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外休闲理论与休闲实践，“休闲”不外乎在三个层面上体现出它的价值与意义。一是解除体力上的疲劳，获得生理上的和谐；二是赢得精神上的自由，营造心灵的空间；三是进入审美的空间，实现审美的创造。可见“休闲”是一个由外而内、由身体而精神、由释放而审美的不断升华的生命过程和情感体验。本节将重点探寻“休闲”上升到文化层面的价值与意义，或者说是将休闲放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在这一层面上，休闲是指人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而呈现的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生命状态和行为方式。
一、休闲是使人“成为人”的基本条件之一
要深刻认识“休闲”的文化价值与意义，首先要解决“休闲”对人的价值与意义，要认识到“自由时间”、“休闲”对实现人的价值的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人作为生命的一种形式，区别于其他生命体的最根本点，就在于人具有社会文化属性，在于人具有精神的追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这一点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不断被人们所强调，而“休闲”由身体的歇息到心灵的宁静的过程，皆关系到心灵的自由，内蕴着主体精神意识自觉超越程度的不断提升，休闲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强烈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的活动。德国著名哲学家约瑟夫·皮珀在被誉为西方休闲研究的经典之作《闲暇：文化的基础》中说，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它不仅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精神状态，更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他还从天主教思想的传统中将“休闲”比喻成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皮珀认为，人正是通过“休闲”来获得内心的平和，从而拥有驾驭世界的力量，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快乐。休闲的价值不在于解除生理上的疲劳，而在于实现文化的创造，使人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生命自律性与他律性、功利性与超功利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是人的一种自由活动和生命状态，是一种从容自得的境界，是人的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从这个角度看，“休闲”是全面提升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使人“成为人”的基本条件之一，“休闲”是人类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是人实现审美享受、审美创造的基本前提与条件之一。
的确，休闲与其说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不如说是人的内心世界的一种追求。人的追求虽然离不开外部世界，而且必须指向外部世界，但这种追求的根本动力，却不来自于外部环境，而是由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是由我们的内在精神去驾驭环境，这充分显示出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从人生目标的确立到日常的生活行为的选择，无不烙上主体鲜明的色彩。休闲哲学要强调的就是，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人所具有的主动性、自觉性。而这一特征也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自由时间”这个概念，认为“休闲”是使人成为人的基本条件，明确了“自由时间”对于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为了谋生，替别人劳动，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属性，工人劳动的产品和过程都造成了对自身的异化，他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劳动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概念，认为“自由时间”就是非劳动时间，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在这里，西方休闲学研究者通常将马克思的“自由时间”（free-time）等同于“休闲”（leisure)。