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形体之得丧，人生对之无可奈何。然则此无可奈何之人生，意义果又何在？价值果又何在？盖我欲自由，形体并非绝对自由。我具扩大之欲望，形体则无扩大可能。我有不朽之企图，形体亦难期其不朽。且我之所以异于禽兽正是因为不愿自以数尺的空间，和数十年的时间，为其活动的界域；也不愿受制于自然的规定而丧失人生独立性。但这一切，均非形体所能为力，予以满意解答。故庄子另将重点放在“神”上。前已道及，神为形之主，在人身所占分量，甚属重要。而心则为神之所自出，在了解神之形成前，又不可不知所谓的心，其意云何。此处所谓的心，当然不是指形体内这颗由血肉构成之心，而是谓人所特具虚灵之明觉。这虚灵之明觉，无固定位置，无具体实质。从生命说，它是一种灵性，从形体说，它亦可讲为一种灵气，所以《庄子》书中，有时也将心称之为灵台灵府，无非因其为灵性灵气荟萃之意。
普通称之为心灵，当亦本此意而来。血肉所构成之心，仅足产生生理的简单功能，最大的效用止于维持形体的适度活力。
而心灵的变化却广泛得多。如“游心乎德之和”，“以其心得其常心”，“无形而心成”（以上所引皆见《德充符》），“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乘物以游心”（以上所引皆见《人间世》），“至人之用心若镜”（《应帝王》）都是，如果这一心灵之气、之性，被外界事物干扰，亦会变成“师心”（《齐物论》
《人间世》），即是此心外倾，“以知为师”（《庚桑楚》），庄子甚不以为然。“师心”或名之曰“成心”（《齐物论》），其所显露，或为“生心厉”（《人间世》）之心，或为“心捐道”（《大宗师》）之心等等，所产生之情态，更是复杂万状。如云：“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鬬。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 ”（《齐物论》）从“日以心鬬”到“近死之心”，人心沦落到如此程度，只随外界之“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而动荡不宁，永无了时。
欲此心灵恢复或保持原有纯真，则当“自事其心”，由以虚为“心斋”（《人间世》）而“刳心”（《天地》）、“洒心”（《山木》）、“顺心”、“解心之谬”（以上均见《庚桑楚》）、“解心释神”（《在宥》），“无听之以心”（《人间世》），“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无心而不可以谋”（《知北游》）等功夫，而形成“虚室生白”（《人间世》），或“常心”（《大宗师》），或灵府（《德充符》），灵台（《达生》）之心始可。积之既久，此心当能将其本有之灵气变化，超越乎知、情、意各种功能，透出一主宰的能力，这便是“神”。神虽具主宰能力，但由心思分散向四肢百骸，遂亦有“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外物》）之时；尚须经过“其神凝”（《逍遥游》）、“精神专一”（《太史谈论六家要指》）的阶程，而后不受外界任何变化影响，以至于有如“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齐物论》）。始能突破形体之限制，向外流露散布，随感而应，变化无方，充塞于天地间，而无乎不在。于是，神而明之，自然遂一无所隐遁，入于我之涵泳与欣赏之中，或则“旁礴万物为一”（《逍遥游》）或则“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天地》），此之谓“心（神）有天游”（《外物》）。能够神凝或精神专一而达于“心（神）有天游”的人，庄子尊之为“神人”。《逍遥游》、《天地》各篇，对之均曾加以描述。有谓后世神仙思想，或即由此开其端，唯非原来本意。
这种由心灵发出之精神，扩大自由活动，远非形体所能企及。离开形体之我而言此精神之我，则精神之我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只是精神之我的活动场所，或为其感觉之所对，或为其思虑之所及。凡百事物皆为此精神之我而存在，宇宙所有亦皆精神之我所能包举。故精神之我广大无垠，横遍十方，竖穷三际，非时空形式所得而局限。故曰：“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渊泉而不濡，处卑细而不惫，充满天地。 ”（《田子方》）又曰：“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
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同帝。 《刻意》
（按，同帝即是精神上合于天之意）以是之故，蜩鸠恃其形，终仅腾跃数仞，翱翔蓬蒿之间而止；而鹍鹏因其化（此所谓化，常为精神活动突破形体限制之喻）则可远徙南冥，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两者之差，何堪道里计。庄子由此得一生命之瑰玮构想，人若能超越形体之拘束，为精神另辟一理想之境，当可使人生之意义丰富，人生之价值提高，这便是逍遥世界之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