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诗人以沈曾植、袁昶为代表，后继者金蓉镜与沈有师弟之谊，但在强调“以学问为诗”的浙派中，金蓉镜的学问根基想作为沈曾植的“替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他只是诗学观念受沈曾植影响，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未能真正对沈曾植有所突破。袁昶稍年长于沈曾植，两人在诗歌与学术上甚相得，陈衍称：“乙庵博极群书，熟辽、金、元史学与舆地，与顺德李侍郞文田、桐庐袁兵备昶论学相契，词章若不屑措意者”。在宋诗的接受上，两人都受黄庭坚影响，以僻典僻字的方式将黄庭坚开辟的僻涩之诗发展到了极致，特别是大量的使用佛学僻典，使其对宋诗的接受表现出一种异化色彩。道咸宋诗派诸人也有以佛语入诗的例子，如祁寯藻的《诗舲慈仁寺双松图为偷儿卷去以诗见示次韵戏答》中提到“云自无心月自闲，画禅诗境偶相关”，说的只是画与诗的意境吻合；《僧寮假寐》：“菩提亦无树，花蒂于何寄？无钩安用脱，无蒂奚必坠。无睡亦无醒，无思乃无事”，亦只是借慧能的偈语作了发挥，并无多少新意。何绍基的“将军百战功成后，宝相先装万佛楼”则是信手拈来之语，并非精研佛学。事实上道咸宋诗派对佛学是颇有微词的，何绍基在《普贤西向》中曾道：“菩萨亦可怜，敛尽玉毫光，灰槁木然悲悯向西方。不敢回头一东顾，万年枯坐看夕阳。”直接表明了其对佛学的怀疑。郑珍亦不信佛，他说自己是“眼迷不认一切佛，兴热欲返巢经庐”。莫友芝也极少以佛语入诗。因此，道咸宋诗派对佛学是自觉疏远的，现实的重重困难使他们对佛学的价值产生怀疑，他们更看重的具有经世作用的儒学。
沈曾植和袁昶在细节上又有所不同，沈曾植将佛学视做一种学问，能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沈曾植为黄濬诗集题词曰：“有所悟者，能入；有所证者，能出。欧苏悟入从韩，证出者，不在韩，亦不背韩也，如此而后有宋诗。作者清才窅思，悟处极多，此后皆证分矣。发菩提心，行菩萨行，字字华严法界来，岂不快哉”。所谓的“悟入”“悟出”“不在韩，亦不背韩”都只是借佛学强调了方法学，借佛学术语来表达诗学思想。而袁昶在诗中大量使用佛教术语、概念，很多时候是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出现，反映了其儒学观念中间有佛学思想。
一、沈曾植
沈曾植（1851-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庚辰（1880）进士，官刑部主事。历任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护理巡抚等职。沈曾植为近代著名的学者诗人，熟谙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元史、佛、道、医、律等，对西北舆地尤有独到见解。胡先骕在《海日楼诗跋》中道：“先生之学，海涵地负，近世罕匹。诗词藉以抒情，固其余事”。沈曾植著述宏富，有《蒙古源流笺证》《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等，早年耽于学术，为诗较少，且不加意存留，故遗佚很多。现存《海日楼诗集》著录从光绪庚辰开始，《清史稿》有传。
论及沈曾植诗，陈衍以为“雅尚险奥，聱牙钩棘中，时复清言见骨，诉真宰、荡精灵”。王蘧常说其“诗学实深，夙喜张文昌、玉溪生、山谷内外集，而不轻诋前后七子。中岁以后，治之渐力，泛滥百家，以上溯汉魏，雅尚险涩，于聱牙诘屈中，时复清言见骨，又或踔厉风发，意外惊绝”。樊增祥则于《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称其诗：“盖得景文之雅而去其绮，得双井之奥而去其晦，得学易之淡则去其率，得后山之朴而去其僿。自浣花以来，别辟一天地”。沈曾植诗学功夫深厚，在创作中表现出对多种诗风的继承。其对宋诗的接受和定位，取决于其接受宋诗的美学视角。