“自由时间”为人娱乐休息、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提供保障，从而使人扬弃异化，促进人的全面解放与发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自由时间”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马克思在描绘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时，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而这种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正是有赖于“自由时间”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在强制性的劳动之外，人类才有机会从事较高级的活动，在“自由时间”中，人类自由级的创造性活动才得以完成，这种自由与创造，是使人得到全面解放和发展、实现自身本质的重要保障。所以从哲学维度看，休闲才能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和“精神的永恒性”。休闲不仅能使人保持精神的平和宁静，更为完成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思考空间，使人沉浸在整个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过程中，从而感受到生命的快乐和实现人的主观认知上的生存意义。反之，忙碌只能使人庸常、麻木，使人类丧失思考能力而退化。台湾著名音乐制作人李宗盛创作的一首《忙与盲》，就非常形象地诠释了“忙”必然导致“盲”的人生必然：
许多的电话在响，
许多的事要备忘，
许多的门与抽屉，
开了又关 关了又开 如此地慌张，
我来来往往 我匆匆忙忙，
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
……
盲得已经没有主张，
盲得已经失去方向，
忙忙忙 盲盲盲，
忙得分不清欢喜和忧伤，
忙得没有时间痛哭一场。
二、休闲是人类文化艺术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
“休闲”发端于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为闲暇提供了条件。但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休闲”不断跨越物质的局限实现精神的创造与超越，催生了人类对精神文化的不断追求，催生了宗教、艺术、哲学思想，催生了人类对休闲文化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休闲”从一开始就是和各种娱乐、艺术相伴相生的。在闲暇的自由时间内，人们摆脱了各种束缚，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聆听自我内心的声音，开始纵情歌舞，节庆欢乐。正如柏拉图所说：“诸神怜悯生来就是劳累的人们，因而赐予他们一系列的节日，并由酒神、诗神、太阳神相伴，由此他们的身心获得滋养，他们变得高大、正直。”西方学者以特有的理性思维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休闲对人类精神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充分认识到了“休闲”对人、对社会的文化意义，在《政治学》第七卷第三章、第九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和第八卷第三章中，亚里士多德反复表达着这样的观点：“培养德行和从事政治活动都必须有足够的闲暇时间”，“闲暇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全部生活就是如何享有闲暇”。第八卷中更进一步提出如何在艺术中享受闲暇。他说：“音乐的真正目的在于操持闲暇，而画画不仅有其日用功能，而且也有利于养成年轻人对于物体和形象的审美观念和鉴别能力。”当代德国哲学大师约瑟夫·皮珀则在他的经典休闲理论著作《闲暇：文化的基础》中，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休闲”对文化的意义。皮珀首先以简洁流畅的笔触，说明闲暇的观念不仅是一种文化的理论，也不仅是我们这个迷惘时代里的一种自然神学，闲暇，基本上更是一种哲学中的哲学。他告诉我们，在现今科学和技术已然凌驾于人之天命的时代，哲学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以及哲学应该为我们做什么。接着，皮珀以温和的方式告诉我们：心静而后能知，认为这就是从希伯来先知依莉亚到帕斯卡和克尔恺郭尔一脉相承而来的“沉静之音”。在皮珀看来，只有处于宁静中的心灵，才有可能绽放出创造的火花。他在肯定古希腊先哲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在构成西方文化的诸多基础中，闲暇无疑是其中之一。”同时，他对现代社会“工作至上”的状况表示深深的忧虑，他说：“‘闲暇’这种观念的原始意义，早已被今天‘工作至上’的无闲暇文化所遗忘。”“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努力重建自己的家园，除了寻求安顿往后生活之所在外，同时也应该重新找回我们在道德和知识等方面的遗产……为闲暇好好辩护一番。”在皮珀看来，“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甚至中世纪时代一些伟大的思想家，都一致认为，休暇状态下不管是感官的感觉或是知性的认知，一样具有很强的‘观看’能力，‘倾听事物之本质的能力’”。正是“休闲”使人类具备了倾听事物本质的能力，具备了洞察事物的能力，具备了创造艺术的能力。在带有明显功利目的的劳动中，人们只能屈从于劳动分工和狭隘职业，人的思想容易被一定的思维定式所束缚，而创造性思维所带来的灵感、想象，大多是紧张劳动之外完成的，是“休闲”、“玩”的过程中的思想结晶，正是这样才使得休闲成为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对人类精神、文化终极关怀的强调与重视，人们对休闲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对此，西方当代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论述。他们说：
