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的理论分析指出，在威权体制下，如果国家政策偏离了社会利益集团的平均偏好，那么该国即使与国际经济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利益外向型集团仍可能无法制约领导人的决策。德国政治体制具有浓厚的封建军国主义性质，利益内向的容克地主贵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垄断国家政权，而具有和平倾向的利益外向型集团处于政治体制的边缘位置。这种政治结构决定了扩张性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必然渗透到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之中，并与钢铁、军工大企业集团互相利用，从而形成列宁所说的“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致使侵略政策在德国大行其道。
4.5.1 普鲁士军国主义政治体制
德国的统一是“普鲁士王朝和容克的统治扩大到德国”，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和容克地主在帝国中占统治地位。1871年通过的帝国宪法规定，皇帝有权指挥帝国的全部武装力量，签订国际条约，任免国家官吏。德国的立法机关包括联邦议会和帝国国会。帝国国会由全体成年男性普选产生，但它无权罢免由皇帝任命的政府部长。法律必须得到联邦议会和帝国国会两院多数通过并经过皇帝和首相签署才能生效。因此，从形式上说，关税和军事预算需要立法机关批准通过，不是简单地由政府部门一手操纵。但是，立法权力有利于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有提出和搁置议案以及杯葛帝国国会修正案的权力。这个权力至关重要，因为普鲁士是帝国最大的邦，占帝国全部面积的55%和人口的61%，容克贵族地主操纵着联邦议会。正是有了这个权力，德意志帝国政府与外国签署的任何协议必须符合普鲁士地主等农业集团的利益。
总之，皇帝、首相和容克贵族地主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主导力量，它们的统治虽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但手中拥有关键性的否决权。由于这个原因，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为了实施自己的政策主张，如果不联合皇帝、首相和容克地主就注定无法获得成功。由于反对自由贸易和支持扩张主义政策的利益集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利益外向性的势力集团处于微弱的权力地位，这使得1871年以后德国对外守成的维持政策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4.5.2 俾斯麦时代
为了解决1873年的经济萧条导致的国家税收危机，俾斯麦成功地促成了德国大资产阶级和农业集团之间的联合，即所谓“钢铁和黑麦联姻”，决定通过征收关税来弥补政府的开支缺额。1879年颁布的保护关税法，大大提高了钢铁、工业制成品和谷物进口税。这是容克地主和诸如克虏伯等钢铁、军械重工业企业双方利益一拍即合的产物。由于普鲁士农业不具世界经济竞争的比较优势，因此容克地主需要提高农业关税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重工业企业也可以借助关税壁垒来迫使国内制造商使用本国的钢铁原料，从而维护国内垄断地位。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政府部门的撮合下，农业集团和钢铁行业互相利用形成了保护主义的稳固联合，而支持自由贸易的集团则被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俾斯麦和普鲁士军队积极鼓吹保持经济自足和建立强大军事的观点，德国对外政策中的扩张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在这种社会舆论的影响和“钢铁和黑麦婚姻”的推动下，19世纪80年代末，德国开始大事扩充军备，1887年通过了实行征兵制的陆军法，1885年至1890年用于海外征服和国家防御的开支几乎增加了100%。
4.5.3 全球政策和关税联盟计划
1890年3月，俾斯麦因同德皇威廉二世发生政见冲突而辞职。注重对外贸易的继任首相卡普列维在1891年至1894年期间与外国订立了一系列的贸易通商条约，德国的保护主义和黩武扩张倾向有所收敛。卡普列维的关税减让政策虽然给国内带来了“廉价的面包”，但却导致了他与容克地主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决裂，因而在1894年下台。
卡普列维的“新路线”流产以后，保护主义和军国主义又重新主宰德国政治。1897年、1898年和1900年，德国通过了三个海军法案，大规模扩建海军。1902年，帝国国会又批准了实行谷物保护的关税法，容克地主从中获利12亿5000万马克。这两项立法表明钢铁和黑麦联姻的再生。正如斯图尔特？休斯（H。Stuart Hughes）所说，“在德国，海军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德国舰队不仅从富裕的中产阶级吸收军官，而海军开支的增加本身更意味着重工业定单的增加；而农业集团投票赞成海军预算，是为了得到重工业集团在农业关税上的回报。
