸酸的日本电影、甜甜的欧洲电影、辣辣的美国大片之后，还真想看一场苦苦的朝鲜电影呢。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嘛。人生不也是这种轮回的滋味吗？
爱看二战片
80年代，上海的王寅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是当时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想起王寅，我总要想起这首只有十几行的短诗。由于我久已远离诗歌，许多资料都已散失——无法查找到原作，凭印象记得其中描绘了党卫军雨衣反穿、摩托车以及在电线上互相追逐的两颗雨滴之类——而这些正是王寅对一部遥远的电影的模糊记忆。对于我来说，它就更为模糊了，因为我甚至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但我能猜测出它是表现二战的，表现战争中人们的苦难、死亡与爱情，甚至能据此展开对行刑队、受难者以及刺耳的枪声的恐怖想像——毕竟，由不同国家（包括我的祖国）拍摄的二战影片我看得太多了。虽然我出生时二战的炮火早已平息，但那场战争对于我似乎并不陌生。也难怪，那是离我们的今天最近的一次世界性热战。
参加某次诗人聚会，大家无意中提起王寅的那首诗，纷纷帮助王寅去回想那部捷克电影的片名。最后是伊沙与李大卫想起来了（他们孩提时幸运地看过该片）。因为片名有点陌生，散会后我就忘记了，只记得想起来的人表情很兴奋——有从记忆中失而复得的感觉。我能够想起来的是同时期的另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二战片，譬如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与《桥》，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好像罗马尼亚有同类题材的好片子，只是很遗憾，也想不起片名了。
我看这一系列电影时还是个孩子——它们给一个和平环境里的孩子进行了最初的战争教育。那也是一个贫困的年代，孩子们手头几乎没有什么玩具，可我对银幕上的那些枪械、坦克、军服却极其熟悉——构成我幻想中的大玩具。我很小就被培养成了兵器爱好者。这些二战片，是我当时所能读到的惟一的童话了——只是饱含着硝烟的气息。孩子们是以好人与坏人的标准来划分电影里的敌我双方的。我至今仍记得《第八个是铜像》的片断：游击队员们抬着牺牲的战友的铜像，在黑暗的山区行军……详细的剧情已无从追忆，似乎当时也很费解：铜像多沉呀，远远不如抬一门迫击炮过瘾。我怕看悲伤的场面（蒙住双眼与耳朵），遇到双方厮杀的镜头则舍不得眨眼睛。在永远笼罩着夜色的电影院里，我心跳不已，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害怕……那场孩子们并未真正了解的战争，在我心目中被戏剧化了，像小伙伴玩打仗一样简单。
由于政治的原因，当时能够看到的二战片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同盟国家进口的——要不就是本国的抗战片（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之类）。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二战片时，我已长大成人了。说实话，欧美资本家拍得也不错，《伦敦上空的鹰》、《虎口脱险》、《巴黎的最后一班地铁》……使我目睹了二战的另一部分或另一种风格。有的甚至玩世不恭：把战争拍成了喜剧片。看来他们要么是当年受的苦少一点，要么就是忘掉得快一点——不如社会主义国家那样苦大仇深，拍电影也有忆苦思甜的用意。当我对二战的那段历史开始进行知识分子的解析时，终于看到了《辛德勒的名单》与《拯救大兵瑞恩》。人类从来就没有忘记二战。战后的人们一边在愈合现实的伤口，一边不断通过文学艺术去重新撕裂伤疤——逼迫自己反思过去的不幸。二战对于人类已是永恒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灾难。但对于电影来说，它最大的意义是提供了永远的素材。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是最复杂的关系。二战片里有我们祖辈或者父辈生活的影子。对于一个战后出生的人，看多了二战片，也会成为间接的参战者——对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宝贵有更真实的认识。我不禁联想到：甚至我今天的书房，都是建立在昨天的战场上。战争造成了众多没有墓碑的死亡，活着的人更有责任给战争本身立一座墓碑。但愿二战片是最后的碑文，最后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