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上中天，夜寒露重……
突然楼道黑影中一个什么东西丁冬一响，打断了郭柱国老人沉重而悠长的叙述。
云梦江子听到猫一样的脚步声和低微的抽泣声，那声音在楼道里随着丁冬声悄然而逝。她仿佛又看到极象年轻时的飞镖乔姐的那个不肯再嫁的女人，她那苍白的脸在黑暗的楼道中一闪，象鬼火磷光般一闪。
郭柱国拍拍腰腿站起来，拉亮楼道的路灯一看，原来是一个痰盂被碰翻了——痰盂的水是中午刚换过，干干净净的。他把痰孟扶起，说了声：“又是那只顽皮的猫。”回到阳台上，他伸了伸胳膊说：
“江子，夜很深了，明天我到你住的云梦饭店再接着说吧！”
“不行，”云梦江子心急地说道，“你不接下去讲完，我会通晚失眠，只会受活罪的！”
“那这样吧，”郭老略一思索，说，“就在楼上有一间客房，还有孩子们回来住的一间卧房，你和和子小姐今晚就住这里吧，这样我才有时间讲完。”
“只要能听你讲完，怎么都可以。”云梦江子笑了笑，站起来活动活动手脚。
“到我书房里去讲吧，外面寒气太重。”郭柱国邀云梦江子朝楼道里走去，又回头对和子说，“要不要给云梦饭店打个电话，免得他们等着你们回去？”
“好的，电话在楼下吗？”和子问。
“你只要下楼去告诉我姨侄女育生一声就行。”郭老话未落音，名叫“育生”的那位姨侄女便出现在楼梯口。她帮姨父把月饼点心送到书房，又给姨父和客人泡上一杯热茶，便不声不响下楼打电话去了。
云梦江子和和子小姐在沙发上重新坐下，郭柱国老人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一口，坐到写字台后的自动转椅上，上身往后仰了仰，接下去说：
那年的七月二十一日——这个日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县委通讯员要我赶回去参加晚上的常委会议。下午我到家，乔葳还在公安局上班，家里没人。不一会，县委书记老陈来了，他说晚上的常委紧急会议，是为了解决乔葳同志的问题，并说乔葳的问题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希望我有所思想准备。接着，他把一份材料递给我，我一路看了下去，脑子嗡嗡地好象就要爆炸，心如刀割一般疼痛。外表上我还是努力镇静自己，自始至终把材料看完，而且豁达大度地把“一把手”老陈送出门。
材料是县大队十几名干部战士署名写的，原来独立团的四连长、如今的县大队大队长曹志民的名字签在最后——我悔恨终身的是，当时没有识破曹志民的野心和阴谋，他发难要把乔葳整下来，一直到把乔葳关进监狱，都是出于他要得到公安局长那个位置。还有更糟糕的是，我当时认为曹志民的检举揭发言词虽有点过火，但出发点是好的，是立场坚定，党性强的表现。后来为了表示我的“大义灭亲”、“不计较个人恩怨”，我还亲自提名让曹志民接替乔葳当公安局长。
曹志民等人揭发乔姐的主要问题，仍是去年烟波尾剿匪，说她“擅自”——你们注意他的措辞，“擅自”放走了胡春台、黑风等十几名该杀的匪首要犯。而这年四月，胡春台“果然”——注意这个“果然”——勾结从省军区教导团学习队逃跑回来的胡坤，在岳阳康王桥举行反革命暴动，杀害了第一区区委十一名干部，制造了震惊湘北的“四·二”反革命暴动案。接着，湖匪黑风纠集一百多名残匪旧部，扑到我县柳林镇举行了“七·五”暴动。据说这次暴动企图杀害我这个正在那里检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和工作组员，然后再杀向县城。由于我们工作组在那天上午离开了柳林镇，幸免于难，只杀害了两名镇委干部。县大队和公安干警及时赶去包围了柳林镇，黑风及一百多名残匪全部落网。曹志民等人的检举揭发材料上最后写道：公安局长乔葳，最近不经审讯又“擅自”——又是一个“擅自”！擅自无罪释放了二十七名匪徒！他们认为象乔葳这种在旧社会与湖匪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与不少日本军妓又有密切往来的人——只没说她是汉奸了，决不适宜担任公安局长。他们建议县委常委严肃讨论乔葳同志的问题…
