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德国是1914年之前欧洲均势政治的主角，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和工业力量，它们的战略能力和战略意图成为维持均势的关键所在。不过，相比较而言，英国处于相对衰落之中，德国则呈现不断上升的势头。德国的重工业产量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超过了英国，20世纪初德国GNP的增长速度是英国的两倍。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工业品超过了世界产量的1/4，而到1913年这一比例萎缩到13.6%，德国的工业品份额则上升到15%。但伦敦继续保持着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有着无与伦比的航运业和保险业优势。
德国凭借高度工业化所提供的雄厚经济实力，大力推行军事现代化，从而成为欧洲大陆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德国采取了野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政策，力图操纵三国同盟来称霸欧洲，并且极力扩建海军以夺取制海权，保障其在商业贸易、海上运输和对外投资方面与英国的竞争。1897年，德国占领中国的胶州湾和青岛，次年从西班牙手里取得加罗林群岛、马利安纳群岛和帕劳群岛，1899年和英美签订条约并获得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1902年修建巴格达铁路直逼英、俄中东利益。德国对外扩张步伐强化了德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尤其是海上霸权国英国的直接对抗。
由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光荣孤立”政策赖以推行的经济优势和海上优势经受着德国的空前挑战，英国开始担心如何确保自己的海上霸权和广阔的殖民地不受崛起国的挑战，英德矛盾于是上升为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是否采取与法俄联手来威慑德奥的侵略对欧洲均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诞生与19世纪90年代的法俄同盟在1905年以后已经不能平衡德奥同盟了。虽然俄国实力在一战之前的几年里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从维持欧洲均势的需要来看仍然必须得到英国对法俄同盟的支持。1913年法俄同盟的工业实力已落后于德奥同盟，但法俄同盟加上英国的总体实力则明显超过德奥同盟。英、法、俄、德的战略决策者都认识到，英国的立场决定了欧洲均势政治的摆向。法、俄两国领导人积极寻求英国承担维持欧陆均势的防务义务。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和其他战略领导人认为，要有效地威慑德国就必须执行与法俄结盟和国内军事动员（比如扩充远征军规模）的制衡政策。1907年，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艾利？克劳在一份著名的外交备忘录（Crowe？Memorandum）中指出，德国积极建立海上领先地位“与大英帝国之存续相违”，并认为有必要与法俄联手制衡德国，因为“最强之军力与最大之海权结合于一国手中，将迫使世人为除去此一梦魇而结合”。他写道：英德“对立的矛盾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两个国家的相对地位之中，不是一种暂时的权宜办法所能消除的。除非英国自愿牺牲这些利益，使它自己失去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否则一场武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911年他又说：“均势包括目前的力量平衡，也包括潜在的力量平衡……如果英国放弃使用武力来抗衡一个拥有像德国这般力量的国家，均衡就会遭到破坏。”德国领导人同样认识到，只要英国袖手旁观，或哪怕只是在战争初期英国不加干预，德国就能在欧洲大陆很快将法俄打垮。因此，德国领导人一直想探明英国是否有干预欧洲大陆战争的意图。
本章的重点是分析英国为什么不能对德国的威胁采取强硬制衡反应的原因，同时也要简要地回答为什么与国际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德国会产生侵略性偏好以及大国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变化对法俄同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