（一）宋型文化基础上宋诗学
傅乐成先生认为宋代思想合流是宋型文化产生的基础。他说：“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沈曾植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佛学家，他根据宋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将儒、道、佛同样地视做学问之途，认为“近世禅学不振，盖由不读儒书之过”；又说“日本佛法，在亚东为最后衰者，由其兼习儒教而然”。所以，沈曾植所欣赏的是充满文化深度，融儒、释、道于一体而又有内涵的“老境美”，“老境美所反映的是一种人世沧桑的凄凉和强歌无欢的沉郁，它源于当时作家心理感情中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这种美就是宋诗在其特定的文化环境下的产物，在沈曾植看来，宋诗的这种美主要表现为厚重的历史文化关怀、绵密细致的思理和峭拔沉郁的风格。
因此，沈曾植将这种宋型文化下的宋诗学视做正轨，同时也不断地阐述着宋诗的这种美学观念。他在《雪桥诗话序》中说：
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称其诗以论其事，稽其谋，度其心虑，人伦之纪，春秋之事，不在兹乎？
沈曾植的诗论不是建立在单纯的文学之上，而是将其纳入文化体系之中，通过诗歌在文化体系中的作用，表明诗歌是与“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同样不可或缺的事物，“人论之纪，春秋之事”则强调了诗歌教化意义及其反映时代精神的功能。进而表明分析认识诗歌必须将其置于相应的文化环境中。在《张文达公退思轩诗集序》则说：
诗之言志而以会意言之，亦得兼象于时……毛诗小序三百，而不言时十之二，皆期所赅广博，不可以一事训诂者也。可以一事训诂者，则莫不指其时而序说之，诚知夫志与时之相摩相荡以为诗也。
能够考证时代的诗歌，是“志与时之相摩相荡”的产物，自然也是志与时的反映。而不能考证时代的诗歌，则应该涵盖广博，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比较而言，宋型文化下的诗学，同样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同样是“一代之大业”。因此对于各有所擅的艺术作品不能持偏颇的态度。
开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晋、宋追两汉之思。经大历、贞元、元和，而唐之为唐也，六艺九流，遂成满一代之大业。燕、许宗经典重，实开梁、独孤、韩、柳之先。李、杜、王、孟，包晋、宋以跂建安，而元、白、韩、孟，实承其绪……贞元、元和之再盛。不过成就开、天未竟之业。自后经晚唐以及宋初，并可谓元和绪胤。至元祐而后复睹开、天之盛，诗与书其最显者已。
“开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晋、宋追两汉之思”，强调要探本溯源，而“经大历、贞元、元和，而唐之为唐也，六艺九流，遂成满一代之大业”，说明“开元”起到了开启下一代的作用。后代所取得的成就要么是“成就开、天未竟之业”，要么就是“复睹开、天之盛”。但是，沈曾植这样的论述，并非将前代作为不可超越的历史高度，而是把后代所取得的成就与前代放在并驾齐驱的位置。因此，在沈曾植认可的文化体系下，宋诗与唐诗具有同等的价值，它们之间没有高下之分。