从1900年开始，德国皇帝和首相布洛恢复了俾斯麦时代的做法，即在互有所求的大工业集团和农业集团之间充当“诚实的掮客”，使这二者共同服务于威廉二世的“全球政策”。所谓“全球政策”，就是以实力向海外扩张，争霸世界，从而获取海外市场和原材料，以实现经济自足和更高水平的工业化。1899年12月，比洛在议会中要求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并宣言“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德国人民不是当铁锤就是当铁砧”。为了推动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消除经济上的脆弱性，德国领导人还提出要建立由德国主导的关税联盟来塑造欧洲大陆的经济关系。在德国大工业和容克地主等利益集团看来，全球政策和欧洲关税联盟计划将使德国能够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并增加德国在欧洲大国俱乐部中的权力地位。在全球政策和欧洲关税联盟计划以及由布洛和1909年接替布洛的贝特曼？霍尔威格所极力撮合的大工业集团和农业集团的利益联盟驱动下，德国关税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军费开支急剧增加。
那么，投资银行、出口业和制造业等利益外向集团起着什么作用呢？这些利益集团支持发展对外经济交往和维持与其他大国的良好关系，它们于1909年组成汉莎商贸工业联盟以规避关税保护和贸易战。但是，这是一个以反对右翼为目标的构成泛杂的联盟，不是紧密的利益联合体，后来被重工业从内部瓦解了。从这种意义来说，汉莎联盟首先是“钢铁和黑麦联姻”的产物，而随后又成为它的牺牲品。汉莎联盟的局限性显示了德国政治体制中利益外向集团所处的窘境。
实际上，对于建立欧洲关税同盟和开辟海外殖民地的政策目标，德国大多数利益集团出于各种原因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支持，所不同的是对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有不太相同的意见。像投资银行、制造业和出口业等受惠于外部经济联系的利益集团希望获得殖民地以满足原材料的需要，以及通过建立欧洲关税同盟来改善在欧洲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但是，它们认为德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也不情愿战争可能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因而主张通过和平的途径来改变德国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这派利益集团尤其重视发展和维持与英国的良好关系。德国农业和重工业集团总的来说支持高关税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德国农业与匈牙利和殖民地相比不具比较优势，因此农业集团具有很强的保护主义偏好，这是利益使然。而1913年占德国出口22%的重工业之所以在保护主义问题上与容克地主结为联盟，主要出于三个原因：首先，重工业接受扩建海军舰艇的定单有额外补贴，它不愿意有外来竞争者；第二，重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反对社会劳工立法方面与容克地主有共同利益，因而互相利用；最后，重工业的固定成本投入巨大，国际竞争激烈，实行关税保护使重工业能够维持国内高额垄断价格和迅速补偿固定成本投入，并进而以边际价格而非平均价格向国外出口。此外，农业集团和重工业集团都相信，要维护德国经济的独立就必须改变德国经济上的依赖性，并主张不惜以战争达到目的。与金融财团的悲观看法不同，容克地主和重工业集团对德国的军事实力抱有信心，认为金融财团要求与英国妥协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由于德国政治体制的权力分配偏向于军队、容克地主和重工业集团，这决定了德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扩张性。在这些利益集团的主导下，德国军事开支急剧飚升，1911年只有13亿马克，1912年猛然增加到20亿马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容克地主成功地贯彻了自己的意志和主张，军费增长的大部分主要用于陆军。
总之，由于浓厚的封建军国主义政治体制有利于具有强烈黩武扩张主义倾向的德皇、首相和容克地主，使利益内向的集团成为政府决策的主导政治力量，而立场温和的主张发展对外经济联系的利益外向集团无法左右政府决策。因此，严重依赖国际经济联系的德国仍然避免不了扩张性政策偏好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