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采取措施避免中央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保证货币政策工具效果，相机抉择是要优于货币政策规则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货币政策目标的双重性甚至是多重性是难以避免的。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破坏性的货币政策相机抉择不如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更有优势。虽然从理论上对规则与相机抉择进行区分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在分析中央银行的实际行为时，结论却不易做出，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完全按照一个简单的公式制定货币政策和选择货币政策工具。也没有哪个国家承认它们的货币政策操作是短视的和不系统的，更没有哪个国家实行完全绝对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甚至许多的中央银行也并不清楚它们货币政策操作的性质（即使我们都希望它是清楚的）。因而，检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规则是重要的，透明的货币政策才更有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与最终目标的实现，尽管检验各个国家实行的货币政策的性质是困难的。
一、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检验模型
2002年，谢平与罗雄首先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进行了“泰勒规则”检验，他们分析认为中国货币政策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调整是适应性的（accommodative）。但是中国利率是受到控制的，真实利率的信息难以获得，而利率的市场化是泰勒规则检验货币政策趋向的前提条件。因而，谢平与罗雄的分析采用了中国货币市场的拆借利率。尽管如此，检验的结果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其他学者都认为是需要谨慎对待。
针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基础货币，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本书通过费雪（fisher）方程推导出了基于货币供应量指标的货币政策检验模型，刘斌曾对中国的产出、物价和货币供应量进行过协整检验，认为这些变量受到费雪方程的约束，本书第五章第二节的内容也支持了这样的观点。根据费雪方程MVPY，由于货币流通速度V是关于产出Y与利率i的函数，即Vg（Y，i）。因而，费雪方程MVPY可以表述为M*g（Y，i）
其中，m*t是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增长率，是平均长期货币增长率，本书取t期的前四个季度的平均值，yt是产出的名义增长率，y*是潜在产出，产出以GDP表示，其中潜在产出的根据GDP的四季度平均值去掉趋势值之后计算。πt是以CPI表示的通货膨胀率，π*是通货膨胀的目标值，λ1、λ2是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增长率对产出与物价指标的反应系数。
假设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整行为具有平滑性，因为中央银行必须要顾及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扰动，以及货币政策不一致时所可能产生的信誉损失。因而，可以用函数（6-11）描述货币增长率的平滑性调整。
其中，ρ∈是平滑调整的程度，νt随机干扰项，mt是本期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mt-1是前期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将方程（6-11）代入方程（6-10），则得到中国货币政策操作规则进行估计的货币供应量方程（6-12）。如下：
对于本书货币供应量概念，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以狭义货币作为货币政策规则的指标，则mt与yt、πt的相关性相对降低，以广义货币作为货币政策规则的指标，货币增长率的可控性又逐渐降低。不同的指标选取，必然要影响对货币政策规则检验的结果。因而，本书分别以两个变量作指标进行了检验。对于通货膨胀的度量，由于CPI与RPI难以区别优劣，因而，也分别进行了检验。
二、中国货币政策的规则与反应函数
中国从1994年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指标，1999年开始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本书采用1996年以后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刊》各期，经过计算获得季度变动率。
应用上述数据对方程（6-12）进行估计，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确定通货膨胀的目标值π*；二是估计潜在产出y*。
1.目标通货膨胀率。参照本书第四章第三节内容的方法，根据各年《政府工作报告》与国家计委主任报告公布的通货膨胀目标，设定目标通货膨胀率CPI为4%，RPI为2%。
2.潜在GDP。这是方程估计的难点，如何估计潜在产出（包括产出缺口的估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争论的焦点。刘斌曾经运用四种方法对中国的产出缺口进行了估计，这四种方法分别是线性趋势、HP滤波、单变量状态空间-卡尔曼滤波（State space-Kalman filter）和多变量状态空间-卡尔曼滤波，结果都在9%左右，分别是9.1%、8.6%、8.4%和8.3%。陈乐一也认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位于8%～10%之间。
应用HP滤波与VAR重新估计了中国潜在产出的季度增长率，基本上是在7%～9%之间，而且两种估计方法的差别不大。本书分别采用HP滤波处理后的GDP值与固定的潜在经济增长率10%作为潜在产出，对方程进行估计。
从回归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指数的反应系数都是小于1，基本是在0.7左右。而对产出的反应系数都大于1，平均在1.5以上。说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物价的波动并不是非常的敏感，反而对产出赋予了更多的关注。如果假定中央银行是在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选择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目标，即限定λ1+λ2=1，可见中央银行将70%以上的注意力放在了产出目标上，而只是将不足30%的注意力放在了稳定物价上。在通货膨胀稳定的条件下，1单位的产出缺口的变动引起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变动在1.5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是对通货膨胀变动反应不足，而对产出反应过度。这与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最终目标是不一致的。
中央银行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了产出目标上，其货币政策操作也可以是按照某种规则来进行的，但是在这样货币政策规则是不稳定的，或者说是“rule-like”和“constrained discretion”。本书在第三章第二节中对中央银行行为的分析也支持了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在这样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内，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总是有着自我实现的机制，即使没有其他因素导致的货币政策不一致性，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中央银行也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一致性。1997年10月中国零售物价指数出现负增长，1998年2月，消费物价指数出现负增长，此后的4年左右时间，消费物价指数一直在负增长上徘徊。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源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对通货膨胀系数小于1的货币政策规则。虽然实行扩大有效需求货币政策的想法是存在的，但是本质上依然更关注产出与就业的增长，而且下岗与失业的问题也迫使中央银行与政府不得不更关注产出。虽然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连续8次降息，但是，利率并不是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政策工具，不具备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条件。因而，不恰当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不稳定货币政策规则的共同作用，是中国通货膨胀紧缩形成的重要原因。2002年以后，中央银行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物价开始回升，但是，并未能改变中国实行的是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