（二）“诗史”说与“因诗见道”
宋代的诗史在表达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诗记史；二是诗中的史家笔法。在内容上重点突出的是杜甫那种“致君尧舜”的爱国忧民精神。沈曾植在这里却用了“以大喻小”的方法，他将一种放大了的精神还原为具体可见的方法学。沈曾植指出诗史具有考证诗人生平、还原历史面貌的作用，他说：
以事系日，以日系月，史例也。宋人以之治诗，而东坡、山谷、后山之情际，宾主历然，旷百世若披帷而相见。彼谓诗史，史乎史乎！
宋代的“诗史”概念都是从宏观角度来审视诗歌的作用和意义，而沈曾植却将“诗史”说落实到诗人生平与诗作编年的具体问题上，将“诗史”转变成了针对具体问题的学术方法。这样的转变，与宋代的“诗史”及其后的演变都有所区别，成为沈曾植独特的“诗史”观。
宋代文化的发达和宋人理性精神的增强，表现在诗歌中就是“以理为诗”。沈曾植自身的学术背景和深厚学识使他对诗“理”有着特别的兴趣。袁昶、樊增祥二人就各自诗风发生争辩，请沈曾植评判，沈作诗《越老近日与樊袁酬唱往往齿及下走辄为两绝奉览效云门体》曰：
演雅巧知侔色称，善鸣当复寄澜翻。何因元祐诸贤集，只著焦明睫上观。
脉脉幽丝一缕情，功裘女手可怜生。若为雨壁萦蜗字，亦被诗翁体物情。
沈曾植对于樊袁二人诗歌本身并不作任何评价，只是述说了黄庭坚的演雅与体物察情的宋诗情怀，把评判标准列出，由作者自己去衡量。名义上称为效樊增祥的“云门体”，实质是这种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以“明理”为目的创作旨趣都是宋诗的本色。在《渐西村人安般簃集序》中他称赞袁昶诗为“三复斯编，庶几脱落陶谢之枝梧，含咀风骚之推激”。对袁昶诗言理趣，融陶谢之长，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出于学者的本色，在沈曾植看来，知识或者学问才是“理”的核心成分，其他的东西只是求“理”的媒介。他在1918年的《与金潜庐太宋论诗书》全面地论述了“因诗见道”的诗理表达方式：
凡诸学古不成者，诸病皆可以呆字统之。在今日学人，当寻杜、韩树骨之本，当尽心于康乐、光禄二家（所谓字重光坚者）。康乐善用《易》，光禄长于《书》（兼经纬）。经训菑畲，才大者尽容耨获。韩子因文见道，诗独不可为见道因乎？
宋诗追述杜、韩的方法学在他这里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了解释，将杜、韩、谢、颜等人统揽一起。他强调的是“今日学人”，借助于“杜、韩树骨之本”而尽心于颜、谢。进而说明既然韩愈可以“以文见道”，为什么诗就不能成为“见道之因”呢？沈曾植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认为诗是可以作为“见道之因”，这样一来，又走上了理学家那种“文以载道”的文学工具论，诗本身的作用再次被削弱了。
沈曾植的诗歌风格，是从韩愈和黄庭坚一路来，他亦有诗自道诗学家数：“卅载故心如梦见，瓣香何敢废涪皤”；“白家广大元无数，得似韩门变态无”，表明他在诗学上对黄庭坚、白居易、韩愈等人都有所借鉴。只是对于他这样一个有着丰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更愿意在创作中彰显学问而已。丰厚的学术背景使他对宋诗的接受，往往以其固有的诗学观念与宋诗相近者互融互化而成，有其新意但非宋诗学原有之意，例如上面所述沈曾植的诗史观和“因诗见道”，都是从宋诗而出，但又偏离了宋诗的轨道。也许正因为如此，沈氏的诗歌在当时身列同光体大家，但诗歌影响力并不大，他所努力的方向，的确是对清前、中期浙派的修正，只是这种修正的方式未免过偏。