县委书记老陈走后，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只觉得浑身着火，唇干舌燥。找暖水瓶，瓶里无水；等乔葳，等到天黑不见回来。我窝着一肚子无名火，到街上喝了二两老白干，吃了碗三鲜面，红着脸直奔县委常委会议室。
常委会议室灯火通明，常委们早已经等候在那里。我看到大家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曹志民列席参加常委会，他以非常客观，非常公允，非常痛切的言词，陈述了县大队干部战士检举揭发乔葳的七大问题。他处处流露出不忍说，只是为了革命，为了乔葳的“政治生命”而不得不说的矛盾心情。他一再声称他是乔局长的老战友，老部下，对乔局长十分尊敬。他把乔葳的问题和盘托出，而又随时都为乔葳说好话，开脱——他越“开脱”，乔葳的“罪行”也就越发暴露无遗，昭然若揭……正是曹志民玩弄的语言魔术，使我当时和后来相当一段时间，都被他的障眼法蒙住。我从心底里感到了乔葳问题的严重，既为她感到痛心、惋惜，又为她感到无地自容。曹志民的讲话结束，会议室象滚开的油锅。有的气愤地说，要撤销乔葳的公安局长，责令她反省交待问题。有的悄声嘀咕，乔葳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最后常委一个个表态，赞成立即撤职和赞成先停职检查的各占一半。这时“一把手”老陈征求我的意见。我为了装得比曹志民还革命，故意把调子唱得很高：赞成立即撤销乔葳的职务，建议公安局长暂时由曹大队长兼任。“一把手”老陈比我冷静而又谨慎些，他把“手”举向另一处。最后常委决议：乔葳停职检查，公安局长暂由曹志民代理，由管政法的副县长、组织部长和曹志民组成专案小组，负责审查和呈报乔簇的问题，经呈报上级批示后，再对乔葳正式作组织处理。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乔姐早听邻居说我回来过了，她准备了我最爱吃的荸荠粥，糯米菱角莲子等合蒸的“八宝饭”，还准备了酒菜。我一进门，她就给我倒水洗脸洗脚，端上满桌吃的。我领了她的情，硬着心肠每样都吃了一点。上床以后，她显得特别温存，搂着我的脖子，抱怨我一下乡就不想回家，笑我在乡下一定找到了比她漂亮的“野鸡”。她的泪水滴在我的胸脯上，诉说她对我的感情，对我的思念；诉说她嫉妒有孩子的女人；咒骂那些四五十岁的南下干部丢了北方老家的童养媳妻子，一到南方就娶上个十七八岁的嫩老婆……
我打断她那些令人心烦的话，问她：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办案呀，”她轻轻巧巧地说，“还不是办理‘七·五’暴动案件，天天审讯黑风那一伙匪徒……”
“听说你未经审讯就释放了二十七名匪徒？”
“是呀！”
“你不审讯怎么就——”我有点上火了。
“那是柳林镇出事的那天在旁边瞧热闹的基本群众，被县大队头发胡子一把抓抓错了，你不给人家磕头赔礼道歉，还敢审讯人家么？”
“唔，那些人一点问题也没有？”
“有几个原来参加过圈子，汉流，可这次没他们的事，总不能见了和尚脑壳就抓虱子吧！”
乔姐说的情况，跟曹志民的检举揭发有点出入。我想对乔葳的问题应当回避，不便介入，横竖县委已成立专案审查小组，我相信组织上会对乔葳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的。第二天上午，我去县委那边，跟老陈汇报和商量了农村土地改革试点情况，下午便下乡——回到我那个土改试点乡去了。