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我们需要崇高的美德去工作，同样需要崇高的美德去休闲。是的，休闲可以使我们有意义地生活。
——美国杰出教育家莫德默·阿德勒
闲暇，乃是任何文化复兴的先决条件，其根源则是来自有闲和奉献的阶层。
——《观察家》杂志1952年5月30日
许多伟大的真知灼见往往正是处在闲暇之时获得的。在我们的灵魂静静地开放的此时此刻，就在这短暂的片刻之中，我们掌握到了理解“整个世界及其最深邃之本质”的契机。
——《观察家》杂志
所谓闲暇，并不是懒惰，而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和解放，人们得以沉思默想并和外在世界和睦相处，心灵因而获得力量和滋养。
——《旧金山纪事报》1952年3月16日
闲暇并不是工作的休止，而是另一种类型的工作——是一种具有人性意义的工作，好比节日的庆典活动。
——英国哲学家斯克鲁顿（1998年英译版《闲暇：文化的基础》序）
闲暇是一种心灵的态度，也是灵魂的一种状态，可以培养一个人对世界的观照能力。
——卡尔·霍迪（Carl Houde），《国家》杂志1952年10月18日
从文化维度看，休闲正是将人从劳动状态与负有责任的其他活动中分离出来，消除体力的疲劳，但休闲的意义更多体现在对人的精神作用和文化上，它通过人的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思维、感情、活动等方式，创造文化氛围、传递文化信息、构筑文化意境，从而使个体实现身心全面休闲，并由此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可见，休闲的意义不仅在于实用，不只是为了设置港湾和加油站，用于休憩、调节，用于更好地工作，更是使人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在让人们得以休息、放松的同时，还提供一种文化的修养，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建设人类文化、精神的家园。所以，休闲不再是简单的休息、娱乐，而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人们丰富生命、完善自我的过程。
三、“休闲”是审美欣赏和审美创作的前提与基础
从审美角度看，休闲与审美因其共同的心理特征和超功利模式而发生着必然的联系。休闲为审美提供了必要空间，休闲所产生的平静宁和的心理特征，是审美欣赏和审美创造的心理前提。休闲与审美这种天然的亲缘关系，丰富、拓宽了审美的境界，提升了休闲的品位而被古代文人视为理想的生存境界。黑格尔就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同样，休闲也是不带任何功利性的生命活动，而休闲审美则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进一步使人在审美欣赏、审美创造过程中赢得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赢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发展。追求自由，赢得自我，不受任何羁绊地按自我意志行事，是每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所梦寐以求的生命状态。而休闲与审美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现了统一：一方面，休闲为审美提供了必要的时间、身体、心理条件，赢得了审美活动的心理空间，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与精神准备；另一方面，审美提升了休闲主体的精神品格，为休闲主体提供了更充分的发展空间，帮助休闲主体在审美中摆脱束缚而获得解放，赢得愉悦、自由、超越的生命体验，肯定了人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审美总是自由的，高尔泰先生就将审美定义为“自由的象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浙江大学哲学系潘立勇教授从美学视角界定休闲的基本内涵为“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将休闲的审美本质概括为“生存境界的审美化”，并将二者的关系概括为“审美是休闲的最高层次和主要方式”，休闲“使审美境界普遍地指向现实生活”。