二、袁昶
袁昶（1846-1900），字重黎，号爽秋，一号渐西村人，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户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累官徽宁池太广道、江宁布政使、太常寺卿，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上疏主张镇压义和团被杀。著有《渐西村人初集》《安般簃诗钞》《于湖小集》《于湖题襟集》等。
晚清的时乱世变在诗人心灵深处引起的振动难免使其产生浓厚的忧患意识，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反应。宋型文化赋予士人的那种“内省而广大”的精神使得不同性格之人以不同的方式应对世变。袁昶幼从刘熙载学，兼取西学，不囿汉宋，然其质本于理学，诗学观亦出于此。论者多指出其诗有“以学问为诗”、生涩奥衍的特点。沈曾植评论袁昶的诗歌是“蟠际一干，朴老扶疏，发为枝叶，离离郁茂”。汪辟疆则说：“渐西村人诗，硬语盘空，遣词命意，不作犹人语。或有议其僻涩者，要非定论”。由云龙《定庵诗话》称：“渐西村人袁爽秋，诗亦学宋体，而好用僻典。与嘉兴沈子培同调焉”。袁昶的诗学观念建立在理学为基础的儒家思想上，他对沈曾植提出的“向学入道”表示赞赏：“子培兄极言，人家子弟不可不读《吕氏童蒙》及《小学集注》《晁景迂儒言》《刘元城语录》《宋名臣言行录》，必先端谨其志趣，使无一刻侈然自放之佚志，然后鞭辟近理，渐有向学入道根基”。至于诗歌的功能，他并不强调教化作用，认为诗歌是颐养性情的消遣，只可偶一为之，不应沉溺于其中。在《安般簃自序》中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湘乡曾公感寓诗云：“丈夫求志动渭莘，何用虫鱼自损神。贾马杜韩无一用，岂况我辈轻薄人。”端恪沈闇斋先生曰：词章之士，枝叶繁多，根本欠缺。谅哉斯言。镂冰画脂，浮华相扇，雕章缋句，壮夫不为。义理未昭晰于中，徒逞妍于字句。往往两头明中间暗，乃前贤所诃斥为轻薄人也者，所砭薄为根本欠缺者也。可不憬然知悔哉？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偶以之颐性写心，则犹之可耳。若一味耽溺，便大害事，虚耗日力，有妨正业，此学人之通病，不可不知也。
从这段序言，我们可以看出，袁昶对诗歌的态度有四个方面：其一，要求士人以功业为主，反对沉溺于诗文。“贾马杜韩无一用，岂况我辈轻薄人”即是此意。其二，崇实学，务为“救药世竞衒春华”的经世之学。其三，提倡儒家积极入世思想，认为“镂冰画脂，浮华相扇”会导致“义理未昭晰于中”，缺乏儒家思想的根本。其四，指出“沉溺于诗”的危害，“大害事，虚耗日力，有妨正业”，而且这是“学人之通病”。正因为如此，袁昶并不提倡学人之诗。
论者有以“根柢鲍谢，而用事遗词力求僻涩，则纯乎祧唐抱宋者”评袁昶诗。袁昶的诗学主张确实和沈曾植有着不少共同之处，二人都认为应该从宋诗入手，上溯六朝。在具体的宋诗观袁昶与沈曾植不尽相同，他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诗歌，不拘泥于狭隘的唐宋诗之论争，能公允地看到唐宋诗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袁昶要求诗歌识度与气势兼而有之。因此，他能够在认同各种风格的前提下，正视各家存在的不足。他在日记中写道：