此后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担任了县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没日没夜地沉浸在繁忙的工作里：到各区乡巡视检查面上的土改运动，召开各种会议，举办各种训练班，介绍土改试点经验。年底，我参加全区和全省的土改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获得省委和地委的好评和奖励。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中，我把乔姐的问题丢到脑后去了。那年腊月十九日，我又得到紧急通知赶回县委机关，因为县委书记老陈调地委工作，我接替了老陈的县委书记。老陈简单地移交了工作，开了个欢送会。老陈走后第二天，县委办公室主任把一些“急办”的文件清出来送到我的桌上。我一件一件翻看下去，立即被两个文件惊得目瞪口呆，弄得焦头烂额！
一个文件是地委组织部关于同意撤除乔葳的公安局长职务的批示。
另一个文件是追究乔葳无视法纪，滥用职权，多次冲撞监狱，包庇纵容反革命暴徒和恶霸地主的刑事责任的起诉书副本。
我把两个文件粗略看了一下，锁进抽屉，风忙火急直译公安局。我想找乔葳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澄清起诉书上所提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不相信——难道乔葳疯了么？在停职反省期间，在地委组织部撤掉她公安局长的批复下达后，她竟敢闯进公安局所属的县监狱，一批又一批释放“七·五”暴动的匪徒；在土地改革和肃反除霸的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面前，她竟敢拖延、阻挠对那些反革命分子、恶霸地主分子的斗争，关押，为他们讲情，减刑——该杀的不杀，该关的不关，该斗的不斗……这一切难道是可能的吗？是发生在她一个老游击队长、老共产党员身上的事实，而不是别人故意造谣中伤，蓄意诬蔑吗？
走进公安局院子，远远听到办公楼里有人在拍桌打椅地吵闹，接着看到局长办公室门前挤满熙熙攘攘的公安局的干警。我朝局长办公室走了过去，围在外面的干警嘁嘁嚓嚓走散了。办公室里有四五个人，吵闹的双方一个是撤了职的公安局长乔葳，一个是代理公安局长曹志民。他们把一份判决呈报书，在桌子上甩过来，甩过去，谁也不肯相让，两人粗喉咙大嗓子叫叫喊喊，甚至捶桌子、摔板凳，都想压倒对方。
“曹志民，老子打鬼子闹革命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只晓得坐在地上玩泥巴哩！今天你倒管到你飞镖乔姐头上来了！判决书就是这份——”乔葳把一叠打印的文件纸，朝曹志民的脸上狠狠甩去，“老子画了押的！什么‘七·五’暴动？！就是黑风报复杀人！枪毙的就他一个，另外两个胁从犯各判三年徒刑，其他几十个。统统给我释放！”
“乔局长，”曹志民显然注意到我站在门外边，他故意装做没有看见，但语气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你无罪开释那几批匪徒，柳林镇委那两名遇难烈士的家属和所有群众，都很有意见呢！”
“什么意见？你们县大队抓错了人，不赔礼道歉，难道我这个公安局长还不应该放人？”
“乔局长，我是为您好。”曹志民一脸忠诚地说，“我之所以补办这份判决呈报书，是因为‘七·五’暴动如果不杀这七名主犯，柳林镇的群众就要把烈士的遗体挖出来，抬到县公安局来请愿，那样对你——”
“那是你们不做工作，唆使起来的！”乔葳又是桌上一拳。
“乔葳同志，”曹志民的话句句棉里包钉子，“去年你把胡春台、黑风放走，今年四月胡春台在岳阳杀了十多人，制造了震惊全省全国的‘四·三’反革命暴动。黑风又接着在柳林镇制造‘七·五’惨案，这又是谁唆使的呢？岳阳‘四·三’暴动捕获胡春台匪徒三十四名，枪毙了二十四名。我们的‘七·五’惨案，连七名匪徒都不敢杀，你还要保，要放，这样平得了民愤吗？”