那么人应该如何在审美中度过“休闲”时光？王国维先生在他《人间嗜好之研究》和《去毒篇》两篇文章中作了很好的阐发。在《人间嗜好之研究》这篇我国最早研究休闲生活并且极具休闲意味的文章中，王国维先生极力主张审美救国，他说：“人固不能终日从事工作，岁有闲月，月有闲日，日有闲时。”的确，“闲暇”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空间，关键是如何来“休”，如何更好地度过人生中“闲”的时光，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王国维先生认为人有“生活之欲”与“势力之欲”两种，“人之一生，惟有此二欲以策其智力及体力，而使之活动”。“生活之欲”较易满足，而“势力之欲”的获得就有赖于闲暇时间精神生活的满足程度。他说：“人类之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之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而务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在王国维先生看来，文学、美术正是实现“势力之欲”的最好方式，“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文学、美术都属于审美创造活动，可见，“闲”催生了“势力之欲”，而文学、美术等审美创造活动都是“势力之欲”发泄的结果之一，也是具有很高精神价值的“休”的方式。由此可见，王国维先生所认同的文学、美术等艺术休闲嗜好是高尚的，能给休闲主体在创作或阅读文学作品时带来感官、情绪、精神上的轻松舒缓、悠闲自在、欣悦的状态，是精神层面的静态休闲。王国维先生的休闲美学思想与席勒的游戏进化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席勒认为游戏分物质游戏和审美游戏，他将生物的自由活动称为物质游戏，比之高一级的是审美游戏，审美游戏是人的想象力的自由运动。物质游戏的自由只是不受生存压力制约的自由，低级审美游戏的自由依然要依附于实用，而高级审美游戏才真正是人在游戏冲动中对纯粹美的追求。王国维认为博弈、宫室、车马、衣服、驰骋、田猎、跳舞等休闲嗜好中都包含着功利与实用的一面的思想，是对席勒游戏进化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他用“嗜好”来界定伴随休闲活动而产生的强烈的情感活动。
审视人类不同时期的休闲实践，我们也不难发现，“休闲”活动从来就是伴随着鲜明的情感、价值取向，伴随着强烈的个体情感体验的，是“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中国古代美学中的“游”、“乐”、“畅神”、“怡情”和“品味”等概念无不与休闲相通，西方美学中的“游戏”、“超越”和“自我实现”等观念也都与休闲彼此沟通。审美是一种生命的享受，休闲更是以自我生命的享受为目的。人们在高品位的休闲中实现着审美化的生活方式，同时为了达到高品位的休闲又常常离不开审美方式的介入。建立在闲暇基础上的行为，包括休息、娱乐、学习、交往等，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可以获得一种愉悦的美感体验，这种体验往往以渗透、融合、感染、凝聚、熏陶、净化等多种形式影响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美国哲学家杰弗瑞·戈比也在哲学高度上强调了休闲审美的情感色彩，他说：“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为，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建立在审美境界基础上的休闲活动，品茶、饮酒、养花、读书，倾听自然、游览山水、漫步园林、悠游郊野，闲坐、运动、饮食、逛街、聚友等能够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自由的创造和生命的升华。在获得畅快的、愉悦的心理体验的同时，感知生命的自由和美好，也可以说是“休闲”的最高境界。
在漫长的中国休闲文化历史中，许多文人士子都认识到文学艺术的休闲功能，他们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运用文学来调剂生活、抒发情感、超越现实、完善休闲人生。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所认为的，诗的产生不仅能统一劳动的动作、协调劳动的节奏，诗同时具有减轻劳累的自娱作用，而谈论故事、娱乐消遣则是娱人和自娱的结果。鲁迅先生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肯定了文学具有的休闲娱乐的本质。
从文学创作实践看，文学的休闲娱乐性特点，也始终或明或暗地伴随着文学发生，成为文学休闲得以实现的根本与前提。审视文学的功能体系，文学虽然也包含认识、教育、伦理等多方面的功能，但其核心依然是审美娱乐，其他功能都是依附在审美娱乐功能之上的。在漫长的文学实践活动中，文学的休闲功能与其他功能一直演绎着此消彼长的太极图状态，即使在生产力水平较低或强权政治主宰时期，文学的政治功能居主导地位，文学依然通过审美作用于人的心灵，起到教化、认识的作用。当生产力得到全面发展，人们摆脱了对生产力的依赖与束缚，不再满足于对物质生活的依赖，而是渴望获得更多精神上的愉悦享受时，文艺的政治功能就会慢慢退居其次，休闲娱乐功能就会成为时尚主导。从《诗经》中普通劳动者对劳作、情感生活的吟唱，到魏晋南北朝诗人悲怆慷慨的生命意识表现，再到唐诗中李白纵酒狎妓的豪放以及白居易闲适享乐的咏叹，直至唐宋词中对山水的咏叹、对生命意识的感悟、对爱情闲愁的吟唱……无疑，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古人生命情感、生命意志的呈现，从深层次上讲，是文人自我意识、生命意识的觉醒。文人在追求精神的解脱和超越以获得精神上直亩的过程中，同样渗透着文学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和休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