光绪二十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答公度札。论牧斋渔洋以下之为诗，利病尽之。而不能凛凛有正气，古今诗人或长于工律，或长于情韵，与识度气势诸美不能兼有，此无如何者也。如杜韩之五言古，长于气势，变尽唐初四杰之风格，而四杰情韵胜处，则亦非杜韩之所能兼有。北宋欧、苏、王、黄之七言古，长于识度，一扫宋初西昆之声病，而西昆工力之胜处，则非欧苏之能有。……姜夔创为四种高妙之说（言尽意不尽，意尽言不尽，意言俱尽，意言俱不尽），皆第为工律情韵言之，而未赅括识度气势之变。
袁昶客观地认识到古今诗人有别，人不能将“情韵、识度、气势”诸美兼而有之。唐人各有所长，宋代也各有擅长。对于初唐四杰犹有六朝余风的诗歌，他能看出其中情韵胜过杜韩；认为欧、苏、王、黄开宋诗之风气，识度远过西昆，但功力有不及西昆之处。
另外，袁昶对于时人中以效法唐诗的樊稼祥评价颇高，表现得心悦诚服，将其比之于李贺、白居易、温庭筠、李商隐。他在日记中记道：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阅《云门集》竟。唐人言：太白仙才绝，昌谷鬼才绝，香山人才绝。云门颇出入于昌谷、香山、飞卿、玉溪之间。
在将唐诗和宋诗放在一起，进行细致的对比和具体分析时，袁昶亦能根据唐宋诗歌的特点，表明自己的诗学倾向：
唐人以诗为学，宋人以学为诗，根柢华实不同，音节和严亦异。唐诗近风，风多短言，里巷谣谚男女赠答之所为也。宋诗近雅，雅多长言，士大夫伤时述事，短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非老于国故事变者不能。
首先他指出“唐人以诗为学，宋人以学为诗”确为唐宋诗之一大特色，然而“根柢华实不同”一句，则带有主观的倾向性，宋诗本之于学自然根柢深厚；唐诗“以诗为学”，将小技当大道。唐宋诗之孰轻孰重，一目了然。随后讨论的风雅问题，与陈衍相左，陈衍以为世乱时变，诗歌当为变风变雅。唐宋诗之别即为风雅正变之别。袁昶却以唐诗近风，风则以情为主，所谓“里巷谣谚男女赠答之所为也”。宋诗近雅，雅则庄重而富理性，因此用之于“士大夫伤时述事”。另外袁昶认为“宋诗近雅，雅多长言”，认为宋诗的精华在鸿篇巨制上。这与陈衍对宋诗的看法有所不同，陈衍以为宋诗的精华乃在近体，近体诗以比兴之法而使诗“言有尽而意无穷”，宋诗之精华亦“在此而不在彼也”。
但袁昶基于儒学的诗学观，使他始终不能正视诗歌自身，每每论及自己作品时，他往往会先行检讨诗无助于世：
仆曲木散材，局迹代农迴旋依隐。耽陆沉而无远志，触物寓兴，偶拈韵语，率逞胸臆。不求工律，但取剽剥儒墨，刌度情伪，写萧寥独往之趣，寄虚己游世之指而已。间亦感世变之遭一屯，愤龛拯之少术。慜九流之湛浊，睹群策之艰拄。
昨略一披览，了不见胜处，且写情景句少而说处理猥多，不免如刘舍人所讥，……更卜何时捐去故见，别引新机，得有庄老告谢，山水方滋之异境乎？
袁昶这种认识的根源当是宋诗“自适”心理功能的作用，“写萧寥独往之趣，寄虚己游世之指而已”。在乱世中只能空自感慨“世变之遭一屯”，徒然地“愤龛拯之少术”了。《安般簃诗跋》说明自己诗中描写情景的句子少，说理的成分多，因此不能算好作品，“了不见胜处”，并由此指向六朝的“别开生机”。他在《于湖小集题词》中也说到：“老庄靡谢，山水未滋，勃窣迴穴，浤静萧瑟之际，致角其思理，发其兴趣”。在以诗说理上，袁昶与沈曾植一样，追求的是“因诗见道”，融“理”入景。
袁昶虽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但是由于他对佛学的态度不是当做纯粹的学问来对待，而有信仰的味道在内，因此诗与禅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自然联系在一起，出现他自己所说的“入春禅病兼诗病”，他诗中的禅语则往往是内心禅学领悟的心境表达，如“静领枯禅趣，安排付小诗”，“老去心情依净土”，“净名一卷信心持”，等等，都表现出他对参禅是确有体会，并非徒用禅语。他某些一味突出禅理的诗歌不免枯燥无味，如“净亦无所著，花光次第新。四花参五叶，一性证三身”即是佛教偈语，全无诗趣。由于他对宋诗瘦硬枯涩、议论说理之风的偏爱，所作不免变本加厉而过于质直，佛语多而诗意晦。