“混蛋！”乔葳气得浑身发抖，“去年放胡春台、黑风，是根据政策放的，因为他们那时愿意改恶从善，投靠人民！今年枪毙他们，是他们犯了新罪！‘四·三’暴功的主犯胡坤，原来捉了又放，还让他去省军区教导团学习。照你的混蛋逻辑，难道那是省军区唆使的？”
曹志民一时哑口无言。
我走了进去。我当然不便卷人他们之间的争辩中去。我跟曹志民打了个招呼，曹志民仿佛第一眼看到我，满脸堆笑地又是端椅，又是泡茶。我转对乔姐说：
“老乔，我有点事找你。”
乔姐怒气未消，一见我，恶狠狠地说：
“有事回家去等，我还没下班！”
我拉着她的胳膊，一边往门外拖，一边说：“回家休息去吧！”我那话的意思是：你的局长都撤了，还在这里闹什么。
公安局大院里，干警都瞅着我。我觉得我的脊梁上有无数目光象鞭子般抽打着。
回到家里，关上门，我拉开架势，要跟乔葳辩论，想说服她，让她主动承认错误，去请求组织的宽大处理——我害怕追究她的刑事责任呵！开始我平心静气，一桩桩一件件提出“起诉书”上的那些事实。没料到乔葳一件也不否认，满口承认“是”或者“是我干的，怎么啦！”我气得把茶杯往地上一摔，压着嗓子嘶喊说：
“乔葳，上地改革，肃反除霸在下面搞得轰轰烈烈。上面有指示，外地有榜样，每个乡都要杀他几个恶霸地主反革命，鼓舞群众，推动运动，难道这个形势你还不清楚吗？在下面听区乡反映，他们报了捕杀对象，是县里公安局压着不办，这拖延阻挠还真是你的指导思想吗？”
“是的！”乔葳她又是个“是的”，接着反过来问：“郭鹏，难道你认为日本人杀中国人杀得还不够吗？还要中国人自己来补一次火，再搞一次‘厂窖惨案’，再杀个三万，三十万，三百万吗？……”
“乔葳，你这是什么思想！”我气愤得差点要打人了。从她的身上，我确实嗅到了一种危险的气味。
“什么思想？用杀人去鼓舞群众，推动运动，跟人家去比赛谁杀人杀得多，那是好思想吗？那是共产党的思想吗？”乔姐用痛苦的目光呆呆地瞪着我说，“每当我在判决死刑的呈报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我的手就紧张得发抖！我总要刑侦办案人员去反复核实，这个人该杀不该杀？那些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或者不杀不能消除他们的危害的人，我才敢呈报杀。虽有血债但已无民愤或者对别人不构成威胁，可杀可不杀的，我就尽量做工作不杀！就是这样，我们县解放一年多已经枪毙四十七人，每个乡都毙了一两个人。土地改革开展以后，每个乡又都报了一批枪决犯。对这样一些人命关天的事，我这个公安局长能不慎重吗？国民党的大官程潜、陈明仁投了降，共产党保他们的命还保他们做官，为什么农村的乡保长投了降就不能放过呢？……”
乔姐一口气象放坝水滔滔不绝“放”下来。她还给我算细账，说什么一个乡错杀一人，全县就是二十人，全省二千人，全国六万人，就等于两个“厂窖惨案”。还说什么柳林镇的“七·五”惨案，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暴动。曹志民要杀那么多人，是因为县大队抓错了人，他将错就错，一为平息群众怨怒，二为捞取政治资本，他想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当时我认为乔姐越说越不象话，她把我们的革命队伍说得那么坏，我不能容忍地呵斥道：
“乔葳！你的公安局长早撤了，你就不要管曹志民的事，在家里好好反省自己的问题。”
“什么？把我的公安局长撤了？”乔姐惊诧地瞪着我。
“怎么？他们没有向你传达？”我也愕然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又是曹志民一伙人的又一个阴谋：在群众中传开了，却故意不向乔葳传达，使她进一步“犯罪”，在群众中充分“暴露”。
乔葳二话不说冲出去了，当晚没有再回来。我估计她找县委其他领导“闹”去了，也不当一回事。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县委上班，签阅那些叫人头痛的文件，曹志民和县监狱的狱长气呼呼地冲了进来。两人把帽子往我桌上一掼，异口同声地说：