三、金蓉镜
金蓉镜（1856-1930），字甸丞，号香严，一号潜庐，浙江秀水人。由监生应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顺天乡试中式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进士，以部属分工部学习行走，历官兵部主事、权湖南郴州知府。著有《滮湖遗老集》《续集》《潜庐文集》《潜庐诗集》《潜书》等。《寒松阁谈艺琐录》称金蓉镜：“诗文渊雅，尤究心舆地之学，尝以《水经注》，参考碑版文学，所题跋识，皆有根据”。尽管如此，其与沈曾植的学术方向和学问深广程度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
金蓉镜在学术上力诋明代王阳明以来的良知之学，推尊程朱理学，以为盛世之学。对汉学宋学及晚清以来不愿守程朱义理之人极为不满，他说：“唯一二老先，守程朱义理不变，救过不暇，故道咸儒者，莫不精训诂，求免弹射而已”。故此能在尊宋学的基础上理解宋型文化下的宋诗学，其宋诗观主要承其师沈曾植而来，并没有太大的突破。
金蓉镜对待唐宋诗基本是同光体派的态度，主张“诗不分唐宋”，从新变的角度认识宋诗，“东坡一生坐诗穷，蓬莱不住住海东。后来苏黄有名字，得祸常剧福亦同。……庄周诋孔常十九，扶摇乃胜后世功。即今求祸且不得，大可掉臂措我躬……”指出宋诗最初以不同流俗的面目出现时，在当时也未能得到认可，但是诗歌要追求的不是一时的流传，而是像孔子那样世代流芳。他在《论诗绝句寄李审言》中道：
一回新胜一回新，卖货儿郎日日贫。李杜韩苏都道了，愿君翻转自家身。
采用形象的比喻，说明像卖货郎那样任货物进进出出，却没有自己的见解是不行的。主张要兼学唐代李、杜、韩和宋代的苏，同时要能“翻转自家身”，走出个人新路，要形成自己的特色。金蓉镜对江西派的讲究句法、炼字也颇有体会，他称：“字纽雌雄读始该，还须识字见心裁。个中玉和无多子，隐括前头有弃材。”他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唐宋诗的差别，但是有些过分强调“识字”。“字纽雌雄读始该，还须识字见心裁”，认为可以通过“字”别出心裁，这里的“字”显见是难字、僻字一类。
金蓉镜在《酬沈乙庵诗代柬》一诗中阐述自己的诗学观点道：
先生诗骨玉树交，高睨圣处挠三爻。食熊食蛙各肥庖，并包众手为一疱。我来问字苦学晚，每以大官陵山肴。作者无数嗜者寡，竹垞而外一例嘲。去年劝我学山谷，今年劝我读孟郊。更和一诗五杂俎，仙人初合续弦胶。独于瘦涩不我许，大苦咸酸皆入炮。……近学韩孟联句体，但觉赋手连书钞。一篇新诗并寄上，唶哉孺子如可教。
诗中表明金蓉镜最初并非从黄山谷入手，但“作者无数嗜者寡，竹垞而外一例嘲”已可看出其对浙派“以学问为诗”持赞成态度。在沈曾植的教导下开始以黄庭坚、孟郊为师法对象，其接受层面主要停留在外在的形式上，对于韩孟以至江西派的“瘦涩”和“大苦酸咸”甚有会心。
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沈曾植肯定了金蓉镜在诗学上已取得的成就，并鼓励其努力打通三关：“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分于前二关，均已通过。但须著意通第三关，自有解脱月在。”沈曾植称金蓉镜于元祐、元和两关已通过，“但须著意通第三关”，至少说明金蓉镜在唐宋诗上已与沈氏观点保持了一致并在诗歌创作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