“郭书记，我们没法干下去了！”
我请他们坐，泡了茶，冷静地问究竟怎么回事。那位监狱长朝曹志民睃了一眼，结结巴巴地说：
“乔葳同志……早撤了局长，可昨晚她，她带了刑审科的人……冲到监狱……把‘七·五’案犯全放了……连黑风都趁机逃走了……”
我立即随他们去监狱查看现场，询问了刑警人员，证实事实没有出人。回到县委机关，我头昏脑涨，象喝醉了酒。召集县委常委紧急会议，我简单通报了情况，常委会就正式任命曹志民为公安局长，开除乔葳党籍，立即拘留，收监审查，并火速追捕黑风等七名要犯。主管政法的副县长，大概因为顾及我的面子，推推诿诿，不肯在拘留乔葳收监审查的拘留证上签字。我拿起笔，满身正气，悲愤地在上面签了“郭柱国”三个字……
“可怜的乔姐就那样坐了牢房？”听到这里，满眼泪水的云梦江子打断了郭柱国的话。
“是呀，是呀，”郭柱国老人从转椅上站起来，从茶柜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撕开封口，抖出一根衔在嘴上，边点火边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我那‘郭柱国’三个字，害了乔葳，也害了我自己一辈子！”
“飞镖乔姐一共坐了多长时间的牢房？”已是深夜两点多了，和子小姐却越听越精神地问。
“从那年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进去，到第二年腊月初放出来，差不多整整坐了一年。”郭柱国给自己和客人冲上热茶，大家一边喝茶吃点心，一边接着交谈。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云梦江子想起中国宋代苏东坡的这一名句，感慨地说。
“人到愁来无处会，不关情处总伤心。”郭柱国想起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逃奔斜谷口，过栈道在雨中听到隔山凄凉的铃铛声，便作《雨霖铃》怀念杨贵妃的往事，满腹悲伤地说，“我三十多年悔恨、三十多年痛苦的是，我和乔姐做梦都在盼望的那个孩子，竟死在监狱里了……”
“啊！”云梦江子大惊失色，说，“你跟乔姐还生过孩子？”
“我初步识破了曹志民一伙人的阴谋诡计以后，县委组织的乔葳和曹志民两个专案组都在抓紧调查，那天——”郭柱国又深深地把上半身埋进转椅里，一边吞云吐雾地吸烟，一边回忆说，“那天我以乔葳亲属的身分第一次去探监，发现同时在那里探监的还有两个女人，其中有一个你说是谁？——”
“谁？”云梦江子茫然地说。
“就是你的同胞，抗战后留在岳阳的铃木良子……”
“啊？铃木良子？”
“她改了个中国名字，叫胡水香。”郭柱国接下去说，“我刚跟胡水香说了几句话，一起向乔姐的女监走了过去，忽听得乔姐的牢房里，一个婴儿‘哇——’地一声啼哭！我开始一惊，接着一喜，磕磕碰碰地冲到女监里面，蹲在脸色寡黄的乔姐面前。我要抱过孩子看看。我向乔姐说她的问题搞错了，现在正在组织专案组一桩桩一件件调查落实，甄别平反，我还告诉她曹志民已经停职反省了……可是，不管我怎么说，说多少好话，她都紧紧抱住孩子，不肯给我看看，抱抱，亲亲。开始，她听了我的话，呆得象个木头人，接着大声嚎哭起来，抱着孩子跳起来，朝我撞着，踢着，骂着，叫胡水香和那个同来探监的黑衣女子把我赶出去……”
“后来那孩子怎么了？”云梦江子跟和子小姐不约而同地问。
“没过两天，胡水香来告诉我，孩子在监狱里死了！我丢下工作奔到监狱里，孩子果然不见了。我问乔姐：孩子哪去了？她疯疯癫癫地说：死了，埋了，丢到湖里去了……”
云梦江子又听到楼道里嘤嘤的哭泣声。在惨白的月光下，她仿佛看到一条幽灵般的黑影，附着乔姐的魂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